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写怀二首》，［唐］杜甫（712—770）

根据中国的神话，文字的进化过程在三皇时期经历三个阶段：伏羲教华族驯化牲畜，创婚姻制度，并发明占卜预言之术；伏羲随手将蓍草秆一挥在地，发现茎秆堆叠组合而成的图形有意义，因此便想到用符号以承载意义。神农启农业与商贸之始，也是结绳记数的第一人。黄帝则有感于结绳记事的有限性，命令其文官仓颉发明一个更好的体系，这个体系演化成了文字。

相传仓颉长有四目，向4个学生传授文字书写之法。一头无名的牲畜被一只凌空飞翔的鸟从天扔下，在大地上留下了蹄印。仓颉由此受到启发，创造了汉字。当地的猎人向仓颉说，那是一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兽，像一头身有两翼的狮子，名为貔貅。仓颉决定以绘画线条来解读该蹄印，而后更对自然中的其他特殊物象做一番探究与解释，这就是最初的书面语言，即文字的形象。仓颉从繁星和自然万物的形象中，尤其是在动物的踪迹中探究并得到灵感，创造了符号，并由此发展成文字。

人们相信，汉字的起源得益于大自然，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中国文化里，文字与自然的联系古已有之，甚至延续至现代。有趣的是，仓颉从动物足迹中领悟文字的传奇，与苏美尔人传说群鸟会写字，从而将其神化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动物的印迹如同楔形文字，然而，人类却难以解读这种字符中的奥秘。

黄帝最终将其统治权禅让给一位名为舜的贤人，后来的继承人是舜的司空大臣禹，即黄河流域夏朝（公元前2070年）的开国君主。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考证的最早时期。

三皇传说的真实度已很难辨明，甚至连他们是否存在过都是个疑问，但史料证实，中国的书写体系确实与占卜之术并兴，随着农业社会日益发展，文字也逐渐作为计算之用。教化华夏民族两千余年之久的三皇之说同时也塑造着中国的形象，它描绘了一个宗教繁盛、商业繁华、层级繁复的社会。

无独有偶，当时的古希腊与世界其他区域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拥戴这样一项新的书写技术。公元8世纪时，唐朝大诗人杜甫就抨击过这项发明，说它滋生官僚之风。他有诗云：“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杜甫的冷嘲热讽也许是技术谬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相较于因社会需要而创造的技术来说，这是人们所认为的技术改变社会。中国社会不断演进发展，越发繁杂，因此需要文字的辅助，而文字终归会引领人们寻求更好的书写工具。杜甫亦有诗云：“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

相传公元前2700年，仓颉造字，但在黄河流域附近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却是公元前1300年的。比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最早文字晚了近2000年，比在埃及发现的最早象形文字晚了1000年。文字虽然不是由中国人首创的，但汉字依旧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书面语言。

最早的汉字面世于黄河流域——它于公元1899年被洪水带出，在人们挖掘所得的文物上共有3000字，全部都刻印在龟甲和鹿的肩胛骨上。所有的文字都是做占卜之用，例如，先民在进行诸如收割或远行之前，会向法师问卜。

后来，人们在这个体系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字。汉字便成了一种黏着型文字，形成从右往左、自上而下的阅读方式。虽然字符相异，但汉字与楔形文字极为相似。

商朝时期（约前1600—前1046），中国先民初步适应了有序的农业生活，于是建神庙、修祠堂，敬以虔诚，因为人们做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询问神灵与先祖。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书面形式的宗教。在祭神之前，人们会将信息写在龟甲兽骨做的笺奉上，并给神灵献上祭品。他们会把青铜器皿烤得火热，将骨头与甲壳投入其中，直至裂纹出现，而法师则会对这些裂纹的含义进行阐释。

时至今日，考古发掘约15万块写有文字的殷商甲骨，其中的文字数量并非黄河流域中所用的600字，而是三千余字。这恰好是东西方文字的不同之处：汉字的字符体系不减反增。直至公元1世纪，纸开始得到广泛使用，此时汉字已达9000字，到5世纪增至2万字，10世纪时甚至将近3万字，但相比今天的汉字数量，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新思想与新学科的萌生，使得新的汉字不断涌现。

到周朝（前1046—前221）时，文字继续在宗教领域发挥作用，但文字的载体开始发生改变。甲骨不再被用于书写，取而代之的是青铜器，同时帛与竹也成为很好的书写材料。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文字依然为占卜服务，《易经》（前11世纪—前9世纪成书）对占卜有详细的说明。考古发现的《易经》大部分章节都撰刻在竹片或木片上。

早在当时，中国的等级观念和后来被称作文书的工作便开始显露。国家之间的协议通常是一式三联，双方各持一份，还有一份则为神灵而备。人们往往想象神灵能够读文解字，更愿意接受文字而非口头的祷告。政府也开始将国家之间的协议与对话以档案的形式保存。此类档案数量庞大，一旦争端四起，便能以文件中的记录所指来平息干戈。

在周朝，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当时极其重要的文字记录法。墨子曾写道：“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墨子的时代，是中国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士族对国家的控制日渐式微，使下层人群有机会接受教育，甚至谋取政位。识字的人日益增多。孔子（前551—前479）认为教育不应是上层士族的专权，因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供平民受教。也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批出身寒门的哲学界和科学界的文人墨客开始涌现。

此时争霸的国家也在招徕最具才华的人入朝为官——他们能读会写。传说吕不韦（公元前3世纪）召集了三千余门人，让他们纷纷写下所学，之后他将这些文字收录成一部200万字的著作，并在集市上展示，并重赏对著作提出改进意见的人。吕不韦能有如此举动，说明文字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中的普及度已相当之高。

当时人们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在外出游历时也会随身带上几本。公元20世纪发掘出超过4万件当时的木片或竹片。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私人书信、法律条文、医学典籍、教学用书、历法日程、诗书笔墨、药散方剂，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记录。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以毛笔书写而成的，毛笔是在早期竹笔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工具。人们采用古老的调和技法制墨，以松木为佳，烧制为炭，并和水混合制成，毛笔蘸墨即可书写。商朝时，红色与黑色的墨料一直都被写在兽骨上作占卜之用，而古埃及人也有炼制黑墨的习惯。

以动物毛发制成的毛笔也使书写技术迈出关键的一步。它让在任何物料的表面书写成为可能。在古代中国之前，也许有其他的古文明已经发明了毛笔，却不能像中国一样将其引入人们的生活并成为主要部分，而且一直沿用流传。中国的毛笔文化至今依然繁荣。

为何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归功于发明毛笔的蒙恬？历史学家们至今尚未弄清。蒙恬的家族世代为将，最为著名的事迹是公元前214年，他率领10万（有说30万）兵力，击退北方南下的蒙古侵略者（匈奴游牧民族），而后开始修筑长城以抵御侵略。今天还残存着夯土与夯板做成的长城遗址，而自秦朝之后的数百年里，超过13000英里 的长城被继续修建成形。蒙恬后来解甲从文，成了一名太史官，手执毛笔写下了无数的文录。鉴于毛笔在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地位，很容易让人相信这位兴建长城的一代名将，也是发明毛笔的人。

秦朝时，中国人用木片书写不甚重要的内容，诸如数量繁多的私人信件等；对于事关重大的文件，如典籍和医学文献，就会用新伐的嫩竹削成管状，制成竹简，用以记录。人们将每根管分割成条状，将外层的绿皮刮掉，再用竹条将其捆在一起。竹简的大小不一，短可至8英寸，长可及2英尺。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纵向阅读，正是使用薄长条竹片书写的缘故，但仍然难以解释为何中国人没有横向执卷。而事实上，古人“好纵”比竹简的出现要早一段时间，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纵向铭文的青铜器皿，这也比竹简更早出现。

贯穿整个古代，世界文字的书写方向多种多样——从右往左，从左往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甚至还有从中间向外发散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所写的文字布满整页，用线条引导顺序。希腊的文明发展导致文字方向不断转换。古代中国人也有过几次字向不同的经历——纵向、横向，甚至一度隔行成文，然后需要回读跳过的那一行。

没有人能解释如此多种多样的书写方向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但其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当你观赏一幅中国国画时，画家很明显是个惯于自上而下浏览的人，因为纵向阅览是流行的趋势。相反，欧洲人习惯自左向右看。就像每一位欧洲导演都知道，在舞台上或银幕中的右侧最具重要性，因为这是观众注意力的最后落点。

缣帛普遍被视为纸诞生之前的最后一种书写载体。但事实上，帛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据史料记载，最早使用缣帛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那时甚至连文字还没有。它最初作为寿衣或包裹陪葬物，用以祭神。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帛画是公元前3世纪的丧旗。但在当时，唯有贵族才能用帛来书写，而普通百姓只能用木片或竹为材料。然而，因为帛价格高昂的特性，人们往往会把草稿打在木片或竹片上，定稿后才转到缣帛上书写。历史、宗教、地图、王训及其他打算永世长存的文件都是写在帛上的。

人们到底是如何构想出纸的，一直是个谜团。即便书写工具先于纸，两者也毫无联系。人们将木质纤维碾碎，掺入水，稀释浆液，直至看不见纤维为止，这就是纸的原料。然后把液体舀起，由筛网过滤，直至多余的水流干，仅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杂乱交织摊开的纤维——纸。

纸的发明者也许并不知道：纤维是植物的基本成分，主要由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化合物所构成。因此纤维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种有机化合物，这也正是造纸材料多种多样的原因：木材、树皮、草叶、棉花、绸帛，甚至海藻。在造纸术诞生至少2000年后的公元1838年，法国化学家安塞姆·佩恩 才“发现了”纤维素（C ₆ H ₁₀ O ₅ ）。而中国人却早早地发现了造纸纤维的原料多种多样，也可以用不同的加工方法对其离解（依原料的成分而定）而制成纸。

他们是怎样想到如此妙法的？应该是在不甚了解纤维为何物时，想出如何将其离解的。必须经过重重削切、打浆、蒸煮和浸泡，才能把纤维真正离解开来。之后必须投入某种物料，让纤维交织、混合在一起。毫无疑问，一定是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错，才能让水溶液充分稀释纸料，使之变薄，并成功找到适合的筛网模具的。造纸工需要练就一套熟练的动作：把模具浸泡到浆液被稀释的水中，前后摇晃以形成纤维层。

在“纸前”时代，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木、竹、帛——皆含有纤维，能被捣烂来造纸，这一点意义重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造纸的灵感源于制毡，当人们还在耗费心力编织、敲打毛料，并将其捣碎成厚实的纤维垫时，制毡的技术早已出现。但无论运用何种方法，纸无疑已历经了悠久的演变。如果说某个天才能偶得这个妙法，这似乎不足信！

数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熟知纸是汉朝一位名为蔡伦的太监所发明的。纸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四大发明之首——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其中唯一一项归功于某位具体发明家的发明。

据《后汉书》［汉朝晚期（25—220）的官方史书］记载，蔡伦祖居都城洛阳，在公元75年进宫成为宦官，并于公元89年升迁为中常侍，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开发工具与武器的要职。据《后汉书》所记，16年后，“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种纸后来得到普及，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有三百户人口。史料记载，蔡伦因被控伪造内容卷入宫廷阴谋。公元121年，他在沐浴后穿上华美的官袍，服毒而亡。

蔡伦死后约600年，一种极为普通的工具——石臼被陈列于皇家博物馆，据称它是蔡伦用于将布料捣碎成纤维的造纸器具。人们为了纪念他，特意兴建寺庙，将其画像高悬于售纸店，甚至各家各户的墙上，与一众神灵的圣像并排。

人们在公元20世纪的考古挖掘发现了公元105年前所制造的大量纸张，让蔡伦造纸的传奇不再那么耀眼。出土纸张大部分来自中亚干燥的沙漠地带，这表明纸的出现更早。其中一些来自湿润的中原地区，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很遗憾，它们没能在干燥气候中幸存。

那么，如果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发明者，为何世人会将他铭记于心呢？鉴于其他发明中常见的状况，蔡伦很可能巧用妙法完善了纸张，或将其进行了成功的商业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蔡伦也有可能是知悉纸有书写作用的第一人。纸最早期的用途不过是包裹，尤以包裹药材为主，但部分包装纸上有文字。蔡伦的纸是否更加物美价廉，是否得到普及？他的名与誉从何而来？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汉朝以后，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仿佛到了这个时代才真正自成一族。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最灿烂辉煌的阶段之一，且同时期兴盛的还有罗马帝国，因此必不可少地要把两个文明进行对比。当时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世界上的两大强国。汉武帝曾派遣使节至西方，跋涉12年，最远抵达了几近罗马帝国边境的突厥斯坦 ，因此他了解了罗马人，并与他们进行过交流。汉武帝的疆域开拓造就了“丝绸之路”——一条从西域起始、贯通中亚的重要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的贸易命脉。

纸一经发明，工匠们就开始想到如何把它变薄、变平，并涂上一层蜡，降低其吸收性，使之更适合笔墨的书写。在汉朝时，制作书写工具的需求越发高涨，儒家经典的首个正式石刻版也是在该时期出现的。前朝被毁的典籍也突然涌现出众多文评与再版。更有不少哲学著作以及公元前6世纪的道教奠基之作《老子》再次复苏，这反过来促进了诗词的发展。第一部全方位的国史文献也是在此时撰写的。公元1世纪则迎来了第一部汉语字典，共9353字。事实上，当时的人们所用字数要更多，但这部字典旨在保留公元前3世纪的语言。天文学、数学，以及植物学——皆从汉朝开始出现。

在当时，大量的私人图书馆已被建立起来，藏书及藏卷量达数千册。书店也迅速兴起，而“书肆”一词正是在公元前的最后几十年内的文献中出现的。据记载，公元25年，东汉都城自长安迁至洛阳的途中，光武帝刘秀的记录手稿需要足足2000辆马车才能运完。

不到一个世纪以后，皇家藏经阁的规模便扩展了3倍。这个时期中国识字的人口占比尚不清楚，但上流社会的每个人都能读会写。读写能力与射御之术一样，是年轻贵族准备投身官场所要学习的基本技能。纸与官场息息相关。统治者坚持要求其臣子下属无所不记，而负责记录的官员就名为“史”，现在拼写为“zhi”（纸），最终转变为中文的纸张之意。纸字的偏旁“纟”笔画纵向，曲折回环，意为“交织”。“绸”与“绵”二字也以“纟”为标记。事实上，有“纟”的汉字都代表互相交织之物。“纸”作为纸张之义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4世纪，它出现在一段奇谈当中，讲述了公元前93年的一桩意外：太子因鼻部畸形冒犯了皇帝，因此，当时的御前侍卫江充建议他用一张纸来遮盖鼻子，这里的“纸”便为纸张之义。

虽然直到公元9世纪，西藏地区的人们仍在使用木材和纸作为主要书写材质，但当纸随处可得时，竹片和木片作为书写工具的作用已被逐渐削弱。中国及其他地方至今还在使用帛。帛比纸更彰显奢华，甚至据传，人们之所以用纸，是因为他们买不起缣帛。这句话也证明了帛非常昂贵。公元14世纪时，摩洛哥丹吉尔的伊本·白图泰 到麦加朝圣，旅途前后长达27年，他途经中国时，竟为当地丝绸低廉的价格而愕然。他在游记中写道：

“集市中的丝绸琳琅满目，因为在各地的树木上都栖居有蚕，以叶为食。因此人们用蚕丝做绸，为赤贫之人做衣裳。”

在公元2世纪，纸的质地开始发生变化。它变得更柔韧、更轻薄、更普及，制造成本也更低了。从最早的纸到蔡侯纸，都是以此方法制成的：用石臼将植物纤维捣烂成浆，然后将浆液倒在水池上的模子里直至成形。因为当时人们对纸张的需求不高，加工方法效率低不是首要问题。然而，随着文字这一发明的普及，便有越来越多的百姓要用到纸了。

为了寻求一种更快捷的造纸方法，中国人打造出了一种新模具——一种能够放入大桶里浸染的两面竹筛，并在舀起时前后摇晃过滤。大桶和模具的体积，以及浸染工的力气是决定纸张大小的仅有的限制因素。纸浆一旦均匀覆盖模具——只是几分钟的工夫——人们就可以取下纸张，一张新纸随即成形。时至当代，造纸的技术推陈出新，更优质的模具、更强大的能源，以及更高效的打浆机都已面世，但造纸的基本手法却几乎没有改变。就连今天的机械与机动造纸机也模拟了当初的手工技术。

到公元3世纪，为了避免让纸吸收过多墨水，人们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上浆。起初在纸当中加入石膏，后来混入用苔藓制成的黏胶，再后来依旧运用上浆技法使纸张更坚固。之后的几个世纪，造纸模具的容积不断增加，造纸工的手艺也越发精良。公元6世纪时，一般纸张宽1英尺、长2英尺，这个尺寸还在继续增加。长长的纸卷轴相当于30张纸首尾黏合，书写面积相当可观，至今仍然风靡。这种卷轴有别于不安装滚轴的纸莎草纸卷轴，在两端设置了木质滚轴。此外，具有特定用途的纸的产量也越来越多。官方的诏书一般用藤纸，而画家喜欢用桑皮或竹做的纸，吸收性更强——这种材质使画作产生了柔边与模糊效果，能够凸显中国山水画的朦胧美。当时混合纸也已升堂入室——许多纸都加入了草或是混入了其他材料的草。为了防止虫蛀，公元674年，朝廷下令造纸商在制作政务文件纸张时，加入从喜林芋花蕊中提取的毒素，防止纸张被虫鼠咬食。

在造纸方面，中国人不仅精益求精，而且在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上毫不吝啬。他们对纸的选择十分挑剔，一旦选好便大批使用。他们制作各种纸帽、纸衣、风筝、灯笼，以及纸扇，炬之以丧葬，用之以祭祀。喜庆新年之际，人们会把红纸对联贴在门上，这种习俗从旧时一直沿袭至今。而风筝原本是军队用作传递信号的发明，后来士族发现将其作为玩物也饶有趣味。纸杯与厕纸相类，也是中国古人的一项发明，虽然别有风趣，却未被列入四大发明。即便伊本·白图泰本人来自用纸普及的国度，他也惊叹中国人用纸的程度之深——惊叹他们描摹来客画像并张贴全城的方法，惊叹他们巧用厕纸清洁，而非冲洗全身。

丧葬的用纸量也十分巨大。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贵重物品都被当作供奉神灵的陪葬品与逝者一同入土。汉代时，人们用钱币代替金银珠宝，后来用纸仿制贵重品与冥币，这仍可敬奉神灵。古人以锡纸包裹冥币来伪装银币，或者用海藻汁液将其涂黄来模仿黄金。

公元9世纪时，纸币开始在中国流通，人们开始在葬礼上烧钱。然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烧假钱要比真东西好——甚至假得让人无法当作赝品。马可·波罗亲眼见证火葬中的纸币和数不胜数的陪葬品——包括马、骆驼，甚至奴仆——都是用纸扎塑而成并被置于熊熊焚烧的柴堆上的。为逝者烧纸的习俗甚至随着时代发展步入了当代社会。著名汉学家钱存训 曾推测在公元20世纪早期，中国手工纸用得最多的场合是丧葬。

中国人以其不同凡响的创造力来对待书写。直到公元前3世纪，一位作者依然能创造出自己的字符，一个城镇可以选择使用另一个城镇的字符。但人们最终还是建立了一套统一文字的标准。汉朝时曾出现了3套不同的文字标准，到后来发展出其他更新的文字系统。文字虽得到简化，但其中无一能被广泛使用，文字数量同时又在不断增加。由于汉字的数量与复杂性，因此人们将繁体汉字体系改进为“简体”——书写笔画更少的汉字——成了现在的字体规范。但即使简体汉字直截了当，每个字的平均笔画也达到了13画，如“纸”字也要7画——比西方字母表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笔画都要多。

建立简体汉字系统意在统一全中国人民的书写方式。然而，虽然应用了新的体系，一些标新立异的人往往能找到自己的一套表达方法。他们会使用规范的汉字，会遵循既定的规则，却偏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独特的才华。笔走龙蛇的书写——书法——是中国的第一种图形艺术。虽然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先习摹绘，再学书写，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你要先懂得写一手优美的字，而后才能画出一卷精美的画。精通了笔墨丹青之后，你就可以钻研诗词写作，不过很多人坚持做书法家，而不是成为诗人，因为书法在中国是深受青睐的艺术。

书写材料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由帛变纸的过程。因为质地柔软，缣帛是书法的优良载体，但也唯有社会名流、富人阶层才买得起；而纸的发展意味着书法不再遥不可及，人人都可以成为书法家。

书法是一种表达个人感情的艺术。字体的笔触及所选的文字，无不透露了书法家的品性。一位大书法家较之其他艺术大师，务必是以书之有物为先。国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概念，即创造出一个蕴含中庸的作品，这是国画的终极目标。落到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书法大家心中的一幅抽象画，都是浓画淡钩的感情，时而笔走剑锋，时而泼洒豪情，时而错落盘绕。一个可称得上美的字，或偶得的一页精妙的书法作品都能作为艺术奇货被投于市场，并高挂墙上。

正如从自然万物中跃然而成的汉字一样，人们都认为，拥有挥毫妙手的书法家的字也一定形如自然。书法中有名为“梅枝”与“落石”的笔画。一些书法家喜欢笔触浓重四溅，而另外一些书法家则偏爱笔触细腻小巧。他们在下笔时可以做到几点：一点应险似落石、一竖应顺如藤蔓。但字这个东西往往很抽象，不像绘画般具体丰富。事实上，中国书法家们所遵循的过程与很多西方现代抽象派画家的创作步骤确有相似之处。书法家挥毫疾书，他的笔触碰到纸张的一刹那，笔画即成，不可改变，这种方法与抽象现代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说哪一笔的好与坏——诚然不时会有这样的争议——好比判别波洛克的一滴颜料是否用得适宜一样困难。

书法的难处，即要在众多规矩条框内创出新意。每一个字都由数个笔画构成——少则一笔而成，多则数十画。而基本的笔画则有六十余种，每一种的落笔点都有所不同。

与绘画一样，书法的风格也历经了数百年的变迁，随之改变的还有握笔的方式、肘腕之间的位置，以及选用何种案台。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孙晓云 对此专门做了一番研究，表明在公元13世纪的宋朝，台几面积一般都很小，因此要写一手小巧凝练的好字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文人墨客都不会在台几上行文作画，他们会吩咐书童把纸举起，因此为了能顺利书写，所用的纸一定要有足够的厚度。孙晓云也指出，随着形形色色书画之风涌现，书法家的姿势也在改变。中国人学会了如何把纸变得更薄，而案台也随之得到了改良。但纸张的薄厚与案台的改良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至今无从考证。

时移世易，书法家也渐渐成了纸、笔、墨的行家。相对于早期燃烧柏油炼墨的方法，将烟黑墨条兑入水中，再在墨砚上研磨，可谓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书法家和画家们都开始懂得使用不同大小的羊毛或其他兽毛毛笔进行书画。据传在千百种毛笔中，最为灵活、笔画最具活力的是貂毫制成的毛笔。

纸不仅变得更薄，而且更白了，质量最优的纸所含的树皮成分最多。制作过程工艺精细，耗时费力，所耗时间最长可达300天——但相比早期技术落后的造纸流程，已经是相当高效了。明代学者高濂曾提及好的砚台当以“质之坚润、琢之圆滑”的端砚为上，另外的“三宝”则以湖笔、徽墨、宣纸为上。宣纸的原料本为制作下等纸的稻草，这种纸一般用作包裹或焚烧，而书法所用的纸一般由竹制成。远溯至唐代——中国文化极盛之时——上好的书画纸皆以青檀木制成，时至今日也一直沿用这个标准。

我们今天所说的“笔迹分析”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热潮。中国人相信通过对一个人的笔迹进行大量分析，即可深入了解书写者的秉性。宋徽宗在位25年，不仅是一位皇帝，更是一名诗人、绘画家和书法大家。他将自创的一套书法称为“瘦金体”，笔触轻柔纤细。中国作家及美术史学家蒋彝从中推测，徽宗皇帝定是位身材高挑瘦削、面容俊朗而略带女性气质的人，而且他习惯做事一丝不苟，言语缓慢谨慎。科举考试时，书写是否工整美观被视为与所答内容一样重要。仅凭一个人的书法水平即可做出各种判定。

然而，书法家们从一开始就普遍使用纸张，而那些习惯于在绢帛上绘画的画家至公元3世纪才普遍使用纸。更有甚者，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绢本绘画作品都是蒙盖于纸上的。长期以来，绘画都是先在纸上拟稿，最后才在帛上完成。渐渐地，画家们才转而把纸作为绘画的主要工具，但用绢帛这种高级的材料作画却永不过时。

虽然也用专门为绘画而造的纸，但书画二家一般都用同类的纸。公元10世纪时，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兼词人李煜钟爱一种产自安徽的独特纸张，并以自己闲居的澄心堂来命名，叫作“澄心堂纸”。这种纸一举成了历代画家的心头好，时至今日，画家都对徽纸怀有一种倾慕之情。

偶尔，画家也会使用大幅纸张，当然这需要相当高的技艺，有时更要人力去塑模。最大的纸板要由足足20个人合力将模子浸入纸浆与水混合的缸里，然后把模框前后左右地摇晃而成。“献之纸”长12英尺、宽8英尺，纸板更有50英尺长。但最常规大小的书画用纸一般宽1.5英尺、长4英尺有余。

中国最早的画家名叫张衡 ，与蔡伦在同一时期。他的画作并未留存，我们仅从他的著作、诗集、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和他认为画家喜爱描绘虚构的事物胜于实物的著名论点，而对他有所了解。他这样写道：“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中国书法的雏形是象形艺术，有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即可表意。后来图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美的绘画往往会被题上寥寥数字，也有一些画作会配上整首五言七律。而一幅作品的诗、书、画三者通常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与其他文化一样，随着书面汉语根基逐渐稳固，口头语言也找到了它的一席之位。诗词虽是行文纸上，然而出口成诗也甚为精彩。汉语诗词的正本清源当为公元前5世纪的《诗经》，至汉代，乐府诗集最为风靡兴盛。到公元8世纪，诗歌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诗人口中吟诗，手中奏乐，所奏的乐器名为琴，以长木制成，表面微曲，接以琴弦，拨之悠扬。李白等诗人常常随乐而歌。

公元前4世纪，道教在中国兴起，教义主张对自然的爱，发现万物中蕴含自然平衡，以及诸如对“无”等抽象概念的追崇，而中国的诗画双璧在道家的精神信仰中已然根深蒂固，因此大部分诗与画都立足于山水田园。北宋大画家郭熙以其水墨山水画而闻名遐迩，他在《林泉高致》 中写道：“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早期颇负盛名的画家顾恺之就是一位道教徒，他尊崇个人自由与道法自然。公元4世纪时，顾恺之的主要画作未得留存，但部分书画仍能保存完好。早期中国的文人画作之所以能为人所知，是因为后来的一些画家对这批大师的杰作进行了临摹，多数画作才得以留存于世。顾恺之在其存世名卷《画云台山记》中题有一文：

“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蟺如龙。”

盛唐（712—760）是道教诗画如日方中的时期。这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唐玄宗本人对艺术尤其喜爱，大力扶持其发展——对缣帛与纸上的诗书画更是情有独钟——玄宗在位期间的诗歌被称为“中国古典诗歌”。以诗体写就，一行或五言或七言，格律完备，因此“诗”这个字便最终代指“诗歌”。

公元20世纪初，英美两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纷纷对中国盛唐时期的诗词及其风格神往不已，他们惊叹唐诗竟可用寥寥几个字来表达如此微妙复杂的思想。埃兹拉·庞德 就翻译过李白（701—762）这个跨越整个盛唐时期的大诗人的作品。不难看出为何诸如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艺术家都被古诗的魅力所迷住，因为古诗根植于道家思想“去伪存真”的审美观，只保留事物最纯朴的本质，这也是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

盛唐诗歌多以山川为主题，因此又被称作“山水诗”。高山流水中处处透露出“道”，即生活的方式。画家和诗人顾恺之自会稽返回都城后，人们便纷纷问及其见闻，他回应：“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道家的另一个主要意象——月亮，也是“诗仙”李白笔下的“常客”。当然，他对“酒”也是爱不释手。其诗《月下独酌》云：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另一位在公元7世纪盛唐的伟大诗人杜甫，也是一位道教徒，他用诗与画来抨击社会的不公与政治的丑恶。诗云：“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杜甫时常言辞犀利，堪比当下抗议不公的诗人。他反对战争，而连年的硝烟让他写下了一首《兵车行》：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这就是8世纪时中国语言文字不可思议的力量。

纸终归与中国的其他文化一同走出中国，传遍整个东亚。汉字在公元186年传入越南，而越南是第一个为了承接汉字而造纸的国家。这些纸，有的在本地被消费，有的又回到了亟须用纸的中国。据称，越南人直到公元3世纪才开始兴起造纸，当时中原已经统治了越南北部。公元284年，30000卷蜜香纸——可能是由蜜香树皮制成的——从越南被运往中国，另有10000卷优质纸张（有的由海藻制成，有的则由蕨类制成）也出口到中国，数量相当庞大。由此看来，越南人的造纸术显然是十分精良的。然而，到公元10世纪以后，越南摆脱中原统治，成了独立国家，中国仍然不断进口越南纸，以及诸如纸扇等纸制品。

公元7世纪时，纸的足迹也一路从中国西藏延伸到印度。当时，印度人造纸的材料为黄麻或用过的黄麻袋，以及早期的回收再造的废旧纸。但印度的造纸术发展相对较晚，直至公元12世纪，纸才得到广泛使用。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也就成了纸张向其他亚洲地区拓展的重要角色。

亚洲所有的宗教都与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佛教正是其中用纸方式最为广泛的一员，因为佛教徒皆相信，描摹佛像、记下佛偈，或者抄写佛经，自会得到庇荫。中国的画家也有描绘佛像和其他神像的习惯。公元5世纪时，中国僧人在纸浆里灌入颜料，染制着色的纸张以供书写——尤其以粉红为多，也不乏天青、桃红、灰白及纯黄等颜色。

同样在公元5世纪，中国的典籍开始传到朝鲜半岛。公元109年，当时造纸这一概念还只是个新想法，中国人大批涌入朝鲜并移居半岛。到该世纪中叶，朝鲜人虽重获政治控制大权，却无法抑制已经根植在本土的中国文化。于是他们便学习书写汉字，并钻研造纸术。然而，汉字与朝鲜语却不能完好地融合，朝鲜人也确实在这方面努力尝试了好几百年，直至公元6世纪，汉字仍旧是朝鲜的唯一书写规范。

中国的僧人到朝鲜传道，传播的不仅是宗教文化，更有制笔、制墨，以及绘画之法，如此一来，朝鲜人即可学好佛法、写好佛经，并画好佛像。佛经有汉语版本的，也有直接从印度梵文翻译成朝鲜语版本的。

在造纸方面，朝鲜的技术无一不与中国相仿。朝鲜人用稻米、稻草、大麻、竹子、藤条、海藻，并加入大量的桑树皮合制纸张。人们把树皮置于太阳下暴晒、漂白、捣烂、蒸煮，并混以秋葵的黏液使纸板变硬。正如中国的纸模一样，朝鲜人的纸模具也是用竹编制而成的，但有时也会用朝鲜本土生长的一种草叶作为材料。

日本列岛由多山岛屿构成，只有海岸线附近有部分耕地，因此当时的日本就是一个位于亚洲角落的最贫穷、最落后的岛国。中国幅员辽阔，足以发展一个建立在发达农业基础上的文明，而日本却尚在温饱的边缘挣扎，难以生产足够的食物，更不能生产足够的盐来保存这部分稀缺的食物。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日本人的生活中看到顽强、节俭的历史印记。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正值汉初盛世，而日本尚处于落后的石器时代。日本是否在汉字被引入之前发明了文字，人们对此的议论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就算事实如此，人们也未能找出有力证据以做支持。在汉朝拓展疆域的政策之下，中原早已跟日本有过交流。部分日本人甚至学会了读汉语、写汉字，不过只是数量极少的精英阶层才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中日两国之间并无任何贸易往来，在其他方面的联系也很少。然而，公元109年，朝鲜归入东汉版图后，一些定居朝鲜的人们走遍了附近的群岛，并教会了日本人种植稻米的技法——从此稻米变成了他们的主食——同时也帮助他们制造更多先进、便捷的工具，畜养马匹，铸造利剑。直至公元286年，当时的朝鲜王子到访日本，教授了当地人民书写汉字。

公元370年，日本这个曾经落后、贫穷的小国自恃有了刀剑，大肆侵略朝鲜，占领这片领土达200年之久，但也由此开启了中、朝、日三国的沟通之门。公元608年，日本派遣4位学子留学中国，他们归国之后，便将中国文化进行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自此两年后，日本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纸，据说是得益于一位名叫段町的和尚的指点，除此之外，人们说他还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画家和技艺高超的制墨师，并且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大夫。当时，朝鲜的僧侣兼画家昙征（579—631）还向日本的皇后献上了几部佛教典籍。

此后，日本文化受到中国的深远影响，引入了汉字和政治方面的儒家思想，并把佛教作为其国教。这些思想和技术在整个平安时代（794—1185，名字源于其都城平安京，即今京都）都占据着首要地位，而书法在社会上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无论身在江湖还是高居庙堂，人们总会以书法水平来评判个人。一个字迹拙劣的人似乎是无法得到垂青的。

若中朝两国仅仅是把造纸术带入了日本，那是不会对其有任何长年累月的影响的，然而两个国家把整个纸文化——书面语言、佛教、儒学、书法、绘画，甚至文牍制度都引入了日本。日本政府同中国一样，对纸的需求开始逐渐增加。每逢出生、婚嫁及去世，都需要准备两张纸以作登记——一张递交政府，另一张作为家族记录。这些纸质量上乘，让所记录的文案得以保留至今，而且没有丝毫发黄生斑，或是变脆易损。许多日本人都能通过查阅这些文件寻根溯源，最久远可以查到公元700年。

到公元8世纪，日本已有9个县开始经营造纸工坊了，平安时代时，造纸术更广传至40个县。公元9世纪时，珍藏着天皇全部书画的皇室书库派出4位顶级的造纸匠建立造纸工坊，以维持或提高日本纸品的标准。曾经有一年，造纸工坊向天皇宝库的管理者仓亮呈交了20000板纸，质量皆为上乘。另外，岐阜县的美浓市 的造纸工还进贡了4600板彩色纸。

日本纸历久弥新的奥秘在于它不含酸性成分，因此不会发黄。即使是一张在1200年前生产的纸，看上去也跟今天的新纸无异。如今，日本生产手工纸所用的技术和材质和当年几乎一模一样。横贯古今，造纸的主要材料都是桑树皮——结香树及楮树（今天被称为构树）——还有一种叫雁皮的灌木。雁皮是日本的原生植物，可能也是造纸所用的一种稀有原材料，日本人在公元9世纪左右将其用作纸料。人们用木槌不断地击打雁皮嫩枝，使树皮脱落，有时也会把枝条当作柴薪放入暖炉中，把烧剩的灰烬作为肥料。与秋葵同一亲缘的山药根也是造纸的好材料，它的花小巧纯白，非常漂亮，且可食用。中国人常将山药烹煮至糊状，作为纸浆的主要成分，并加以大麻纤维一同熬制。经查证，第一张再生纸的制造年份是在公元1031年——以使用过的老旧纸张重制而成。此外，因为日本人无法掌握将纸上的墨褪去的技术，以至于现代的再造纸成品表面也像蒙上了一层灰色。不过话虽如此，这种灰纸仍旧得到了广泛使用，甚至登入宫门，备受皇室喜爱。

和中国一样，日本人除了以纸为书写载体，还将它用在不同方面。在神道社（源于日本的本土宗教），人们都把心愿和祝福写在一张手工纸上，并付钱让专人悬于树上，以前如此，今天亦然。御币 是一种被折叠成特殊图案的剪纸，它的形状是棱角分明的长方形，人们将其挂在稻草秆上以代表其所在之处是一个“圣所”。而这些“圣所”之间的区域可作发酵室之用。在日本人接触化学之前，他们相信是神灵创造了发酵作用。

纸也可用来构建传统的日式房屋。这是从中国本土输出的又一理念，但到日本人手里，他们却用得更久。他们并不使用玻璃窗，而是代之以一种名为“障子”的半透明纸板作为材料；不用内墙，而是利用叫作“花纸”的不透光滑动饰板来分割房间。传统的日本房屋中，纸墙上是不能挂画的。如果屋主拥有一套绘画收藏，他只能在指定的位置放一幅画，并会为此感到骄傲。画作会随着四季更迭交替而不断变换，有时也每月一换，有些家庭甚至会向某些客人展出特别的画作，以表敬意。关于日本房屋的科技及发展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有趣话题。日本人在玻璃制造方面相比其他国家极其滞后，据一些专家所言，纸拉门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推广的；还有专家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没有生产玻璃，是因为他们觉得纸拉门很好用，并没有生产玻璃的需求。这与印加人的书写系统发展缓慢相似——因为结绳技术尚未退出他们的日常生活。

纸拉门非常好用。它让房间变得柔和宜人，并透出暖和的光线。寒冬时，纸拉门板能除湿、保暖。炎夏时，人们可以滑开门板，让屋子通入微微清风。纸拉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高昂、维护困难，需要定时更换。另外，父母认为门板过于脆弱，能轻易戳出空洞，调皮的儿子就会经常恶作剧，在门上扎出小孔，窥探邻居的一举一动。

日本人将纸制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一直延续至今的纸伞，装载粮食的耐用纸袋，人们还发明了纸制防水布，以防止雨水打湿敞篷车上的货物。

有600年的时间，纸这种产品是亚洲地区所独有的产物。在当时，中国的文明已远胜罗马帝国，并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度。中国人构建了一个需要纸的社会，并不断地将纸出口到亚洲邻国。但另外一个发达文明在奋起直追，它同样以纸为需。 /9yGaQniowQ1XZzGLEb0qD4ktJJ0pExjYZN2tkL7NXfrFRd8r4ICUroZ4yetQa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