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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分6节，阐述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在面临大陆边疆穷尽之际，把“西部”原野神话化，并以此为雄健性的表征；追寻新边疆的美国其实转型为“亚太国家”，开始有大量东亚移民涌入，同时面对国内日渐高涨的妇女与黑人平权运动。
第二章《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分7节，适值西方“世纪末”文化氛围，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遂有人敲响男性阳刚隳沉、人种退化、文明没落的警钟，其表现为白种男性的危机；黑人成为追求雄健性的白人妒羡的对象，而黄色人种则常勾起对女性化和性无能的恐惧。
第三章《现代文明的困境？》分4节，首先从美国心理学协会创立人霍尔主张男女教育分途说起讲，主张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重温”从初民到文明诸阶段，以保留一个“野性”的内核，女孩则不需要。这个回归原野的号召导致了1910年美国童子军的诞生，其诞生过程经由路线斗争：主张模仿印第安人，并以大母神代表自然的西顿败给仿军事化并获基督教男青年会支持的巴顿——鲍威尔——后者的方案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第四章《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分6节，以尼采、魏宁格、D.H.劳伦斯、门肯、威利和冰心六人的文本发挥。尼采批判直线进化论，认为“进化”云者只限于每个时代都存在的“超人”与“末人”的对立，迄今为止妇女从未达前者境界，因此他认为自己和妈妈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魏宁格将男性与女性等同于“灵”与“肉”并且还把这个对立形而上学化；D.H.劳伦斯拯救文明颓废的法子就是“成立一个防止母爱的联盟”并在男孩身上激发“父亲火花”；门肯与威利乃庸俗化的美国尼采派，后者以发明“大妈咪主义”一词而名传后世，并且是超人论与好莱坞的桥梁。他们的同代人中国作家冰心却认为医治“超人症”的良方就是叫他“回到妈妈身边去”。
第五章《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分6节，从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直线进化论式微起，心理学开始摆脱对生物学的全面依存，出现种种过渡的学理，例如特曼模拟IQ测验，测量先天性的男性化（M）与女性化（F）气质，得出“同性恋是最大偏差”之结论。此时弗洛伊德学说的介入促成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s）角度的学术霸权，性别变成后天的：“男性”乃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形成的，“女性”则只需在原地踏步便得。美国化的新弗洛伊德学派之泰斗沙利文以母子纽带解释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并把它等同“同性恋”。至战后，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社会学的“角色”范畴整合，令酝酿已久的“性别角色认同论”水到渠成，美国性别教条于焉形成，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动摇。
第六章《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分7节，侦察“性别角色认同论”在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掠影：这些“性别角色”之刻板印象化，仿如大陆“文革”时代的革命样板戏。然而，在当时的文艺与大众心理学论述中透露的反而是对“性别角色”错乱的焦虑，而且特别指责否定自身性别角色——尤其怀有“阳具愿望”——的女性不宜为人母。在女同性恋仍不能浮出水面的当时，“性别角色”倒错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阳具型的女人”的帽子。但关键仍悬于男性危机，因为太多的现代女性不宜为人母，在“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中频频征兵的美国军方遂将身心都不适合服兵役的男丁归咎于“母教不良”。
第七章《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分6节，指出20世纪中期美国对代表阴暗势力的女性之防范甚至还动用到《圣经》中的“夏娃”意象，形成罕见的好莱坞及其宿敌基督教的统一战线。但伟大的美国制度“异性恋罗曼史”仍需进行，男性仍需凭借获得女性来证明自身的性别，儿童中心教养论更期待母亲无私的奉献。于是，在当时的故事里遂将女性意象一分为二，一般出现一男两女，一乃谨守自身性别角色的正面教材，另一为“阳具化”的反面教员，有时这个矛盾会统一在同一位女性身上。因此，笔者断定“与敌同眠”文类肇始于20世纪中期，乃男性所发明，待20世纪末才为女权所接收，并反戈一击。男性的荏弱化与女性的“阳具化”造成弗洛伊德式“父母子”永恒三角的不稳定，美国的心理学与大众想象都从异性恋的奠基石“杀父娶母”朝异常的“杀母”方向滑落。
第八章《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分8节，指出美国的性别危机被20世纪中期的性解放革命所激化，盖开放式的两性关系非“妈妈的乖儿子”所能应对。因此，灵魂被妈妈占有的男子沦为同性恋甚或专对女子下毒手的系列杀手之故事纷纷出笼。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夏日痴魂》（50年代末）、《惊魂记》、《满洲候选人》、《扼杀犯》、《笼中的夫人》
、《不能如此对待夫人》
、《波特诺伊的怨诉》等作品，有些还是里程碑，成为大众文化里周而复始、历久弥新的成语。“杀母”成为60年代的时代精神，攻击母亲成为无须论证的“总路线”。
第九章《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分9节，战后女权运动复苏，跨出的第一步是炮轰“贤妻良母”的角色，顺理成章谴责母亲是这类角色的输送带，基本上以“杀母”为起步线。当时妇女运动的旗手弗里丹甚至沿用“妈妈是儿子病源”的陈说，虽然其目的是游说社会让妇女走出家庭。家内空间是病态丛集的逻辑，令大众文化复制《惊魂记》的女性版，把女儿性成长的阻滞甚至人格分裂症都怪罪妈妈。在纠正了这个偏见的20世纪80年代，仍有女权理论家用“女儿尝试成为爸爸的儿子，但终归逆退回妈妈缺乏意志的妇女之躯”来解释妇女的饮食失控症。
第十章《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分6节，20世纪70年代下叶，女性主义者已觉悟再提倡“杀母”的话是中了男性的计，遂改弦易辙提倡母女联结论，试图重建女性传承，并将同一套性别形成论颠倒过来：旧说认为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能形成的“男性”乃披荆斩棘、任重道远，如今它却被重新诠释为迷失本乡和流离失所。1982年吉利根提出女性思维论，认为男性思维重抽象逻辑、女性则从关怀出发，虽云平行发展，但不无女性较优越的弦外之音。但这个女性思维摆脱不了美国男女皆鄙视的“东方化”阴影，盖美国女权的所谓“女性思维”居然和跨文化心理研究建构的“东方人思维”出现同构现象。同时，坚决反对传统角色的一派女权分子则谴责女性思维论乃“贤妻良母”幽灵之复活。
第十一章《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分5节，“母女联结论”涵示母子对立、母女亲和，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显示美国的母女关系特别好，反证却一大堆。本章采用了加拿大世界级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通灵女士》
、琼·克劳馥的养女克里斯蒂娜的回忆录以及30年代红星法默的回忆录三个仇母文本予以申论。这些记录都反讽地证实了重建母亲派的“母女纽带”命题：情感上比较遥远的爸爸从来没给女儿这种“必须像母亲”的压力，因为父女并不相像，女儿对父亲不认同也不模仿，母女则如镜子般相互反照，容易反目成仇（当时还未刮起90年代女儿控诉爸爸是性侵的衣冠禽兽之政治台风）。母女纽带论者忽视了美国除了性别敌视之外，犹重代间断裂。
第十二章《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分8节，如果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大众心理“杀母的经典著作时代”，70年代则呈现“杀子”的高峰。战后的婴儿潮世代人多势众，乃有史以来最叛逆的一代，他们控诉上一代，不限于反战、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冲破性压抑的藩篱，甚至以崇拜东方神秘宗教来动摇基督教，以迷幻药经验颠覆西方的理性主义主流。无怪乎70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营造“末法”的氛围，大量出产下一代乃“魔鬼诞生”的文类。但我在这里亦看到一个重叠，盖战后婴儿潮世代乃“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至70年代他们自身达到为人父母的年龄，这个身处永恒“后青少年阶段”的一代对子女的来临也具排斥性，虽然“Generation X”（X一代）对战后婴儿潮世代之“否定的否定”至80后始明朗化。从此以往，一代否定一代成为制度化常态。
第十三章《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分12节，美国文化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视人我界线不明朗为困陷于人生早期，但另一方面，在酝酿性解放革命的20世纪50年代至叛逆的60年代却出现一股思潮：对人生早期缅怀，歌颂孩提阶段“多样相的变态”的性无政府状态。本章以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以及弗洛伊德派的诺曼·布朗的文本做诠释。美国性解放革命固然解放两性的性爱，同时朝冲破异性恋框限的“多样相的变态”方向发展。在这里，孩提化乃比喻，象征母亲还未成为异性恋对象前母子不分离的伊甸园状态，亦反过来证明在杀母文化中唯一受欢迎的母亲是“爱欲化”的母亲。但弗洛伊德将爱与死等同的“涅槃原理”乃一把双刃剑，它亦导致“母亲的毁灭性说”。在美国文化中，个体性的丧失常以“死亡”象征。此外，一方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另一方面强调泛性爱，势必导致滥交后的性侵诉讼，而60年代“性的共产主义”终于变质为90年代动辄得咎的“性的警察国家”。
第十四章《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分4节，分析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粉丝恐惧症”，造成仅出现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指出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大天才；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后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犯的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是“杀母”始作其俑。
附录一《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分6节，整理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室处发掘的20世纪中期未发表的“当代文化研究”的材料。该计划为大型多国国民性研究，由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主持，其下“中国小组”得出中国男性受妈妈影响过深，造成阴盛阳衰、性别倒错的结论。该计划虽云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但在思想深层处不脱威利的“大妈咪主义”成见，而且有当时流行的“阉妈论”的蛛丝马迹。美国人研究的是中国，透露的却是自己心底的焦虑。
附录二《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分6节，处理“当代文化研究”的后续：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论述，文本采20世纪60—70年代之交政治学家白鲁恂及其弟子所罗门的著述。他们把“当代文化研究”的母子角度改为父子，阐述中国人之现代化不类其他建国过程中出现认同危机，而是衍生“权威危机”，因此不反权威，而是嫌权威性不够才造反（以“文革”为例）。此论调基本上是当时美国人悲鸣父亲丧失权威、不足为儿子男性角色楷模、造成儿子逆反之自说自话。白氏师徒俩却从此得出结论：从未经过“杀父”一关的中国个体发挥进攻性的能力受损毁。他们强调的虽非父母子三角的另一环——“娶母”，然其个体之攻击能力受损实即等同性无能。附录一、二令我得出一个结论：缺乏性与暴力的中国人格用“非美人格”定义便得。
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指出美国的杀父幻想并无高峰期，而是弥漫在各时代，因为它是制度化的常态，但亦不妨顺此母题的时代变幻权列8分节：（1）“国王必死”；（2）“浪子回头”；（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4）谨防“爸爸陷阱”；（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7）父权的解构；（8）“男儿本色”的颠覆。此外，还多了一个“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专谈香港电影对美国杀父故事的模仿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
附录四《“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无分节，集中揭发一个现象：在美国的犯罪学想象里，黑道人物是纯阳刚的，他们的作为乃观众心底欣羡但实际上不敢为者，黑道的领袖人物尤其是“超男”（alpha-male）的典型。相形之下，心灵被“妈妈化”的变态杀手则具令美国人极度不安的“阴”素。他是一种人格缺陷，其情感状态困陷于人生早期，与成人的“现实”脱节，其“性别”无法形成自不待言，在“异性恋”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面前束手无策，必须诉诸杀害妇女的下策。心灵幽暗的罪犯文类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蔚为大宗，造成在现实统计数字里男性杀人犯罪率明明高出女性许多，但犯罪心理学却把它“女性化”的怪现象。
附录五《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杀母”文类全盛期后，朝成语的地位转化，其持续之久不能用剧本荒解释，而是一种大众共识的进一步凝固。附录五、六可谓该成语的史料大全汇编，采兼顾主题铺陈与时序排列的方式予以整理：该成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反映时代的递嬗，在20世纪期限内者即分列9节。
附录六《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分6节，记录“杀母”成语进入新千年后的变奏，第一节“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一语道出它之周而复始，历久弥新。余下的五节按今日的时代精神剖析该陈年旧语，最后一节指出近年的异军突起：今日已遗忘掉20世纪中期女性“阳具化”、男性荏弱化的危机，而改用“产后忧郁症”与“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等时髦话语来包装母亲的毁灭性——该毁灭性则亘古不变。
附录七《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为避免全书论述的以偏概全，本章附录尽量搜集反证，但这些作品多不成气候，无法引起共鸣，甚至似是而非。因资料的稀少，本章没有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