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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豪大卫·劳伦斯在1916年发表了一通从女人处解放的《宣言》（“Manifesto”）：
是一个女人给了我力量与富裕。
承认这一点！
所有加拿大摇曳的麦子，如今已熟透，
还不如一个女人身体的力量
虽然它的穗是甜的，也不及她给的多
纵使它饲养了万国。
……
然而，却涌现了另一种食欲
很深，很贪婪
肉体的肉体在喊叫
出自一个比胃或喉咙甚或心灵
更惊恐更深度的饥饿
比死亡更殷红，也更喧嚷
对这个女人的食欲。天啊，
其深如邪神摩洛克（Moloch）
，无情而又强大，
正如这个可怕的主之名，
不能被高声道说。
但它就在那里，那股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饥饿，
那个我们学会去大快朵颐
不然就灭亡，别无他途。
我想曾经是女人，不分皂白的女人，
都是我的女性附属品，
啊，这曾是难受的苦恼
也是该惧之物，
一个具威胁性的、折磨人的、阳具型的摩洛克。
一个女人最终解决了我的饥饿，
众多的女人不能给的，她做到了；
我本来如此理解此事。
……
存在与否（to be，or not to be），仍待回答。
这个为了存在的疼痛才是终极的饥饿。
至于我，我能说“几乎抵达了，啊，近了”。
但总差那么一点点
它不该剩下一点点
尽了力就是功成。
我内里剩下那么一点，不妨自白，
如今我认识她：或许，认识相对她来说我的限度在哪里。
……
还是到了这般田地。
令人好奇的痛苦，也是一个解脱，当我触摸到无论怎么说都是非我时
它用我的非存在把我伤害至死；确切的、改变不了的限度，
还有超乎其外，很超乎其外的处所，如果你能解其意。
它是存在的主要部分，这个自我的超克，
这个触摸了超乎其外的边沿才消灭，却不是消灭。
我也要她从我身上拿走同样的东西。
她触摸我如同我是她本人、她自身。
她对可怕的事实还不了然：我是他者，
她认为我们都属一块。
没有比这个更不真实。
啊，我终于要她触摸我黑暗之根和嫩肤
并在我之间死去，正如我在她之内死去。
然后，我们将会是两个、划然分判，各自有分开的存在。
并将会是纯粹的存在、真正的自由。
直到该时，我们仍将混淆、一个掺和物体、未分解、一者还未从另一者中摆脱出来。
只有在纯粹的不可名状的决心里、在与众不同的存在里，一个人才是自由的，
并不是在掺和、合并，也不在于相似。
当她把手放在我秘密的幽暗本源，最幽暗的流，
当她以为已经探究到底，像死亡一般无处逃：“这是‘他’了！”
她是没有份的，怎么说都没她的份，
这是可怕的“他者”，
当她知道那个惊人的他者的肉体，啊，深不可测和可怕的幽暗、既邻接又具体，
当她靠着我被杀，躺在那里像在门外的一堆（垃圾），
当她消逝正如同我已消逝，
两个人靠着对方，
我将愉悦，我不会再和她混为一谈，
我将了无障碍、与众不同、单一如擦得亮丽的银器，
在哪儿都没有依附和粘连，
一个清朗、亮丽、孤立的存在，独一无二，
而她亦变得纯洁、孤立、完整，
我们两者，不可名状地分判，也不可名状地联结。
然后，我们将获得自由，赛于天使，啊，真完美。
在他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人民的教育》（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1918—1920）中，劳伦斯如此提倡：
如何教育一个孩童。第一条规则：放过他。第二条规则：放过他。第三条规则：放过他。这是整个开始……
……郑重地放过他的知性、他的情感、他的精神和他的心灵。母亲们怀着魔鬼，她们总得要从孩儿处赢得他们亲自认许与反应……
……应该成立一个防止母爱的联盟，正如同有防止虐待畜生的会社那般……
为何？并非为了任何紧张刺激的弗洛伊德式动机［指母子乱伦］，乃因为我们今日要命的理想主义，它坚持把每一人际关系都理想化，尤其是母子关系。天哪！我们是怎样地以崇拜圣母的整个俯首帖耳的堕落匍匐在母子关系面前！最崇高的、最纯洁的、最理想的关系，母与子！
……哀哉！在这个可悲的年头，母亲总是对一己之崇高地位以及使命具有高度心理自觉，而她想把这个心理自觉从孩儿身上获得回报。孩儿必须认识这点并有所反应。哀哉！她每次自鸣得意渴望认许、期待回报时，孩儿却不能施以最大的巴掌。假若我们要拯救我们孩子们终极的神志健全，那么就得打倒母亲！A bas les mères！
言归正传。把她们从高高在上的鸟架上拉下来。去他妈的圣母式的扬扬自得和大动爱心。去他妈的灵魂。当一位母亲灵魂“发作”、大动爱心，或为责任吃苦，每一趟都该承受白杨木鞭笞10下。每一趟都在她光赤的背脊上来10记结实的、锋利的、刺痛的鞭笞。因为比起母爱的大发作，贩卖白奴只是小巫见大巫。该把这个念头从她身上打掉，因为它是威胁我们这个物种终极神志健全的恶习。
下面我们将考察劳伦斯与她母亲的关系。
大卫·劳伦斯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阿瑟（Arthur）身份低微、收入不丰，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从大卫小时候起，家庭主要靠妈妈莉迪亚（Lydia）撑起。劳伦斯一家的子女都比较亲妈妈，而妈妈比较不喜欢像爸爸的长子乔治。大卫与母亲尤其亲近，当她在1910年因癌症去世，大卫受了很大的打击。
他与母亲关系的亲近可从自传式小说《儿子与情人》（
Sons and Lovers
，1913）中看出。故事中矿工莫瑞尔（Morel）家的幼子保罗就是作者的化身，书中描写保罗与母亲一起前去应征工作途中，“娘儿俩走在车站街上，体会到情人一起出外历险时的那种兴奋心情”
。母子情甚至压倒了保罗对他女朋友的感情：“母子情才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呢。每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米丽安的形象就退缩了。她叫人感到模糊而虚幻。别人谁也无关紧要。世上有一块地方始终不变，不会成为虚无缥缈；这就是他母亲所在的处所。其他任何人都会逐渐变得模模糊糊，在他心目中几乎并不存在，可是他母亲绝不会。”
从这里根本看不出他有仇母迹象，除非像某些研究者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从强烈憎恶中察觉到对“乱伦”冲动的严厉镇压。劳伦斯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并基本上否定它用“性”解释一切。然则他从妈妈处有否承受不当的压力？妈妈原本有当老师的志向，嫁给他爸爸后自叹遇人不淑，把改善社会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尤其是有进取心的二哥欧内斯特（Ernest），但二哥染病早逝（1901年），因此大卫就承担起母亲的一切期待，虽然大卫小时候有点女性化，好读书，喜与女生为伍，常被男生欺负。但每个家庭的子女都会承受这类压力，不足以说明令他伤心欲绝的丧母经验后不到10年就写作《人民的教育》那种大恨告天的檄文。
在《儿子与情人》里，保罗因妈妈罹患癌症痛苦不堪，遂与姐姐把吗啡丸放到她晚上喝的牛奶里，帮助她归天。
如果故事是自传式的，这个情节则属虚构，事实上作者本人在妈妈死后才从外地赶回来奔丧。但这个虚拟的“杀母”透露什么信息呢？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共识是：它乃作者的人格成长剧，故事中主角丧母，与两位令他不满意的女朋友分手，独自走上人生的道路，都是大卫·劳伦斯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的历程。在这里，有近似尼采从小镇的女人堆里解放出来的意味。
劳伦斯之仇母，归根到底是理论成分多于亲身经验，而其理论又是“世纪末”以来的两性观的一个范例。为了否定弗洛伊德，劳伦斯发展了自己对“非意识”的看法，把它分作两个中心，一者为和合（sympathetic），代表爱；另一者为自主（voluntary），代表权力。“对婴儿来说，母亲是他的整个宇宙”，因此总想与妈妈融为一体，但此举会消灭个性，婴儿的自主中心遂发生作用，令他从母亲与女人处退缩。这两个中心必须平衡，人格才获得健康发展。
健康的人格即能充分发挥生命力，劳伦斯的生命力泛指本能，而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定死在“性欲”上头，他控诉弗氏的“原欲”学说把个体生命力狭窄化了，使其发展必然走上“恋母”一途。在劳伦斯眼里，这个情况乃母亲对孩童的侵犯所致，妈妈过分培养孩童的“和合中心”其实是一种“精神乱伦”。
它的效应是造成孩童自我独立的“自主中心”不发达，一直依赖妈妈，性开始觉醒而无发泄渠道，造成内心的分裂。
读者可以看出，相对劳伦斯来说，弗洛伊德更多地肯定“母亲”：人格成长过程唯有到了“恋母”阶段，异性恋倾向才开始萌芽，为以后的“正常”人格奠定基础。劳伦斯则把母爱与性分开，视前者对后者具堵塞作用，“和合”本身没有错，但只有在个体的“自主中心”指导下，才会有成熟的性爱。然而，传统的妇女过分像妈妈，和她们结合是令人不满意的。劳伦斯恐惧被女性吞噬一如恐惧被“乌合之众”吞噬，在此点上和尼采同，因此他提倡的男女关系要懂得合，更要懂得分。高等的个人每经一次分手都似凤凰般浴火重生，激发了生命力，而庸俗大众的“合”并非两个灵魂的结合，而是“一大群乌合的孤立自我”（the great herd of isolated egos）之机械组合，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合”，却又不松手，死抓住陈腐的形式，继续他们的生中之死。
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里自传式地透露如何和少年时代的两位女朋友分手，女权分子评击其为玩弄女性的大男人主义。维护他的人则说这些女性无法满足他的视野，他其实亦期待她们如己般发扬自身的生命力，而不是互相霸占。
待到1914年他与教授的太太弗丽达·冯·李希霍芬（Frieda von Richthofen）私奔至欧洲，自此周游世界，脱离了小城镇的家乡，方如愿以偿。在这位比他大六岁、三个孩子的妈妈，但富异国情调的师母身上，劳伦斯终于找到了灵魂的伴侣。弗丽达在遇到劳伦斯以前已经有多次婚外情，劳伦斯死后她又第三次结婚——劳伦斯看中她的就是她对自己生命的热爱。
劳伦斯在1928年出版了一部禁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描写的就是女主角康斯坦丝（Constance）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走出来，用婚外情来解放自己的情欲。他期待女性亦能做一个完整的“人”。在劳伦斯的时代，女性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罕如凤毛麟角，因此劳伦斯两性能合能分的主张在当时似乎是为“大男人”的利益服务，但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年青一代身上，这个作风已经相当普及，而且遍及男女。在这里，纯粹采取女性主义角度去研究历史会造成偏差。在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向往的就是能步上这条男性捷足先登之途，希望女性亦能超越生儿育女的生物性存在，做一个全面的人。后来的女权运动走上打倒男人的道路，就把这个追求“个性”的历史轨迹给模糊掉了，反而落入了尼采不屑的“乌合之众”的暴民政治窠臼，但这些女权分子从来也说不出打倒男性后该恢复的“女性理想”是什么。难道是恢复传统的妇人性格吗？更不见她们有人去维护“妈妈”！
一位女性主义者指出：劳伦斯在打倒母权之余，同时提倡在孩童教养中加强父亲的功能，希望他能激发男孩身上的“父亲火花”（the fatherspark）。
但劳伦斯真实的父亲是连自身都缺乏“火花”的人，被他的儿子轻蔑。劳伦斯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强得多，事实上劳伦斯也较亲近母亲。在这里，他并不能跳出他那个时代对性别的期待：强者的楷模总得由男性代表。但不该把焦点模糊的是：这个强者的理想是“个性”而不该是男性，它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必须由男性代表而已，在该时代也必须由男性领导。劳伦斯归咎“男人在肉体上失败了，才导致女人用爱去毁灭她们的儿子们”
。
劳伦斯的理论框架是当时流行的“本能说”和以恢复本能为前提的“文明再生论”，这些学说皆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劳伦斯似乎服膺达尔文“雌性是物种守成者”的前提，强烈暗示女性的势力阻碍进化，就如同他妈妈阻碍他一般。千百年以来女人都在压抑人类的“兽性”：“直到如今她的梦都成为抽象的，且充满幻想，奴役已进入了她的血脉里，她的和蔼可亲充满残忍。”女人“在本能上就志在镇压我们身上的粗野和兽性……她们没有我们不能活，但她们却毁了我们……［她们］要的不是我们，而是能从我们身上采集的精神花朵……并因而摧毁了我们身上那个自然的人”
。一位女性主义评论家指出：劳伦斯对母亲是如此鄙夷，他小说里最雄健的男主角“都尽量避免成为父亲，以便剥夺女人当母亲的机会”
。
即使到了未来的世代，是否允许女人重塑本能涉及人类文明能否获得“再生”（regeneration），这就关乎男人在一个新的文明中能否重获领导权，这个男人的解放也会导致女人的解放，让她们从司爱女神的母亲角色底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是，有时候劳伦斯陷入悲观，觉得今日的颓废文明可能永不超生。劳伦斯笔下出现的对女人的暧昧性，也出现在尼采笔下。尼采笔下刻画的女性难道是女性的本质吗？还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尼采对她们的鞭笞，是否乃当时无法在她们的性别里找到男性“超人”的搭档而生的愤恚？尼采反对直线进化论，从他的哲学里无法推论出人类越进化两性越来越相异的结论，相反地，他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超人”都有它的“末人”的进化观并不排除在未来也会出现女性“超人”。事实上，尼采认为真正的婚姻是：
你年轻，你希求着孩子与结婚，但是我问你：你配希求一个孩子吗？
……
你建造出来的，应当比你自己高出一等。所以你得先把自己建造得灵肉俱是方正的。
你不仅应当向前地绵延你的种族，而且应当是向上地！让结婚之园帮助你罢！
你应当创造一个高等的身体，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自转的轮——你应当创造一个创造者。
我所谓结婚者，是一对人之意志去创造一个高出于他俩的人。我所谓结婚是互敬，是具有这种意志的人之互敬。
让这是你结婚之意义与真理罢：但是多余的人所谓结婚，那些过剩的人——唉，我将怎样称呼它呢？
唉，那只是一对灵魂之贫乏罢了！唉，那只是一对灵魂之污秽罢了！唉，那只是双重的可怜的自满罢了！
……
别笑这种婚姻罢！那个孩子没有理由哭怨他的父母呢？
我觉得这个男子是可敬重的，成熟了的，可以抓住大地之意义：但是当我看见他的妻，我觉得世界变成了疯人院。
真的，当我看见一个圣哲与一个雌鹅媾和时，我恨不得立刻地震起来。
尼采的愤怒是没遇到能与男性超人匹配的女性超人，却期待有“一对”超人共同制造“高出于他俩的人”。
或许，真正让尼采和劳伦斯等“超人们”发指的是缺乏“自我”的个体、一个以“无私”为名而透过他人生活的个体——但这是世界上所有“妈妈”的写照。在婴儿幼小时，它的需求完全依靠妈妈来满足，因此做妈妈的非“无私”不可，但是一个终身用母职对自己下定义的女人，在这些超人先生眼里即成为最糟糕透顶的“末人”——可叹者，在20世纪以前，这可几乎是全体妇女的写照！对这些“超人们”来说，打倒母亲成为“个性化”的先决前提，没有这个精神上的断奶，个体将永久地处于自我无法形成的状态中，发扬个体生命力的“自主中心”无法确立——这一点也不只是男性的问题。在下面的章节中将显示：美国当代文化中“杀母”主题的发挥，由男性开个头，以后就由女性接过手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