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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文豪，他们在同一个时代放射各自的光芒，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那段岁月。他们曾经相得，也曾经相离。1936年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在美国纽约写的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中这样刻画他和鲁迅的相交：“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言语中，对鲁迅的敬意在字里行间一一闪现。
1923年，林语堂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林语堂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是他和鲁迅相识的开始。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尽管当年胡适对林语堂关照颇多，在林语堂留学海外经济窘困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用私人钱以学校的名义资助林语堂，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到林语堂回国后才知道事情的具体真相。这是很深的个人情谊，但没有影响到林语堂的选择，林语堂站到鲁迅旗下，和鲁迅成为盟友。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两天，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的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信和约稿，然后是林语堂复信和交稿，这是两人“相得”的开始。后来，林语堂和鲁迅并肩战斗，写了许多文章，大谈政治。他还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段经历让林语堂在年老的时候还时常得意地和女儿提起，成为过往岁月闪耀的亮点。
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都上了当时军阀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然后他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这段四个月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
在厦门大学，林语堂极力想照顾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屡屡提及林语堂的这种努力，包括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对鲁迅生活的照顾。当鲁迅在厦门大学不如意萌生去意的时候，鲁迅担心的也是对林语堂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惺惺相惜，而是风雨同程。
当鲁迅离开厦门去广州然后到上海，而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去武汉最后也到了上海，这两个曾经有过密切友谊的人又在一起，但相聚并没有太多友谊的加深，恰恰是他们之间裂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