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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的情况是个人的心理内容与外在的现实脱节。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心理内容是个体与外界交往之经验的组织，这个组织如果停留在人生早期阶段，令个体无法应付较高阶段的人生任务，就会出现与现实脱节状态。
沙利文在1925—1926年写的一篇论文里指出，精神分裂有根植于文化中的原因：
在我们这类型的社会里，倾向产生精神分析家所谓的“杀父娶母情结”。在别人对父亲做出对尊长的敬畏与恭敬——他较高的能力亦配得上这个地位——的地方，我们则代之以或明或暗的嫉妒与憎恨。
这是个文化倾向，还说不上是什么病情。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内在成长阶段论、从“人际关系”着手的沙利文用下列不幸因素的组合解说精神病的成因：美国文化的“成人”标准，既然是儿子与爸爸竞争，并胜过爸爸，妈妈的女性化影响却把儿子导向另一个方向，使他“成”不了“人”：
把“母性的照顾”过分延长这个不灵的措施，乃这些表象［指心理内容的外在表象］被扭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禁制丈夫婚外性生活的信念是如此脆弱，男人总可以用妻子性冷感与过分纠缠的说法来自我开脱，它导致家庭纠纷，丈夫在爱情上不稳定，或被迫起来反抗家庭的桎梏，尤其是丈夫真的有外遇，妈妈“把男孩养大使他不像爸爸”这种可怕之事就会发生——凡此种种，都该予以谴责。［对男性的心理成长］更具毁灭性的是女人做“主”（“boss”）——在这种家庭里，不论慈祥的母权会带来多少好处，都会被孩子的反应一扫而空，因为他必须抵制女人［指妈妈］当男人的企图，他必须符合社会的要求［指必须学习男性角色］，他也必须维护男性的自尊。孩子从适应一个家长调整到适应另一个家长，再从适应双亲到拼命迎合传统的模式［指迎合俗成的性别观］，是悲惨的过程。
在这里，沙利文显然已在应用类似“性别角色”的概念来解释性别错乱的成因，例如说家中女人做“主”对男孩心理成长具毁灭性作用云云——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性别角色认同论仍在建构中。在沙利文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可看出仍是女性处于无可奈何的时代，男人可以到外面鬼混，女人只能留在家里，在儿子身上做手脚。这种情况，不论东西方社会，在我们上一代间都常发生。如果问在中国社会它会否导致下一代的精神病，或许是一个无意义的发问。该去问：即使也发生同样后果，在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文化语言把它说成是“心理与现实脱节”？中国的“现实”是否与美国的“现实”相同？两个文化对“男性”的性别要求是否一样？
美国的“男性理想”其实就是“个体的全面确立”，要求个人从环境中全面分化出来，并且还与之对立和保持一种支配关系。它势必要求个体与人生早期彻底断裂，而在人生早期具全面支配权的妈妈——那个自身个体化不彻底、一直在心理上混淆人我界限的儿童化女性——不可避免会构成对儿子人格成形的最大威胁。沙利文在1931年的一篇论文里，在理论上比较完整地把妈妈的坏影响、精神分裂、同性恋诸现象联系起来：
在人格之内，有一经验的系统，我们称之为自我（the ego，or the self）。它由我们与具重要性的他人交往的经验因素累积组成。换而言之，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的人格在我们交往者身上的反照。它最原始——但或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母亲或她的相等物、保姆［nurse，与护士同词］一类所提供。很重要的相辅或相佐部分，则由爸爸或他的相等物提供。这些部分是属于婴儿期性质的，因此极端难够到［指病人心理中医生够不到的部分］，也很难为晚起的经验所更改。如果它们与自我晚起的累积层相距太远，那么，人格的成长就会被严重扭曲，而该个人就可能拥有奇特的经验组织，即我们称之为心理病态的人格。如果出现的偏差没有那般严重，它们在男孩身上就不断呈现对自我做出较童稚的评估，正如由妈妈［的角度］反照出来的那样。对这类人来说，从全面依赖妈妈的态度到断奶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来说，是把她的价值态度包含进一己的人格中。在此情形下，价值的进展——达到把女孩子放在正确位置上，亦即是自己感兴趣的对象——就根本发生不了。他在所有女人中，只让妈妈或者年长女人成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对象。他不能顺利地进展至由生物学决定的搞异性关系的目标。当该人需求这类亲密人际关系的时刻来临，他可能被发现是［心理上］严重残废的。他可能没有能力把与其他男孩发展人际关系包含于一己人格内容中，去过“成群结党”（gang）的正常生活。还好，如此严重的残废是少见的。人格进化上的残废较常出现在人格成长继起阶段上，亦即是必须演进至异性恋活动。易产生精神分裂症的病态青年，通常是过了前青春阶段（preadolescent）社交生活这一关，能够成群结党，甚至能与其他一些青年产生亲密关系。他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园地里可能相当成功，在其他男孩眼里很得人心，有时甚至成为领袖。但更常见的是在前青春期社交范围里成绩平平。
当以生殖器为主导的性内容明朗地来临，拉开了青春阶段之幕后，这类人的严重麻烦就开始了。先前他们在同伙之间已树立了一己的地位，现在则必须进展至对女孩子感兴趣。他们的人格组织却排除了这类兴趣的萌长，而这危及他们的地位。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方能保住自尊。他们唯有广泛地巧立名目，维持一种伪装的性生活；他们必须从成群结党的生活中分化出来，以便与类似的残废者进行一种非异性的社交生活——在此情形下，基于性冲动日增的压力，他们会很快地导向一种同性恋的权宜之计；否则，他们得做脱身之计，逆退回较早期形态的人际关系里去生活，重新依赖一个有父母和长辈的环境。
就是在这一群人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全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从今日的角度看，沙利文这个结论是太惊人了！今日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是把“异性恋”看成人为的制度，激进派甚至说它是父权社会底下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因此沙利文把“［正常人］搞异性关系的目标”当作是由“生物学决定”者，乃是把“文化”当作“自然”。倒过头来，今日的同性恋导因的新说法认为有先天遗传的成分，而沙利文却认为同性恋乃母教不妥所致。
在一篇写于1929年至1933年的论文里，沙利文径直把“恋母”与“同性恋”画等号。他举一个病例：一位患精神分裂的青年，在其病情的某阶段上，常梦到与妈妈进行乱伦性交。沙利文总结其他类似的病例，概括地说：这些人梦中的性对象，其实面目不清，只是一个异性的代号而已。
上面既然说过［男人］和妈妈关系太亲热就会使性倾向的成长受阻，我们怀疑这些类似异性恋（quasi-heterosexual）的梦之似是而非性。我们发现它们画出一条轨迹，最后导向精神分裂的病症，那里表现有强烈的同性爱欲兴趣；在迅速获得失调性的同性恋习惯之病人身上它们亦常见。事实上，在这些人的梦的生活里，常见的是从与面目不清的女人性交渐变或突变成与某人性交，这个某人纵使说不清是否与做梦者同性别，至少是性别混淆的，或许是一个阴阳人（hermaphroditic individual）。
在沙利文那个时代，“角色”“认同”一类的词汇还没通行。但如果写性别角色认同学说形成史却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就会遗漏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沙利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阶段论出发，亦即是从心理动力学观点立论，也得出类似性别角色认同的结论：他用妈妈“把男孩养大使他不像爸爸”来解释男性精神病的成因。由此可知：这个结论不是一家一派的，它有更广泛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