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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佥事的鲁迅，为自己被免职一事，不但将教育部和教育总长告上了法庭，而且胜诉，确实出人意料，在中国法治史上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经典案例。不过客观地来说，鲁迅胜诉的案子并不具有普遍性。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的罗文干在谈到当时检察官与权势的关系时坦言：“凡行政长官不喜之人，旦夕得而羁押之，检察官不敢不从也；凡行政长官袒护之人，不得逮捕之，检察官又不敢不从也。是所谓人权保护，悉凭有力者之喜怒，而有力者之喜怒，不得不假借检察官之权力以行之，羁押后又得任其宰割矣。”这说明，在民国时期，司法机关并不具有独立的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
鲁迅能打赢这场官司，与章士钊的态度当然是不无关系的。章士钊在当时身兼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段祺瑞的亲信人物，人称“老虎总长”。但是他毕竟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受“西风”影响甚深。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干预司法，未给平政院施加压力，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这也是鲁迅胜诉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教育总长易培基同情学潮、同情鲁迅，而崇尚国学的平政院院长汪大燮也对鲁迅抱有好感，这一切，都成就了这起经典的“民告官”胜诉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可能是朋友呢！”他和许广平都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又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后来还是常委会委员。由于“章”和“許”（繁体“许”字）两个姓氏笔画相同，二人常常毗邻而坐，相见时非常客气，谁也不提几十年前的事。服务员端上茶来，许广平把茶让给章士钊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章士钊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后来，章士钊的女儿问起当年他们之间如此敌对，他现在怎么看。章士钊微微沉思后缓缓地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