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上海，林语堂和鲁迅都以文为生，不过走的却是不同的路子。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这是不同的选择，不一定是背道而驰，但分道扬镳是肯定的事情。愈走愈远，既是无奈也是现实。

仔细观察鲁迅和林语堂等几个人在厦门后山上的那张合影，都是在爬山，林语堂是西装革履文明棍，而鲁迅则是长袍布鞋。也许这仅仅是生活细节，但细节有时候折射的是一种走向，林语堂和鲁迅的差异可见一斑。他们为文的风格和人生道路的不同从这样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端倪。毕竟，林语堂是出生在乡村牧师的家庭，他从平和坂仔这偏僻乡村走向厦门、走向上海、走向外国留学，然后回国到北京，到厦门，到上海，生活有不顺心甚至有危险，但总体是向上发展的。在他的内心，欢乐多于忧愁，他坚持的是“人生要快乐”。而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地方望族，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过早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世态炎凉。这深刻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他秉持的是“一生都不宽恕”。

文学立场的不同，让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也磕磕碰碰。开始，他们围绕“痛打落水狗”等有了论争，尤其是林语堂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而鲁迅却认为在生死斗争之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认为，对林语堂“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字里行间的锋芒颇有江湖间的刀光剑影。

不过，“南云楼风波”是他们之间的正面冲突，使他们从文字走到现实的争执。

在鲁迅的日记里，对此曾有记叙：“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而四十年后林语堂在《忆鲁迅》也回忆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裂痕却无法消除。尽管他们后来有次和解，但这样的和解并没有坚持多久，决裂却是紧随而来。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认为林语堂是在暗讽他已经老了。这也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许平常人不以为意的一句寻常话，在心有芥蒂之人的心目中却能滋生出许多遐想。

从1934年起，左翼作家群体增强了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从这以后，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这两个曾经是盟友的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方向不仅仅是各走各的阳关道，而且颇有对阵江湖的架势。 7Sc7w0dq05YpOAUxoMI/tqE4F8j33EJqRFDLGeRcBBAOjvXKKCBlnO9MBds9w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