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与章士钊两人首先是在文化思想上的分歧很大。在当时，鲁迅积极倡导和竭力推行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章士钊却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而章士钊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公职，直接原因就是女师大风潮。1922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卸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后，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许寿裳聘请了一批北大教师来做兼职教师，其中包括在北大国文系兼任讲师的鲁迅。这时，北洋政府为控制女师大，煽动部分师生攻击许寿裳，逼迫他于1924年年初辞职。

1924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杨荫榆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任后，一些行为引起了教职工的不满。早年离异的杨荫榆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后，像婆婆一样管理女学生，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1924年11月，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有三个学生因为江浙战争，道路被阻隔，两个月内未能按时返校，被杨荫榆勒令退学。但她对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要求杨荫榆收回成命，遭到拒绝。杨荫榆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学生，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即日起不承认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发动“驱杨”运动。时任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坚决支持学生的举动。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许多教授、学者都卷入进去，一时间闹得京城沸沸扬扬。

当时的教育总长王九龄没有到职，由次长马叙伦代理部务，他曾经表示可以撤换杨荫榆。但是在章士钊上任后，情况就大变了。1925年4月14日，北洋政府任命已于1924年11月担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上任后恢复《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并在国务会议上以女师大学生“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提请通过停办女师大令，并在国务会议上得以通过。8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

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特别是女师大学生，群情激愤，拒绝改组。8月10日，鲁迅等六名女师大教师发起成立女师大全体教员大会，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13日，鲁迅被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

“驱杨”运动升级为“驱章”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

在下令解散女师大后，章士钊派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带领武装人员和流氓、打手，从8月19日起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誓死抵抗，刘百昭一伙便施以武力，把学生强行拖出学校，使不少学生受伤。8月23日，刘百昭向学生发起第三次进攻，驱使“男女武将”强行将学生拖出校。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当刘百昭扬言要将学生政治领袖武装押送回原籍时，鲁迅又挺身而出，冒着风险掩护几名无处藏身的学生骨干，其中包括许广平。校舍被占之后，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找到了一处可以作为校舍的房屋，向社会募捐的收入足够半年的经费，授课教师都义务上课。

随着女师大风潮的升级，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激化。尽管如此，章士钊仍是先来软的，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他的封官许愿被鲁迅断然拒绝。章士钊一看软得不行，便来硬的，他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竟参与学生闹事，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支持学生对抗政府等为理由，于1925年8月12日呈请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章士钊在呈函中说：“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命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旅行。仅呈临时执政。”第二天，段祺瑞执政府就下令照准。

鲁迅被免职之后，许广平等学生来看他。鲁迅靠在躺椅上说：“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根据过去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其实是作茧自缚。”

随后，鲁迅写下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檄文。文章中，鲁迅用火一样愤怒的语言斥责了章士钊的劣行，指出其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 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 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 。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论不打“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 ，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 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 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 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 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 。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 ，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 里的杨荫榆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 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 ，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 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 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 ，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 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 ，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 ，《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 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j/SD0GjHAgAf4bx9c4wr68/l0rZl5aw6FaFDwpEwRBa9kbmRABeXffNmF0auA3U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