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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原初关注在个体心理出现“神经官能症”的导因，对文明压抑性欲不无抗议之意。他设定人的本能发展经由口腔（oral）、肛门（anal）、性器官（genital），进展至杀父娶母（女孩则是“恋父仇母”，但一概以男孩中心的立场统称Oedipal）阶段而遭受打压，从此进入本能遭压抑的潜伏期（latency period），待到成长以后才走出潜伏期，进入成熟的性爱阶段。这是人的本能发展与文明要求相互塑造的结果，个体虽由禽兽变成文明人，然而本能遭压抑则势不免导致神经官能症。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通病，故视其设定的个体心理成长阶段为普世的、人生必经的，在此意义上，这些阶段也是内在于个体的。
新弗洛伊德学派既然用“人际关系”的角度修正了大师的内在心理成长阶段说，就顺理成章地与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接轨。此外，大师关心的是病理学，对分析“非意识”比较感兴趣，而新弗洛伊德学派——尤其是美国的——却强调“自我”的调控作用，因此势必把重点放在个体如何去迎合社会认可的“角色”并形成自我的“认同”上头。
在社会学里最早发展“角色”这个概念者乃芝加哥学派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与罗伯特·埃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等人，在时期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该理论亦被称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其主张个体透过“角色扮演”（role-playing）形成自我概念而达成“社会化”。他们学说里的“自我概念”在继起的社会学家手中演变成“认同”。
原初，符号互动论是把行为论心理学的设定应用于社会学的尝试。行为论观察刺激与反应弧，但只观察用物理能量刺激生理，凭此测量心理反应。社会学家则认为光谈这个层次的刺激与反应弧根本就无“社会”可言，社会的定义是人与人的互动，彼此提供的“刺激”与“反应”主要发生在符号层次，而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社会化”，原本是生物的人亦由此获得社会“角色”。
至1936年，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在《人的研究》（
The Study of Man
）中把“角色”与“身份”（status）概念联系起来。他的“身份”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单元，独立于个人而存在，乃由社会规定，个人只是填入。“角色”则是“身份”的动相：有些角色被派定（ascribed），有些必须去赢取（achieved）。林顿认为“年龄”与“性别”是社会派定的身份。性别的标准是最普世性的，年龄则仅次之：“与性别有关的身份派定和性别分化似乎在所有的社会体系中都属基础性……具体的派定则完全由文化决定。”虽然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性别分工，但“性别分化的模式乃所有社会恒有”。
这个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看法克服了符号互动论以个人为单位的行为主义偏向。这个与行为论打对台的立场就是美国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structuralfunctionalism），其代表人物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女权分子倾向将帕森斯的性别论简单化为把男性的“工具型”（instrumental）与女性的“情感表达型”（expressive）做二元对立，并视其为歧视女性。
其实这个简单的公式背后有多重的理论整合，是帕森斯首先结合了弗洛伊德的性学说与美国的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学，将亲属结构、社会化过程、心理学的人格形成论、家庭内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性别的分工组成一套完整说法：他视配偶家庭为社会对下一代施行“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获得“性别角色”，个体把角色内在化，产生了“男性化”与“女性化”两极，使性别角色成为人格的基础。
帕森斯这个“社会化”理论把弗洛伊德“与父母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s）的学说包含了进去，它包括与父或母的“性别”认同，而这道程序又是个体心理成长过程的一环，采取的无疑是心理动力学角度。男孩与女孩的“角色”既然来自父母，因此必然对错误的楷模产生排拒。帕森斯很早就有这个认识。他在一篇1947年的论文中已把男性暴力解释为“男性需要摆脱内心的女性认同，而这个认同又是由西方人亲切的母子关系模式造成的”。这种说法立即在法兰克福学派1950年面世的《权威主义的人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书中获得响应，它指出权威主义的人格有“假性男子汉特征”（pseudo-masculinity），过分炫耀决心、活力、勤奋、独立、果断、意志，不愿意处于被动，这个征候群似乎建筑在一种“异化于自我的女儿性”（ego-alien femininity）之上
——换而言之，是基于对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之恐惧与镇压。
至1955年帕森斯在与另一人合写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
Family
，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一书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认同（sexrole identity）首次做出清晰明朗的定义：男孩在人生初期具有一个女性的认同，而他们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克服这个原初的认同，以便获得适合他们的性别角色认同，这个不发生在女孩身上的危机成为男性成长的中心课题。
男女的角色是什么？作者们指出：
……相对整个文化来说，男性化人格多倾向让工具型的爱好、需要与功能占优势，在任何两性都介入的社会体制内大概皆如此，而女性化人格多倾向让情感表达型的爱好、需要与功能占首位。我们大致上可如此期待，在其他因素都是同等的情形下，男子会采取技术的、执行的和“司法的”角色，而女子则较多地采取支持的、团结的和“纾解的”角色。
因此，两性在社会结构上和功能上都是两极化的，在心理上、人格上亦如是。帕森斯的理论建构喜用二分法，由二再分成四，并继续用二的倍数演绎。他以父母子女四者配搭“性别”与“代间”亦即年龄这两组认同，得出如下的推算：对男孩来说，妈妈既属于不同的性别，也属于不同的代；对女孩来说，妈妈只属于不同的代；因此男孩在成长阶段就必须经历“双重解放”，用一个不熟悉和具威胁性的父亲的新认同取代他先前与母亲的团结；女孩虽然也必须将父亲这个对象内在化，但只认可他作为“家庭体系的工具性领导的角色”，并不认同他的“性别角色楷模”，她仍与母亲归为一类，亦保留了人生早期的母女团结。“换而言之，男孩须走的道路更远，也更激进，方能离开［情感］表达型的主导性，走向工具型的主导性。他受到更大的压力。”
帕森斯虽然已超离了达尔文进化论，不再从物种层次奢谈雄性乃物种的革命派，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但在其社会学理论里，男性道远而又任重则一；帕森斯亦不再如“世纪末思潮”般把男性危机等同于文明危机，但把男性这个艰辛的性别危机化则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