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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仇视妇女的言论已经成为经典。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1883—1885）一书里的名言“你到女人那边去吗？别忘了携带鞭子！”其实不是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而是这位虚拟的智者向一位老妇人讨教一点有关女人的智慧，而老妇人以此相告，有警惕他不要轻敌的意思，但查拉图斯特拉还未领受智慧前就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妇人的一切是谜，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
男人之于妇人只是一种工具：孩子才是目的。但是妇人之于男子是什么呢？
真正的男子需要两件事，危险与游戏。所以他需要妇人，做他的最危险的游戏。
男子应当被教养作战，妇人应当被教养为战士之消遣：其余的一切都是疯狂。
……
男子之幸福是“我要”。妇人之幸福是“他要”。
妇人应当服从，应当在表面之下找到一个深度。妇人之灵魂是表面，浅底上一层激动着的水。
但是男子之灵魂是深邃的，他的波流在地底下的洞穴里吼着：妇人感受到男子的权力，但不能了解它。
尼采在《超越善恶》（
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中说：“当一个女人有学术志向，她必定在性方面出了问题。”
并指出女人“不要真理；真理对女人来说是何等物？从一开始，对女人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比真理更异己、更倒胃口、更含敌意的了——她最大的艺术就是谎言，她最关心的则是外观与美貌”
。在《欢乐的学问》（
The Gay Science
，1882）里则说：“审度女人的整部历史：她们悠悠万事之首难道不是想当演员吗？”
但尼采在后世的待遇不同于将在下节中讨论的魏宁格，后者被毫不含混地定格为歧视妇女的反动思想家，前者的言论却常获“进步分子”辩解和开脱。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的确不能归类。在19世纪末，他站在贵族和精英立场批判现代大众社会的来临、其庸俗化以及价值沦丧；在“二战”以前，他的超人论曾一度被纳粹德国利用；到了20世纪中期，尼采却成为存在主义“异化论”的先驱；至今日，他又再度摇身一变而为后现代主义“解构论”的开山祖：据云他是2500年来第一个摧毁由苏格拉底建立的“追求真理”传统的爆破手，因为他拆穿“真理制造业”这个骗局的背后其实只是“权力”考虑。于是，昔日“大右派”的尼采如今变成“大左派”，足见这类左右之分应用在文化批判上意义不大。
但尼采仇视妇女的反动言论为“进步分子”制造了难题，迫使他们对这位大师应用了耶稣会会士所专长的脱罪诡辩术（casuistry）。一位具女性主义立场的当代女学者即说：“尼采痛斥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他责怪）女人对自我创造的掌控仍不足。”
尼采的哲学显示：“超人”是少数男性精英的事业，女人基本上缺乏自我超越的权力意志，因此女人属于广大的“末人”范畴。尼采的进化论思维不像他的同代人那般重视进化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品种的最佳样品上头，亦即“超人”。尼采主张“同一事件永恒重演论”（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events），这个学说至今仍无满意的诠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基本上颠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进化论，而有利于设定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超人”、它的“末人”，他们的对立是永恒的，有了其中一方，才能界定另一方。
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超人”怜悯“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欲扶助其共登进化之殿堂，臻天下于大同的考虑。
尼采的传记透露他仇视女性似乎与家庭背景有关。他5岁（1849年）丧父，6岁（1850年）丧弟，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妹妹，举家搬迁至瑙姆堡（Naumburg）祖母家与祖母和两位从未出嫁的姑姑住，一直到他12岁（1856年）才搬回莱比锡附近的老家。因此，尼采的童年在女人堆里度过，乃女人丛中的“异类”，而这些妇人又都是小城镇水平的“乡下人”。尼采仇恨他的妈妈与妹妹是出了名的，他称她们为“有毒的害虫”（venomous vermin），比后来希特勒称犹太人为“害虫”尤烈，害虫顶多消灭之，加上“有毒的”则涵示尼采认为自己是她们两人阴谋的牺牲品。
我曾经论证：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中借作第一人称的狂人指控妈妈与兄弟阴谋把他吃掉，是发泄他遭母亲和弟弟周作人剥削的愤恚。
相对鲁迅之含蓄隐晦，尼采对母亲和妹妹的仇恨则是溢于言表，鲜为人知的倒是尼采与他妈妈来自不同国度的命题。
尼采自认为他对崇高事物的向往皆来自父亲，而母亲法兰齐斯卡·欧勒（Franziska Oehler）则代表“本能的无比低劣性”（the immeasurable baseness of instincts），在这一点上她“肯定是极度德国化的”（certainly something extremely German）。同时，尼采考据他父亲的世系来自波兰：他出外旅行时常被人误认为波兰人而很少被当作德国人，有一个波兰人甚至建议他可能来自遭放逐的尼茨基伯爵（Nietzki counts）家族，而尼采的出生地又是被德国人侵占的斯拉夫族地区。尼采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与波兰人亲近，未亡国时的波兰国会有“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只要有一人投反对票就可以推翻全体的议案；波兰人哥白尼一句话，就使日月星辰改道，恍如凭尼采一人即能对整个颓废社会进行“一切价值的重估”般。
事实上，尼采父亲的祖上皆为屠夫，并无波兰贵族的踪影。
耐人寻味者是，德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可与英美匹敌的欧陆超强，而波兰人则是家园遭人瓜分的典型“亡国奴”，尼采这个想象的家谱有啥道理？他无疑以无祖国、只有精神故乡自豪，鄙视民族主义为“乌合之众”之庇护所（与后来纳粹德国扭曲他的哲学为党国服务的立场恰好相反），而“乌合之众”所代表的正是他妈妈的那种“本能的无比低劣性”。
认为尼采并非仇视女性者却指出他其实十分重视“母亲”，他在其他地方说：“人类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围绕着怀孕。”“恒常地，我们（哲学家们）必须从痛楚中产育我们的思想，正如母亲一般，赋予它们我们内在的一切：血脉、心意、烈火、快乐、热情、痛苦、良知、命运、灾难。”“精神的怀胎制造了沉思型的性格，与女性人格有紧密的关联：它组成具男人性别的母亲。”
女权思想家常喜欢说男人其实是震慑于女人的生育能力，因此他们设法在人工的、反自然的——亦即是象征的——领域里模拟女人生育，并把它当作更高档的行动。尼采对母性怀胎功能的歌颂是否亦可作如是观？不论怎样，尼采哲学设定两性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相异，他甚至不屑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的剧本《人与超人》（
Man and Superman
，1903）里的那种主张：纵使男女的相异分属灵肉两界，但为了生育未来的超人，犹待两性之间的合作。
试图把尼采“后现代化”或把他仇视妇女纯粹归因于私人因素，都忽略了该哲学家的时代背景。尼采哲学并不能被还原到他童年的经验，后者没注定他会用“超人与末人的对立”来概括两性问题。作为“世纪末”思想家的尼采不可避免地受该时代话语影响，和他同时代的还有将在下节中引介的魏宁格：在尼采看到“超人”与“末人”对立的地方，魏宁格则看到了“天才”与“妇人”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