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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25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大礼堂里正在纪念两位非正常死亡的学生，她们是刘和珍、杨德群。大礼堂外，鲁迅满脑子都是一个女人的形象，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时，他还在想着，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残忍？“先生为刘和珍写点什么吧！”那熟人说完就走了。鲁迅决定下笔写。文中除了纪念刘和珍的点滴往事外，更少不了对那个叫杨荫榆的女人的痛斥。在他一生的论战中，或许再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够被他如此重视、如此激烈地斥责。
翻开这位手持“匕首”的作家的文集，从1925年5月10日写的《忽然想到之七》到1925年8月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再到1925年11月23日写的《寡妇主义》，直到1926年4月写就并进入中学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杨荫榆的恶名无篇不在：张牙舞爪，恶婆婆，武断，迫害，“可恶、卑劣”……，成了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华民国的教育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吴贻芳，另一位就是杨荫榆。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女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后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前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当然，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