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它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但后来大家都把我只和这部著作联系,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学为《杀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讲,听众发问仍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发问“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我的天!
今日呢?该如何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做历史性归位?“国民性”一词乃陈年古董,我在1983年已用“深层结构”替代它。令人惊讶者,与“国民性”同为清末民初产品的“东亚病夫情结”至今日仍残存。2008年奥运会时仍听闻“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的言谈,异哉!近年华语电影《叶问》《苏乞儿》《陈真》统统可还原为同一个“霍元甲文本”,还是与外国超强者比武、在敌人屠刀下对决的逆境中克敌制胜那一套滥调。自卑感吗?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点,但从清末至21世纪头10年仍不舍割弃,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瘾。虽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国民性概括的话音犹在,仍不禁要问:这样的国民是否有问题?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历久不衰,是否也拜这个征候群所赐?作家绝无把自己的大作入殓之意,只是不愿其沦为另一个“霍元甲文本”。该书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用“身”和“心”作为基础单元演绎出一套“文法”结构,从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国家对社会的照顾模式,一以贯之,即使在今日结构主义思维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该构思仍呈现知识体系学(architectonics)的审美观。该书的另一洞察恐非读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国式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的1983年,我在国内看到的尽是这类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这些“表层”现象已淡出,但上述这个深层的设定仍有效。
说世上并无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独资本主义才是“欧罗巴生产方式”亦无不可。在2009年9月出版的《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我已换了一个比1983年更前沿的方法学去讨论同一议题:把美国的国民特征当作中国人的倒影来看。旧版的总论中即如此说:该书处理的是我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它与中国人之母胎化呈对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约,“杀母”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为“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详见本书附录一)
简言之,该书中所谓“美国人特性”并非是一个悬在真空里的本质,而是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反向建构的一个论域,没有“中国人”这幅供投射的银幕,它亦化为乌有。《杀母的文化》一书罗列了一个世纪漫长的美国恐惧,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学到文艺,由大众文化到犯罪学,由男性雄风到女性平权,尽在透露“个体”对困陷于人生早期的恐惧,流露对人格成长阶段不分明、断裂不彻底的焦虑。因此,从一个“分离”到另一个“分离”成了“个体化”的常轨。“杀母的美国”建立在对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国的一个大悖论在于将“异性恋罗曼史”——两性的性爱——树立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为了保证个体的性别与性向的稳定性,但鉴于上述“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它同时孵育了“与敌同眠”的被害妄想。
对美国人来说,困陷于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体能动性薄弱、人格趋于被动,而“被动”则是“受害”的同义词。在性别两极分化的设计里,这种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伤,令他无法撑得起“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两性分庭抗礼的对台戏垮掉了一方,堕落为“母子关系”——而这正是美国人在“中国人”这位反面教员身上瞥见的荏弱身影。美国过去的年代还有“英雄救美”这个历史陈迹,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视“被动”为扮演好自身的性别角色,亦直视“被动”为“受害”同义词,“杀母”遂变奏为“杀夫”。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才真正堕落为两性恶斗的杀戮战场。
为避免内容超载,书中已宣布“杀夫”变奏将是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议题。《杀母的文化》其实已经超载,众多的章节附录已将一个世纪的美国心态史分布于“杀父”“杀子”“杀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个“杀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统。“杀母”之为主流,乃由于它是断裂型人格成长过程之基型,是后起人生凡处亲密关系皆会引发爱憎双重情感的本源,是人与人间之“合”只是为了“分”的原始模板。“杀父”则是子承父业,模仿他的性别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与他联结(bonding)。至于以“反权威”作为个体成形这道程序,基本上与欧洲人同,非美国独有。“杀子”则在“杀父”“杀母”最起劲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乃该一代自身抵达为人父母年龄而产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国与西欧战后一代所共有,待考。
“粉丝恐惧症”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造成仅见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辨识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个“宝”;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这回事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这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魔之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杀母”始作其俑。
某美国学者谓中国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际关系里落实,西方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它超越社会的该部分。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比较视伦常关系为天经地义,《杀母的文化》则论证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至此,“国民性”说是否借尸还魂?
本书的框限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先设定,本书内容是其框限内进行的颠覆,并非天真到认为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都没少的全体——这只是幼稚实证论的一厢情愿。旧版上市后,网络上出现一则读者的反应,谓:已经移民美国有年,但从未遇到我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这好比一位长期居华的老美说:他从来没见到“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美国的“杀母”须视作同类的理想。这类人伦惨变的实例在人间社会中极少发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国还不见得是最高的,但这是社会统计学领域的事了。
纵使在将美国人与中国人“互为他者”的相异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里,把最后的观察简约为“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一句话,亦是一百年历史的无数线锯板块之精心拼图,且有其时代性。这些拼块从细节上拼出了20世纪的历史性内容,并谱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认出每一个年份的酒,与奢谈超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满足简单化思维不可同日而语。
2016年1月23日
第一章《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分6节,阐述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在面临大陆边疆穷尽之际,把“西部”原野神话化,并以此为雄健性的表征;追寻新边疆的美国其实转型为“亚太国家”,开始有大量东亚移民涌入,同时面对国内日渐高涨的妇女与黑人平权运动。
第二章《黄色祸害、白色大愿和男性危机》分7节,适值西方“世纪末”文化氛围,神经衰弱成为时尚病,遂有人敲响男性阳刚隳沉、人种退化、文明没落的警钟,其表现为白种男性的危机;黑人成为追求雄健性的白人妒羡的对象,而黄色人种则常勾起对女性化和性无能的恐惧。
第三章《现代文明的困境?》分4节,首先从美国心理学协会创立人霍尔主张男女教育分途说起讲,主张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重温”从初民到文明诸阶段,以保留一个“野性”的内核,女孩则不需要。这个回归原野的号召导致了1910年美国童子军的诞生,其诞生过程经由路线斗争:主张模仿印第安人,并以大母神代表自然的西顿败给仿军事化并获基督教男青年会支持的巴顿——鲍威尔——后者的方案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第四章《尼采式超人论与仇母情结》分6节,以尼采、魏宁格、D.H.劳伦斯、门肯、威利和冰心六人的文本发挥。尼采批判直线进化论,认为“进化”云者只限于每个时代都存在的“超人”与“末人”的对立,迄今为止妇女从未达前者境界,因此他认为自己和妈妈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度;魏宁格将男性与女性等同于“灵”与“肉”并且还把这个对立形而上学化;D.H.劳伦斯拯救文明颓废的法子就是“成立一个防止母爱的联盟”并在男孩身上激发“父亲火花”;门肯与威利乃庸俗化的美国尼采派,后者以发明“大妈咪主义”一词而名传后世,并且是超人论与好莱坞的桥梁。他们的同代人中国作家冰心却认为医治“超人症”的良方就是叫他“回到妈妈身边去”。
第五章《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分6节,从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直线进化论式微起,心理学开始摆脱对生物学的全面依存,出现种种过渡的学理,例如特曼模拟IQ测验,测量先天性的男性化(M)与女性化(F)气质,得出“同性恋是最大偏差”之结论。此时弗洛伊德学说的介入促成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s)角度的学术霸权,性别变成后天的:“男性”乃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形成的,“女性”则只需在原地踏步便得。美国化的新弗洛伊德学派之泰斗沙利文以母子纽带解释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并把它等同“同性恋”。至战后,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社会学的“角色”范畴整合,令酝酿已久的“性别角色认同论”水到渠成,美国性别教条于焉形成,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动摇。
第六章《20世纪中期:美国的性别角色出现严重危机》分7节,侦察“性别角色认同论”在20世纪中期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掠影:这些“性别角色”之刻板印象化,仿如大陆“文革”时代的革命样板戏。然而,在当时的文艺与大众心理学论述中透露的反而是对“性别角色”错乱的焦虑,而且特别指责否定自身性别角色——尤其怀有“阳具愿望”——的女性不宜为人母。在女同性恋仍不能浮出水面的当时,“性别角色”倒错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阳具型的女人”的帽子。但关键仍悬于男性危机,因为太多的现代女性不宜为人母,在“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中频频征兵的美国军方遂将身心都不适合服兵役的男丁归咎于“母教不良”。
第七章《山雨欲来:“杀母”幻想之前奏曲》分6节,指出20世纪中期美国对代表阴暗势力的女性之防范甚至还动用到《圣经》中的“夏娃”意象,形成罕见的好莱坞及其宿敌基督教的统一战线。但伟大的美国制度“异性恋罗曼史”仍需进行,男性仍需凭借获得女性来证明自身的性别,儿童中心教养论更期待母亲无私的奉献。于是,在当时的故事里遂将女性意象一分为二,一般出现一男两女,一乃谨守自身性别角色的正面教材,另一为“阳具化”的反面教员,有时这个矛盾会统一在同一位女性身上。因此,笔者断定“与敌同眠”文类肇始于20世纪中期,乃男性所发明,待20世纪末才为女权所接收,并反戈一击。男性的荏弱化与女性的“阳具化”造成弗洛伊德式“父母子”永恒三角的不稳定,美国的心理学与大众想象都从异性恋的奠基石“杀父娶母”朝异常的“杀母”方向滑落。
第八章《走向60年代:“杀母”的经典著作时期》分8节,指出美国的性别危机被20世纪中期的性解放革命所激化,盖开放式的两性关系非“妈妈的乖儿子”所能应对。因此,灵魂被妈妈占有的男子沦为同性恋甚或专对女子下毒手的系列杀手之故事纷纷出笼。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夏日痴魂》(50年代末)、《惊魂记》、《满洲候选人》、《扼杀犯》、《笼中的夫人》
、《不能如此对待夫人》
、《波特诺伊的怨诉》等作品,有些还是里程碑,成为大众文化里周而复始、历久弥新的成语。“杀母”成为60年代的时代精神,攻击母亲成为无须论证的“总路线”。
第九章《战后女权意识的初步:杀母》分9节,战后女权运动复苏,跨出的第一步是炮轰“贤妻良母”的角色,顺理成章谴责母亲是这类角色的输送带,基本上以“杀母”为起步线。当时妇女运动的旗手弗里丹甚至沿用“妈妈是儿子病源”的陈说,虽然其目的是游说社会让妇女走出家庭。家内空间是病态丛集的逻辑,令大众文化复制《惊魂记》的女性版,把女儿性成长的阻滞甚至人格分裂症都怪罪妈妈。在纠正了这个偏见的20世纪80年代,仍有女权理论家用“女儿尝试成为爸爸的儿子,但终归逆退回妈妈缺乏意志的妇女之躯”来解释妇女的饮食失控症。
第十章《女性主义如何重建“母亲”》分6节,20世纪70年代下叶,女性主义者已觉悟再提倡“杀母”的话是中了男性的计,遂改弦易辙提倡母女联结论,试图重建女性传承,并将同一套性别形成论颠倒过来:旧说认为摆脱妈妈、从FF跑到MM的终点线才能形成的“男性”乃披荆斩棘、任重道远,如今它却被重新诠释为迷失本乡和流离失所。1982年吉利根提出女性思维论,认为男性思维重抽象逻辑、女性则从关怀出发,虽云平行发展,但不无女性较优越的弦外之音。但这个女性思维摆脱不了美国男女皆鄙视的“东方化”阴影,盖美国女权的所谓“女性思维”居然和跨文化心理研究建构的“东方人思维”出现同构现象。同时,坚决反对传统角色的一派女权分子则谴责女性思维论乃“贤妻良母”幽灵之复活。
第十一章《言不由衷的母女亲和论》分5节,“母女联结论”涵示母子对立、母女亲和,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显示美国的母女关系特别好,反证却一大堆。本章采用了加拿大世界级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通灵女士》
、琼·克劳馥的养女克里斯蒂娜的回忆录以及30年代红星法默的回忆录三个仇母文本予以申论。这些记录都反讽地证实了重建母亲派的“母女纽带”命题:情感上比较遥远的爸爸从来没给女儿这种“必须像母亲”的压力,因为父女并不相像,女儿对父亲不认同也不模仿,母女则如镜子般相互反照,容易反目成仇(当时还未刮起90年代女儿控诉爸爸是性侵的衣冠禽兽之政治台风)。母女纽带论者忽视了美国除了性别敌视之外,犹重代间断裂。
第十二章《杀父杀母的心理倒影:杀子》分8节,如果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大众心理“杀母的经典著作时代”,70年代则呈现“杀子”的高峰。战后的婴儿潮世代人多势众,乃有史以来最叛逆的一代,他们控诉上一代,不限于反战、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冲破性压抑的藩篱,甚至以崇拜东方神秘宗教来动摇基督教,以迷幻药经验颠覆西方的理性主义主流。无怪乎70年代的美国大众文化营造“末法”的氛围,大量出产下一代乃“魔鬼诞生”的文类。但我在这里亦看到一个重叠,盖战后婴儿潮世代乃“杀父杀母”最起劲的一代,至70年代他们自身达到为人父母的年龄,这个身处永恒“后青少年阶段”的一代对子女的来临也具排斥性,虽然“Generation X”(X一代)对战后婴儿潮世代之“否定的否定”至80后始明朗化。从此以往,一代否定一代成为制度化常态。
第十三章《失去的地平线:爱欲化的人生早期》分12节,美国文化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视人我界线不明朗为困陷于人生早期,但另一方面,在酝酿性解放革命的20世纪50年代至叛逆的60年代却出现一股思潮:对人生早期缅怀,歌颂孩提阶段“多样相的变态”的性无政府状态。本章以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以及弗洛伊德派的诺曼·布朗的文本做诠释。美国性解放革命固然解放两性的性爱,同时朝冲破异性恋框限的“多样相的变态”方向发展。在这里,孩提化乃比喻,象征母亲还未成为异性恋对象前母子不分离的伊甸园状态,亦反过来证明在杀母文化中唯一受欢迎的母亲是“爱欲化”的母亲。但弗洛伊德将爱与死等同的“涅槃原理”乃一把双刃剑,它亦导致“母亲的毁灭性说”。在美国文化中,个体性的丧失常以“死亡”象征。此外,一方面强调“分离与个体化”,另一方面强调泛性爱,势必导致滥交后的性侵诉讼,而60年代“性的共产主义”终于变质为90年代动辄得咎的“性的警察国家”。
第十四章《自我疆界之捍卫:杀掉“狂慕者”》分4节,分析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粉丝恐惧症”,造成仅出现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指出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大天才;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后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犯的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是“杀母”始作其俑。
附录一《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性”》分6节,整理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室处发掘的20世纪中期未发表的“当代文化研究”的材料。该计划为大型多国国民性研究,由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主持,其下“中国小组”得出中国男性受妈妈影响过深,造成阴盛阳衰、性别倒错的结论。该计划虽云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但在思想深层处不脱威利的“大妈咪主义”成见,而且有当时流行的“阉妈论”的蛛丝马迹。美国人研究的是中国,透露的却是自己心底的焦虑。
附录二《美国人如何论说中国人的“暴力”》分6节,处理“当代文化研究”的后续: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论述,文本采20世纪60—70年代之交政治学家白鲁恂及其弟子所罗门的著述。他们把“当代文化研究”的母子角度改为父子,阐述中国人之现代化不类其他建国过程中出现认同危机,而是衍生“权威危机”,因此不反权威,而是嫌权威性不够才造反(以“文革”为例)。此论调基本上是当时美国人悲鸣父亲丧失权威、不足为儿子男性角色楷模、造成儿子逆反之自说自话。白氏师徒俩却从此得出结论:从未经过“杀父”一关的中国个体发挥进攻性的能力受损毁。他们强调的虽非父母子三角的另一环——“娶母”,然其个体之攻击能力受损实即等同性无能。附录一、二令我得出一个结论:缺乏性与暴力的中国人格用“非美人格”定义便得。
附录三《美国大众文化里的“杀父”幻想》指出美国的杀父幻想并无高峰期,而是弥漫在各时代,因为它是制度化的常态,但亦不妨顺此母题的时代变幻权列8分节:(1)“国王必死”;(2)“浪子回头”;(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优胜;(4)谨防“爸爸陷阱”;(5)抵制上一代的“杀子”图谋;(6)爸爸对儿子的心理摧残;(7)父权的解构;(8)“男儿本色”的颠覆。此外,还多了一个“附录的附录:画虎不成反类犬”,专谈香港电影对美国杀父故事的模仿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
附录四《“杀母”意识渗入美国的犯罪学思维》无分节,集中揭发一个现象:在美国的犯罪学想象里,黑道人物是纯阳刚的,他们的作为乃观众心底欣羡但实际上不敢为者,黑道的领袖人物尤其是“超男”(alpha-male)的典型。相形之下,心灵被“妈妈化”的变态杀手则具令美国人极度不安的“阴”素。他是一种人格缺陷,其情感状态困陷于人生早期,与成人的“现实”脱节,其“性别”无法形成自不待言,在“异性恋”这个伟大的美国制度面前束手无策,必须诉诸杀害妇女的下策。心灵幽暗的罪犯文类在美国大众文化里蔚为大宗,造成在现实统计数字里男性杀人犯罪率明明高出女性许多,但犯罪心理学却把它“女性化”的怪现象。
附录五《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至20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杀母”文类全盛期后,朝成语的地位转化,其持续之久不能用剧本荒解释,而是一种大众共识的进一步凝固。附录五、六可谓该成语的史料大全汇编,采兼顾主题铺陈与时序排列的方式予以整理:该成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反映时代的递嬗,在20世纪期限内者即分列9节。
附录六《后经典时代“杀母”的成语化(进入21世纪以来)》分6节,记录“杀母”成语进入新千年后的变奏,第一节“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杀母’依旧”一语道出它之周而复始,历久弥新。余下的五节按今日的时代精神剖析该陈年旧语,最后一节指出近年的异军突起:今日已遗忘掉20世纪中期女性“阳具化”、男性荏弱化的危机,而改用“产后忧郁症”与“代理性孟乔森征候群”等时髦话语来包装母亲的毁灭性——该毁灭性则亘古不变。
附录七《是否也有与“杀母”唱反调的?》为避免全书论述的以偏概全,本章附录尽量搜集反证,但这些作品多不成气候,无法引起共鸣,甚至似是而非。因资料的稀少,本章没有分节。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化在转型。在20世纪以前,美国主要仍然是欧洲的延伸,尤其文化主流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待进入20世纪,美国逐渐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多元化民族国家。非欧洲族裔进入美国文化主流的经历漫长,最先做出这种努力的是黑人,起步于20世纪之初,对白人的优越感提出挑战,它激化了种族冲突,亦使黑人文化渗入主流,造成今日黑白综合的美国文化,尤其在大众文化上头。这基本上改变了美国是大西洋对岸欧洲文化的延伸之局面,也使得美国成为大西洋对岸非洲文化的一个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多民族的美国逐渐朝世界各地文化融合之雏形这个前景迈进。
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大陆国家,事实上,美国用了整个世纪去填满从东岸到西岸的广袤空间,以展现其在新大陆上“彰显的国运”(manifest destiny)。至世纪中期,美国已攫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抵达了太平洋。待1865年内战结束,工业化刚起步的美国即积极建筑横贯两岸的铁路,至世纪末此浩大工程大致上完成,但世纪末亦象征美国大陆扩张空间的关闭,因此有把“新疆界”(new frontier)扩张到亚太地区的必要,美国作为纯粹美洲国家的认同起了变化,它成了“亚太国家”,而黄种人在美国的移民以及在美国文化意识中的身影亦随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