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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先把焦点放在美国的心理动力学的历史上头。此概念脱胎于弗洛伊德学说，它是针对个体人格动态开展过程的思考。19世纪末以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兴起，其学说初期的着眼点不是性别研究，它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在家庭内“父、母、子”这个三角底下成长。但在后达尔文主义的性别研究者手里，个体心理成长阶段变成了物种生物进化阶段的替代，然而，这个新理论典范依旧把两性性别分化不彻底判为“低级阶段”。
这个修改，是弗氏学说通过美国文化这个变压器的产品。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里，男同性恋是男子过分与妈妈认同的结果。他无法通过“搞男女关系”这道关卡，就是他困陷在人生早期的征候。至于女性，其成长之阻滞，则是由于“阳具嫉妒”（penis envy）而产生对自身性别之否定，也有导致同性恋的可能。与男人性别认同的女性也被称为“阳具型女人”（phallic woman），她达到性高潮方式是靠下体外部阴核的刺激，而不是经由子宫兴奋产生快感。“阳具型女人”一词并非指解放，反而是患身心不协调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的意思。因此，弗洛伊德学派也是用性别不明朗来定义“低级阶段”，虽然它不再是生物进化的“返祖现象”，而是人格成长的阻滞或逆退。
然而，弗洛伊德本人只提出凡人生必经“杀父娶母情结”（Oedipus Complex）以及在女孩身上相应的这道关卡。在这种提法底下，异性的双亲反而是唤醒男孩与女孩世上有“异性关系”这回事的起床号，也预备他们将来步上这个人生的“正途”。弗洛伊德很少谈及女孩，承认她是一个谜，权宜视之为男孩的翻版。他集中谈男性问题，而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妈妈”是推动男孩与爸爸竞争的动力，是培养男儿性格的至关重要因素。
由“恋母”发展出“杀母”情结者，与其说是弗洛伊德主义，毋宁说是属于尼采与劳伦斯一脉的思想（关于该脉，详见第四章）更来得恰当，如果后者成功地钻进弗洛伊德主义里面去，是从哪一个点切入呢？答案是弗洛伊德晚期的理论，该时，大师已开始注意“杀父娶母”阶段与“前杀父娶母”（pre-Oedipal）阶段所造成的心理问题的不同性质。一般来说，一个人“杀父娶母”的内心冲突未获妥善解决（例如形成有罪感），会形成终生的神经官能症，但这类心理问题远远轻于精神病（psychosis）。后者可回溯到“前杀父娶母”阶段上出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上，男孩是完全与妈妈认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男人”而必须和爸爸抢女人，换而言之，精神病的内容是连“杀父娶母”这一关都过不了的人格极幼稚阶段。
弗洛伊德本人设计出的一套治疗法：释梦、自由联想，都是用来化解神经官能症的，对精神病完全用不上。开始针对精神病的，乃是在美国被称为“新弗洛伊德派”（Neo-Freudians）的泰斗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毫不出人意料，沙氏用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尤其是“母子关系”——修改了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论的内在阶段性。强调人格发展的“内在阶段性”正是心理动力学的角度，东亚人士用“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来定义人的成长，不妨视为全然相反的角度，但这不等于说东亚人士的人格发展即如其自身所言。事实上，弗洛伊德视其学说为推之四海皆准，东亚人士的成人观毋宁乃社会规范而非人格理论，乃社会对个人在符号学层次上的全面专政。故此，东亚文化里的“心”是社会道德化的人心，而不是与社会规范维持某种程度的紧张、甚至抗议因而神经官能症化的“心”（psyche）。然则，沙利文用母子关系修正弗氏人格发展论的内在阶段性，岂非朝“东方化”的方向发展？实大谬不然！弗洛伊德的人格成长阶段依然纹风不动，沙利文只是把弗氏学说里母亲首次触发男孩的异性恋认同的正面角色修改成将男孩阻滞在前生殖器阶段的反派角色。这个修正在某种意义上由任务决定，盖弗氏只研究神经官能症，沙氏研究的却是精神病。沙利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妈妈是儿子精神病成因的理论创建，其影响至今余音犹在。因此，由“恋母”情结突变为“杀母”情结者，不折不扣乃弗洛伊德主义之美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