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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总体的美学特征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当然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20世纪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奋争和磨难，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因此，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就更容易让人理解了。
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倾向，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否定和排斥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当时中国“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现状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无怪乎当时的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人增田涉
因为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在近半个世纪后，吴组缃在北大的课堂上曾对这件往事有过回顾和反思，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杀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
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日本学者鹤见祐辅
曾提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鲁迅早就有“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之说，“有情的讽刺”，其实即是幽默倾向于揭示社会实际情状中的可笑与荒谬的产物。这正是鲁迅希望幽默发展所趋的正路，而有别于林语堂关于“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主张的。
第二，幽默的运用要有一个严格的度。鹤见祐辅提出，“幽默是如文，如水，用得适当，可以使人生丰饶，使世界幸福，但倘一过度，便要焚屋，灭身，妨害社会的前进的。”鲁迅对这一见解实际上也是接受的。他不反对幽默在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但反对幽默的泛滥。
他在《“滑稽”例解》中写道：“慨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样。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就是说，幽默一旦泛滥逾度，势必变质为庸俗无聊。从幽默的度，鲁迅进一步阐发了讽刺艺术的度的重要性。他一则指出：“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二则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讽刺文学是不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对幽默的理论主张并无反感，反而颇多同情。他不但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友人林语堂同声相应，而且通过翻译鹤见祐辅的《说“幽默”》，学习、研究了幽默作为文学的美学要素所具有的某些关于其自身生存的根本特征，如幽默的根柢在同情，幽默的运用有其度等等，并颇多发挥。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的《论语》出版。林语堂和其他一些作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提倡、阐释“幽默”的文章，逐渐推衍为一股幽默文学思潮，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鲁迅的幽默观，便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从一开始的与林语堂倡导的幽默文学思潮有某些契合之点，发展到与之渐成对峙，最后竟至完全仳离。这个时期，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幽默存在和流行的前提。
林语堂认为幽默之风，存乎一心，欲求幽默，诉诸心境。他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但鲁迅却认为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是社会环境。
鲁迅认为，中国没有幽默的传统，中国过去流传较多的是历史上文人的笑话轶事，还有像金圣叹临死时说的那种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掩盖刽子手凶残的话语，而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更何况，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使人们无意去讲什么幽默。针对有人攻击鲁迅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鲁迅反击说：“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
鲁迅从社会环境去分析幽默之存亡的见解，体现了他一贯的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从根本上触及了林语堂的幽默论的玄虚之处。求幽默于心境，而欲求心境的平和冲淡，便只好闭目塞听，从哀鸿遍野、饿殍陈路的悲惨现实中逃出，“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在鲁迅看来，这样的闲话幽默，只能成为替反动统治者“帮闲”的一种手段。
第二，关于幽默的泛滥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界由于《论语》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当时的情形真成了“东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大有风行之概”。文坛上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林氏“幽默风”，鲁迅在杂文集《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说，“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幽默这个名目，自也难逃此厄运。
第三，关于幽默与讽刺的联系、界限与转化。
林语堂虽然承认幽默与讽刺在审美功用上有联系，却严幽默与讽刺之辨，竭力排除讽刺于幽默之外，不愿看到幽默向讽刺转化。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又说：“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在林语堂看来，虽然幽默可能具有讽刺社会和人生的作用，但为葆其纯粹，却不能以讽刺为目的，即万万不能倾向于讽刺；而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则只有避开切实具体的讽刺对象，趋于空泛笼统，使其情调深远，才有望近于幽默。总之，林语堂既不乐意看到幽默倾向于讽刺，又希望讽刺空泛化并复归于幽默。其对讽刺的憎嫌之态，跃然纸上。
而鲁迅与林语堂的看法正相反，他是乐于见到幽默倾向于讽刺的。在鲁迅看来，幽默通常是对可笑事物某种特点的诙谐的揭示，往往含有讽刺的成分。在难以幽默的社会环境中，幽默不可能有恒定的形态，一定会发生变迁、分化。“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歧看，鲁迅反对林语堂的幽默观，是切中要害的。他的声音一出，林氏幽默风顿时减色失势，幽默泛滥的局面也很快得到澄清。一时间批评和反对幽默又成潮流。
不过，当时鲁迅虽反对幽默的泛滥，但并不反对作为美学风格的幽默本身，而且，他对借骂幽默以名世的做法和简单化倾向，也非常反感。他说：“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他还幽默地写道：“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人。”
弄清楚了鲁迅对于幽默问题的全面而具体的见解之后，对于他在30年代帮助日本增田涉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的中国部分一事，就很好理解了。从这件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中，很可以见出鲁迅幽默见解的宽阔和精当。
总之，鲁迅心目中的幽默作家或幽默作品，大抵是含了讽刺的锋芒和滑稽的风格，能聊博一笑，但又“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幽默作品所引发的笑，不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也正因为这样，鲁迅所推崇的幽默作品，在艺术上要求是较高的。他对增田涉说：“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这里，鲁迅对幽默作品提出了“坚实而有趣”的要求，这也可以视为对幽默文学作品中的精品的一个具体而适当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