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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以来的男性危机考察美国性别研究之沿革，不能忽略下列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举行大量征兵，发现几乎近一半的男丁在心身两方面都不适合服兵役，使得性别研究越形急迫。
男性危机固然是美国性别研究之一大动力，但仍需把“性别角色”思维放在更广泛的性别研究的脉络里，才能洞察“角色”的规范性。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炒作两性相异。
现代性别研究可上溯至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Havelock H.Ellis，1859—1939）的《男与女：人类第二性征的研究》（
Man and Woman
：
A Study of Human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它发表于1894年，不出10年，美国心理学家已对两性在运动神经（motor）、感情（affective）、知觉（sensory）以及智力（intellectual）等领域的差别做出调查，其中的佼佼者为海伦·汤普森·伍利（Helen Thompson Woolley，1874—1947）。奠基者蔼理士主要是综合了心目中较具科学价值的各家学说，美国的后继者则强调第一手的调查。伍利一辈人与蔼理士的强调也不同，后者的两性心理学强调自然欲望，前者则强调社会因素。
显然，这新一代已开始修正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倾向用“环境”“习惯”等概念来取代“本能”与“遗传”。
至于蔼理士，虽不再奢谈宏观的社会进化论，其学说仍以建筑在生理学上的心理特征为依据。
无疑，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达尔文进化论执思想界牛耳的时代。此后思想界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后天文化的教养，此途径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文化人类学中大获全胜。但将“性别”从用物种进化解释，演变到从个体心理成长过程去界定、进而论说它如何形成由社会认可的“角色”以及自我社会化后的“认同”，此间还有一个学术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其间的一座里程碑是刘易斯·麦迪孙·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与凯瑟琳·迈尔斯（Catherine Miles）测量性别的量表。
特曼在未转向性别研究之前，已经在智商测量和天才儿童研究方面建立权威地位。他和研究生小组从1910年开始修改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857—1911）创设的智力测验，至1915年最后定型为“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量表，并且发明了“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这个名词，简称IQ。
因此，特曼是以美国心理测量界领袖的地位转向性别研究的。在他1927—1928年的天才儿童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量表，简称MF量表。
在特曼与两位弟子合作的天才儿童研究里，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当时总体的社会与文化偏见。
研究报告说：相对正常的样品，天才女童一般比较“男性化”，而天才男童则与正常男童无甚差异。研究者们认为女童的男性化偏差是一种“可喜的偏差”，它产生了伊丽莎白女王般的女中豪杰，足以印证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的名言：“女性天才并不存在，所有女性天才都是男人。”然而，研究者对性别过分倒错者则表示忧虑，例如一位喜欢男童军打扮和海军制服的女生，以及一位有弹奏风琴天分的男童，后者喜欢玩洋娃娃、设计女服以及扮演歌剧中的女性角色。
这个忧虑，在特曼1936年的性别研究中就全面表现出来。
特曼与弟子凯瑟琳·迈尔斯合著的《性别与人格：男性化与女性化研究》（
Sex and Personality
：
Studies i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于1936年面世，也是MF量表的最后定型。MF量表模仿智商测量，却是测量与智力无关的一组心理特征的量表，在设计上，特曼得力于合作者迈尔斯不少，因此量表以二人命名。这个量表在当时的心理学领域里提出两组理想的心理特征、态度、兴趣或统合形态，称作“男性化与女性化的人格形态”（masculin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 types）。这类概念化行为迎合当时的社会期待，例如，把学术成就高而兴趣偏向文化方面的男人当作“较女性化”，学术成就低而其兴趣偏向机械和体操者则“较男性化”，运动员不论性别一般都“十分男性化”，工程师、律师、推销员的职业是“最男性化的”，牧师与艺术家则几乎不入男性之流。在女人之间，家庭主妇与传统女性职业的从事者无甚差别，但中学女老师和大学女教授的“女性化”指数却明显偏低。
在MF量表里，对男女两个性别理想最严重的性别偏离却是“同性恋”。《性别与人格》一书花了20%的篇幅在各色各类的同性恋研究上头，显出特、迈两氏关注之所在。
“同性恋”之成为最大的偏离，其前提是男女性别被竖立为两个对立的理想，在两极之间排列出一个分光谱，内含各种度数的偏离，而“同性恋”则被判为最大的偏离。特、迈两氏的人类性倾向分光谱概念来自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性学大师蔼理士。蔼氏代表西方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过渡到现代较宽容的性态度之转折点，他的分光谱把各色各样“性变态”当作一个兼容并包的“有性状态”（sexuality）的各种样相，将常态与变态的界限模糊化。
特、迈两氏在其量表中突出“同性恋”是最大偏差，似乎乃从蔼理士兼容并包的进步立场的一个倒退。
他们表面上在做同类研究，其实蔼理士谈的是“性”，特、迈两氏关注的却是“性别”。因此，这里的关键并非同性恋是否先天的“性变态”，而是在美国两极分化的“性别”观底下，它不得不成为模糊性别界限的最大误值。
事实上，从20世纪初就一直在进行的男女差别研究都没发现两性之间有何显著差异，有时反而证明女性略为优胜，例如特曼在1917年做的一次智商测验即显示女孩智商略高。
两性无差别的论调的确有助于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妇女获得投票权的措施，但是，两性在知、情、意方面无差别并无助于“异性恋罗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这个制度对男女必须两极化的强制要求。更有甚者，在国防考虑底下，男丁如果在心身双方面都不合格的话，“两性无差别论”遂变得全然无济于事：国家与社会必然对男性做出不同于女性的要求，就如同异性恋制度必须制造出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等“角色”一般。如果在“一战”期间美国军方悲叹众多男丁不适合服兵役，到了“二战”至“冷战”期间军方就开始将此倾向归咎于“妈妈的坏影响”（详见第八章）。
有人指出：作为美国智商测量泰斗的特曼，在1922年曾反对无节制的移民，认为新近的移民之智力劣于较早期来自北欧的移民。
如果他以捍卫美国主流种族为职志，那么，是否可以类推：他对偏离性别主流者抱相类的排斥？我们必须理解心理测量的目的不是搞革命，而是反映现存制度。特、迈两氏的量表是其后不计其数的同类量表的始祖。不同之处是：特、迈两氏的理论基础把性别的生理或心理成因存而不论，其量表只是罗列性别气质的差异。
继起的性别研究则越来越多地加入后天教养的因素，换而言之，是越来越注重“心理成长”与“社会化”因素。影响后起的性别研究最得力的思潮有二：其一是来自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动力学概念，其二是社会学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及相关的“角色”（role）与“认同”（identity）等理论。让我们先谈论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