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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演讲，徐志摩陪伴左右充当翻译。当时，出于对泰戈尔的崇拜，徐志摩以他诗人独有的方式称赞泰戈尔说：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礡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泰戈尔是伟大的，但他在徐志摩的眼中近乎“神”了。鲁迅认为一方面徐志摩将泰戈尔捧得过高，塑造成了天上的神仙；一方面觉得徐志摩如此“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是为了使自己沾光，也变成诗哲。
于是他在《华盖集续篇．马上日记之二》中讥嘲道：“这两年中，就我们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有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鲁迅认为泰戈尔在中国的失败，是被徐志摩他们（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捧”的。甚至十年后，鲁迅还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将“捧杀”解释的更清楚明白。
署名：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
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
，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
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不过，鲁迅的几次讥讽似乎并没有在当时徐志摩的心中留下任何蒂芥，他既没有反击，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仍然以他一贯的天真和热情积极地往鲁迅身边“靠”。但过了不久，又出现了一件“音乐事情”，令他们之间真正出现了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