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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时，沙利文曾在马里兰州的舍帕德—派拉特（SheppardPratt）精神病医院，任临床研究主任一职。他成立一个只准收容男病人的病房，在此病房里，他不只把所有注册女护士统统辞退，用男性工作人员代替，而且“从来不允许女性踏入这个病房一步”。这间病房的病人都是患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男性，在这个环境里，“注册女护士会成为一个劣等男性社会里具高等地位的女性样板”，此外，“护理，作为女性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具有某种固有的上下级准则（superordinate-subordinate standards），不利于沙利文想为病人设立的合意的私人环境”。
沙利文此举，会令弗洛伊德本人都感到意外。“妈妈”在弗氏理论中的功能只是挑起小男孩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对培养“男儿性”起的作用是顶正面的，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爸爸才是压抑小男孩、令他反抗的对象。沙利文的构思，却是把发挥“母性”的“女性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的女护士当作男性必须抗拒的对象。他虽然是针对精神病房的“劣等男性社会”而言，但从这种安排里看出：他的精神病的病源学正是男子的人格无法形成，自身与妈妈的性别无从分判。如果再处于掌权的女性底下，变成“上下级”的话，唯有令病情恶化。
沙利文的措施，必须在“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与“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根深蒂固的美国文化的理论脉络中理解。美国人或许与其他西方人分享对“个体”权力的执着：纵使在现实的社会关系里避免不了“上下级准则”，但为个体人格独立着想则力图避免处于这种心理形势底下，因为它会塑造“权威主义的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但美国人是否更恐惧万一这个安排又牵涉女尊男卑的心理形势的话，会造成男方“性成长”的阻碍？这个问题必须有待对其他条顿语系的新教文化（英、德等国）做比较研究后才能答复。目前来说，后者迄未产生如《飞越杜鹃窝》（
One Fly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62）
那样的著作，这部美国小说我们将在本书《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一章详细讨论，在这里只需说：唯有把沙利文在舍帕德—派拉特精神病医院的措施和名小说《飞越杜鹃窝》对照，才真正懂得它们两者在说什么，也才真正懂得美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