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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U.S.Census Bureau）正式宣布大陆边疆的关闭。
当时在大陆疆界已经到头的情形下，鼓吹往海外扩展的主张的确有大量的听众。美西战争后，美国终于在1899年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老罗斯福和马汉等人的鼓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掌握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首先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在世界各大洋遍设海军基地的前景铺路。老罗斯福政府对“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加以补充，阻止西欧国家在加勒比海设立基地，并宣称唯美国有权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
这个干预包括派遣军舰“帮助”巴拿马这块土地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巴拿马在1903年自成一国，和美国签约，让它对20英里宽的巴拿马运河地带拥有“永久使用、占据和控制权”。
到了19、20世纪之交，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等待继承者有美国、德国，以及俄国——还有异军突起的日本。基于同文同种的考虑，英国的帝国主义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希望美国能够接英国的棒子。他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移居美国，并进入老罗斯福的社交圈子。1899年，他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发表了《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一诗，勉励美国接受这个挑战——发表的日期和美国签署《美西条约》，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同月，美国镇压菲律宾人的战争亦恰在此时爆发。吉卜林责成美国必须牺牲自己最优良的子弟、把他们谪戍于远方，替被殖民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騃童”的土著服务，传授文明给他们，虽然做出牺牲的人不会得到好报，他们将“遭汝改善者之谴，为汝看守者所恨”。
的确，菲律宾独立运动对美军占领所进行的反抗，令后者花了两年的血腥镇压才得以敉平。
美国成为亚太国家，真正面临的威胁是日本与中国。日本对美国是形成一种强权的挑战，中国的问题是积弱，在义和团事件时，美国已经担忧中国会被瓜分殆尽，美国分不到一杯羹，因此有重申中国对列强“门户开放”之主张。这项原则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它的坚持，终于在20世纪中期引起了美日的太平洋战争。但中国也形成一种威胁，在美国心理的更深处，“中国”是一个反面示范的意符，它是美国生怕自己会变成的失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