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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列举了德、奥、英、美等国的仇母思想，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超人论与仇母情结？似乎属于尼采一脉的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1895—1972）宣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来反叛“大母神”；妈妈之罪就是想把儿子永远闭锁在她黑暗的身躯之内。他写有《论女人》一文，说：“［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弱点就是他妈妈拿过他的部位。”
可见这是20世纪上叶的流行话语，但这个仇母话语在欧陆有多广泛，有待欧洲研究的专家去探究，凭它们的大众文化并无衍生美国规模的“杀母”文类来推测，即使有此倾向，也未形成巨澜。事实上，尼采的故乡德国和劳伦斯的故乡英伦也没有产生美国规模的“杀母”幻想，可能是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规模当今之世无出其右，但更主要的是美国发展出一套性别角色理论，激化了仇母思想（详见第五、六两章）。
研究“超人论”者也从不曾把这个哲学与“母亲”联系起来，本文是这类尝试的首次。在这里，我们又从中国数据里获得旁证，那就是新文化运动时代——与本章谈论的人物约略同期——冰心女士（1900—1999）提倡的“爱的哲学”。她念教会中学时曾受了基督教教义影响，但把上帝变成女性，把母亲耶稣化，将“母爱”当作万灵丹，希望借此消弭人与人的对立与憎恨。在《超人》（1921）这个短篇里，冰心描写这种爱对主人公何彬的拯救。何彬本是一个冷心肠青年，信奉尼采“爱和怜悯都是恶”的哲学，对社会上的人都极冷漠。后来，因为受到一个厨房里的跑街孩子禄儿的感动，开始忏悔。打动他心弦的是孩子的一句话：“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这段话使何彬想起了母亲、童年和童年时的自然界。于是，他终于失声痛哭，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啊！”
冰心那个消弭人间一切矛盾的乌托邦，是用“母爱”作为混凝土的。冰心在其颇具影响的《寄小读者》里，歌颂“普天下的母亲的爱”，鼓吹母爱是维系社会的感情纽带：“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为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
冰心是把婴儿期无助阶段承受施母职的女性照顾等同于蒙受上帝恩眷，这个把上帝还原到哺乳类层次的尝试是否比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来得“形而下”呢？魏宁格已曾指出：母爱是非道德的，因为它只及身体、不及个性，只有在两个“个性”之间才有伦理关系可言；母爱乃是一种本能，动物的母爱不会低于人类，也同样与道德无关。
缺乏这个超越物质的精神，就落得十分实惠，变成有奶便是娘。在人类社会里，是否凡具有哺育生理构造的女性都被责成去担当上帝呢？这个本身存在只是为了给予别人养分的“无我”要求，对全体女性的人性该有多大的摧残！
冰心是“五四时代”的人，而尼采的超人论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之思想武器。鲁迅是该哲学最有力的提倡者——他认为中国人的集体是“吃人”的。看来，冰心用来解决这类“异化”知识分子的方案，就是叫他们“回到妈妈身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