二

1925年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了议政之路。当时在鲁迅的文章里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于是，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在鲁迅与胡适的不同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见上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是知识界的重任；胡适想的却是，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助现政权的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胡适先后主持过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的周刊，就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高度关切。反观鲁迅，他走向民间，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声。他对于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直接公开批评胡适。随着矛盾公开化，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从大的方面看，胡适曾主张“不谈政治”，后来他却公开出来大谈特谈政治，还爆出了一些令舆论哗然的政治事件，这些都可能引起鲁迅对他的不满和反感。而且还有一件事则很可能直接惹恼了鲁迅，这就是1924年以来发生在北京的女师大事件。

当时，围绕着女师大的学生风潮，在校内外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无情揭露章士钊、杨荫榆的倒行逆施行为；一种是以陈西滢为代表，袒护章、杨的专制和蛮横，对学生的正当行为横加指责。由此引发了鲁迅和陈西滢长时间的论战。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但从他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可以看出，他对体现爱国热情的学生运动虽然也给予了肯定，但对此次“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这样的结局是颇有异议的。而这在鲁迅看来，就是在为章士钊开脱，完全与陈西滢穿着一条裤子说话。所以在与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也曾多次不点名地讥讽胡适。

有趣的是，在1926年5月24日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忽然在天津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同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朋友们和解，结束这场由猜疑和误会引起的意气之争。但是，让胡适意料不到的是这封信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鲁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从此就与胡适彻底决裂了。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展现出疾恶如仇的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相比之下，胡适却对鲁迅表现出了大度和超然，他从来没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鲁迅人格的不敬。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对鲁迅的大度和超然，恐怕就源于这种“敬爱”的“真情”。

不过，鲁迅骂胡适却不搞人身攻击，也对胡适不无肯定之处，一代大师的风范显露无余。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与经济扩张在全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民初的中国也曾迎来一个最为西化的时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问题上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是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之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客观说来，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与“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他随后的“整理国故”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热心与兴趣，这基本上就是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的内容和方向转变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死读书、读死书，其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 /fPCvXfkQuqvG7rkBD6CGwNZ9wBj7Ytk1E1nu1nkxzBJdFO9kM11YcNN83d4Y3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