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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威利是一位美国作家与社会评论家。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即常替学生刊物撰稿，因一次期末考成绩与一位文学系教授冲突，愤而离校，此后即任职报界，至1927年脱离报界，成为独立作家，并替好莱坞编写剧本。他的小说如今多为人遗忘，他在青史上留名的是缔造了“大妈咪主义”（Momism）一词，有“母亲霸权”的含意，如今已融入美国通用词汇，虽然用法已不限于挖苦母亲崇拜，也变成女性主义抨击保守舆论要求妇女重返母职的主张（如是后者，则该另译作“母职至上主义”）。
威利没有理由痛恨母亲，因为他5岁时丧母，根本没有机会受到母亲虐待，替他写传的人指出：他因此伤痛产生人生无常之感，他仇视的倒是当牧师的爸爸。他的第一部小说《重负》（
Heavy Laden
，1928）描写一个闭塞的小城镇牧师和他现代女性的女儿之间的冲突，就是影射他和父亲的关系。
威利的仇母主义该从时代话语中去觅其根源：的确，他的蔑视“一般的人”（common men，common women）是尼采式的，他主张从虚伪的社会习俗中解放个人的本能则近似劳伦斯，他对美国女人的鞭笞和他的文风都有点像门肯。
威利的第二部小说《宝贝与乳臭未干的小子》（
Babes and Sucklings
，1929）反映社会价值的变迁、同时挑战旧习俗，恍如劳伦斯扬起的战旗。女主角从加州跑到纽约，为了逃避她的不理想的未婚夫。在纽约的一个派对中她结识了男主角，这个人有趣得多，而且很像作者威利本人，他们俩进入一种无须结婚的爱情关系，并经历挫折、流产与分手，到最后才重新结合。小说的旨意是对婚姻这个习俗提出质疑。
它称颂能分始能合的好男好女理想，乃劳伦斯格调。
威利是漫画里的“超人”（Superman）一角的启发者。他在1930年发表了第三部小说《角斗士》（
Gladiator
），主角雨果（Hugo）被他的科学家父亲改变了身体的分子组织、获得超人能力，想用他的能力为世人服务，却不为一般的人理解、甚至遭妒，他感到无比的孤独，最后在一座山上单独地死去，应验了尼采所说庸愚大众摧毁一切比他们高尚的事物之命题。另两位作家在1932年借用了《角斗士》的中心主题，甚至引用了其中一些对白，缔造了《超人》漫画系列。
后者变成闻名遐迩的漫画英雄，也是美国大众文化偶像。但漫画化的超人却将威利小说中超人的悲怆情愫给抽掉了。
威利1931年的小说《隐身刺客》（
The Murderer Invisible
）缔造了另一个超人：隐形人。它明显受到威尔斯（H.G.Wells）的《隐形人》（
The Invisible Man
，1897）的影响。环球制片公司把两部小说的版权都买了，把两者结合起来，拍了《隐形人》（1933）这部电影。
威利也因此与好莱坞发生关系。在1932与1934年威利相继创作了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小说《当世界互撞》（
When Worlds Collide
）以及《世界互撞之后》（
After Worlds Collide
），也于1951年被派拉蒙制片公司搬上银幕。这组故事的主题也是高超者与乌合之众的对立。前者是一群有科学知识的先知先觉者，他们预测一颗彗星将碰撞地球，因此警告世人，但后者拒绝面对这个事实，当前者建造了一艘挪亚方舟式的宇宙飞船将自己运载到另外一颗较小的彗星上时，地球上的社会开始瓦解，人类回到原始状态。
威利在《野蛮的绅士》（
The Savage Gentleman
，1932）中结合了“鲁滨孙漂流记”和“人猿泰山”两类情节，主旨仍然在鞭笞颓废的现代文明。故事里，一个富有的报业家斯蒂芬婚姻失败，遂带了儿子亨利和两位助理乘坐游艇出海，故意在一个荒岛上搁浅，度过了30年，斯蒂芬去世，其他人则获救，但回到文明社会后，纯真的亨利在面对贪腐的文明社会——尤其是一些不择手段的淘金女郎——时却产生了许多问题，最后亨利奋起反击，运用他所掌握的报业，发挥正义的力量。《野蛮的绅士》一书中已开始透露威利对现代美国女性的不信任，而在1934年的小说《芬礼·兰恩》（
Finnley Wren
）一书中，就出现一位年轻女子控诉主角芬礼是她胎中所怀的孩子的父亲——这个情节是根据威利生命中的真事改编而成。
真正地奠定威利为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的是他的评论集《毒蛇的苗裔》（
Generation of Vipers
，1942）。
这部脍炙人口的著作至1955年已达20次印刷。威利在书中对美国文明的批判是地毯式的，无所不包，蛮具尼采风的“一切价值的重估”。他的前提亦与尼采、劳伦斯等人相似，亦即控诉文明斫丧了人的本能。他悲叹美国的阴盛阳衰，则似门肯。威利的论说可以说是“世纪末思潮”的余晖，文明没落论的高潮已过，行为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相继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造成本能学说的式微——纵使威利在书中的本能学说是能够与新的文化观点结合的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CarlGustav Jung，1875—1961）的学说。
在《毒蛇的苗裔》里，威利攻击美国妇女与“妈”（Mom）虽然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但和他骂美国的政客、资本家、学者、教育制度、不合理的习俗比较起来更令人难忘，因为骂政客以及针砭陋俗等项目较常见，但攻击母亲令人耳目一新。本节也就集中在这个上头。
威利的这个攻击以美国的“灰姑娘”神话为起点：欧洲的灰姑娘童话原初具励志作用，至当代美国却将麻雀变凤凰变成妇女的正当期待。美国的大众文化总是“不断地强调幼稚的主题，例如意外的横财、一个具世界知名度的人选择一位明显少受教育和未受训练的女性当老婆、发现宝藏等”
。的确，美国这个平民社会常发生大老板娶自己的女秘书的事情，或者至少常给欧洲人这个印象。在前面，门肯已经提及美国式灰姑娘童话鼓动了美国妇女的野心，而在欧洲大陆尤其拉丁国家，阶级的界限比较森严，女性这样做会对己不利。但在美国，威利说：“我们崇敬的并不是白马王子的热心追求，这还算是故事中积极的成分，我们崇敬的是女子的报酬。于是，我们就把固定财富的大部分转让给我们的女人。骑士精神的装腔作势……大大地鼓胀了那个荒谬的概念，那就是尊敬和奖赏女人，不为了别的，只因为她是女人。于是，大把现钞在情人、新娘、妻子，尤其是‘妈’的脚下堆起。”
威利指出他并不是为了攻击妇女而攻击妇女，而是点出当代美国妇女的问题：数千年来，都是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在家中干活，但机器的来临使得妇女的手闲下来，妇女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不事生产的阶级、一个消费阶级、一个渴望糖果的阶级”。她们如今只需生育就可“豁免一切其他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责任”，她们要求男士充当圣诞老人，后者也的确变成了“一个美国的原型”。在美国，“女人拥有大部分的财富。男人所从事者主要是从女人处赚回一点点——以便把它给予其他女人”。
该书的第十一章《一般的女人》（“Common Woman”）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远胜于不知所云的第十章《一般的男人》（“Common Man”）。虽然两者都是指尼采所谓的“乌合之众”，然而威利评论起美国的女人来是口若悬河、妙语连连、令人千古难忘。他指出“妈”是“灰姑娘”的蜕变：“妈是美国的创造。她之精心制作有其必要，因为她的出发点是灰姑娘。”
世界上历来都有“妈”，但多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少会活到替自己、替别人制造问题的年龄。然而，在今日的消费社会，“妈”却变得无所事事，而且早已活过了她生命的有用期，却偏偏受到大众的供奉。按此逻辑，“妈”只是“灰姑娘”变老变丑的版本，归根到底在男人眼中是从童话到幻灭的蜕变。威利说“妈”的喜怒无常是属于“停经期性质的”（of a menopausal nature）。
因此，他大力着墨之处也是“妈”已丧失性吸引力这个事实：
她是一只中年的海鸭，目光仿如刚发现远远的下方有一只兔子在抽搐的鹰隼。她大致上是过重了25磅，已无法冲刺，但有尖刺的高跟和反手一击的伎俩，她却不以此为犯规，反而说这是女性的防御。一千个她加起来也缺乏让一个隐修士离开岩石十步的性感。
令东亚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威利看“妈”的角度富有性的色彩。果然，他引用性学大师的权威：“弗洛伊德已编了一个惊人和非凡的目录，充满母爱大发（mother-love-in-action）的例子，并将其溯源至一个正常的本能朝乱伦方向之扭曲。”
威利这句话很含混，没有说明被扭曲的“正常的本能”到底是指父母本能还是性爱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杀父娶母的冲动是人格朝异性恋方向“正常”发展必经的关卡，威利倒过头来控诉母亲有乱伦的冲动，基本上不是弗洛伊德学说，而是类似劳伦斯控诉妈妈对孩子施展的“精神乱伦”。威利指责妈妈造成儿子无法进行异性恋：“妈从后起的一代妇女处偷走了她男孩人格里该属于同代女性爱恋的那部分。”
威利的论述里也有当时美国红极一时的后弗洛伊德学派（post-Freudian）大师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学说的痕迹：
拥有一个人的肉体是奴役；拥有一个人的精神也是奴役，因为他的身体听从他的精神，而他的精神则听从它的拥有者。妈的男孩（Mom’s boy）会被允许和他的爹做身与心的搏斗：达到那个他在情感上与父亲分庭抗礼的日子，并赢得了殴打。该过程像苹果成熟般不可避免……但这场斗争不是少年可以从事的，必须是成了男子的少年。如果这场斗争是早熟的，而又是在妈的毁灭性包庇底下发生的（往往是如此），它将会加深男孩的奴役。他谈独立还太年轻。
这无疑是沙利文“母亲利用儿子和丈夫做斗争不利儿子人格成长”理论的通俗版。
威利攻击“妈”其实是攻击美国男人欠缺男子汉气概。他说“妈”开始在投票箱出现时，美国的“政治粗鄙即达到了空前的低劣程度”
。她控制了政府，“就将具独立性格的人赶离职守，并代之以滑腻的阉人”
。在威利眼里，“她已成为美国的教皇”
。可以理解，威利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憎恨妇女者”，而他亦开始叫屈，说《毒蛇的苗裔》里抨击“妈”和“灰姑娘”的篇幅只有19页，而他却花了300多页攻击“男人自毁的弱点”。
为了表明他的立场，他在1951年还发表了《大失踪》（
The Disappearance
）这部科幻小说，说有一天世界分裂为两个平行的宇宙，一个只有男性，另一个只有女性，这两个单性的世界都濒临崩溃，直到4年以后这两个残缺的世界才复合为一。威利这部小说的指导思想是荣格的阴阳互补的人格学说。虽然如此，威利仍难逃其咎，因为他300多页痛骂美国男人的内容如今已被遗忘，但他攻击“大妈咪主义”的文章却流传千古，对20世纪下叶的美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至为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