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文豪,他们在同一个时代放射各自的光芒,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那段岁月。他们曾经相得,也曾经相离。1936年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在美国纽约写的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中这样刻画他和鲁迅的相交:“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言语中,对鲁迅的敬意在字里行间一一闪现。
1923年,林语堂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林语堂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是他和鲁迅相识的开始。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尽管当年胡适对林语堂关照颇多,在林语堂留学海外经济窘困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用私人钱以学校的名义资助林语堂,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到林语堂回国后才知道事情的具体真相。这是很深的个人情谊,但没有影响到林语堂的选择,林语堂站到鲁迅旗下,和鲁迅成为盟友。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两天,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的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信和约稿,然后是林语堂复信和交稿,这是两人“相得”的开始。后来,林语堂和鲁迅并肩战斗,写了许多文章,大谈政治。他还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段经历让林语堂在年老的时候还时常得意地和女儿提起,成为过往岁月闪耀的亮点。
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都上了当时军阀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然后他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这段四个月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
在厦门大学,林语堂极力想照顾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屡屡提及林语堂的这种努力,包括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对鲁迅生活的照顾。当鲁迅在厦门大学不如意萌生去意的时候,鲁迅担心的也是对林语堂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惺惺相惜,而是风雨同程。
当鲁迅离开厦门去广州然后到上海,而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去武汉最后也到了上海,这两个曾经有过密切友谊的人又在一起,但相聚并没有太多友谊的加深,恰恰是他们之间裂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