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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问题乃当时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前工业化的、大体上是农业的、相对是同质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中。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则还没有建立。”
一方面，人们对不断进步怀着憧憬。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仍在斜照，欧洲人称呼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国，则兴起了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使一整个时代获“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造成对文明幻灭和现代生活的虚无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还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进步”已产生了它自己的阴影，它制造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19世纪旧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机感，面对“现代性”的来临也感受无比的震撼。当时，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危机”观念还未诞生，在达尔文学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这个危机透过另一种话语表达：人们担忧现代文明过度烂熟，斫丧自然本能，会造成“人种退化”、文明没落。
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是全民普选日趋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文明质素降低的忧虑。对此演变不乐观者倾向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学说来形容庶民时代的来临。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间，也令传统男性角色产生危机，这个危机感也把对“退化”“堕落”的焦虑带入性别领域中。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向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文明自诩，但按当时流行的“文明没落论”和“人种退化说”：文明程度越高，环境则日趋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损而走向衰颓。
在此没落过程里，白色人种恐怕比“落后”的有色人种走得更远。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无疑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于是“黄祸论”的警钟大鸣。在美国，它亦造成内部问题：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亚太国家，西海岸的亚洲移民越来越多，终导致排华和排日法案。同时，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紧密，白种人的优越感更为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