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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章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出发，简介了西方的“世纪末”文化，本章以“世纪末思潮”的一个高峰——尼采——为焦点。他是“世纪末”思潮与20世纪中期美国“杀母”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尼采把“文明没落”“人种退化”“阳刚隳沉”等世纪末论述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时人对进化论的通俗理解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把进化与进步等同，甚至把它庸俗化为直线进步观。尼采对这种庸俗观点进行了哲学的批判，认为人类的最佳样品与最糟样品是并存的，亦即“超人”与“末人”的对立，在这里并不会出现由低到高的演变，乃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永恒对决，历代不断重演，唯有具备超越自我的权力意志者配称“超人”，历来都限于极少数，而女性全体至目前为止皆被摒斥其外。这个超人情结在尼采与他妈妈之间制造了紧张。
尼采无疑是本章的灵魂，他之后，我们引介比他小一辈但几乎与他同时去世的魏宁格。这位思想家更有利于澄清在当时达尔文式生物话语笼罩下其实还有一股源远流长的哲学潜流，那就是以两性来象征灵肉的对立，这个对立深植于基督教文明的骨髓里，但其源头该是柏拉图以理念界贬抑物质世界的思维传统。这一点是本书的新发现，因为不论是尼采或是魏宁格都必须借助当时的时尚生物学话语，不细心的历史学家会倾向把他们统统归入一个整体化的“世纪末”思潮。我们已在第三章中集中讨论达尔文式的“生物越进化性别越分化”之命题。然而，对尼采与魏宁格来说，都没有“进化”这回事，文明面临的是颓废与没落——他们所代表的才是“世纪末思潮”的正宗。
文明能否“再生”的迫切性亦困扰了大卫·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成为他文艺创作与理论思维的主要动力。他试图在男性的复兴身上找到答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乎男女对立，而是整个现代文明之日趋女性化以及受女性原理的支配。他憧憬的新世界底下，两性都获得解放，但目前的世界仍在女性——尤其妈妈的阴影笼罩底下。劳伦斯年少时与母亲关系良好，他的仇母论不能用现实生活去解释，乃已嗅到新世界气息的男子对不解放的妇女之愤恚，也说明“世纪末”文明没落论在他心灵中占了优势。与其说劳伦斯是尼采的门徒，不如说两者透露的是同一个时代气息。尼采的美国门徒则等而下之。有“美国的尼采”之称的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用讽刺的笔调将女性判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因为男人都不想结婚，而女人都想结婚，但后者大多得遂所愿，乃攀附者征服了精神独立者，因此是寄生主义的胜利，这个荒唐现象门肯讥之为“美国式的灰姑娘童话”。到了评论家菲利普·威利（Philip Wylie）笔下，“灰姑娘”变老变丑后就成了“妈”，美国既然给予寄生的女人太多的权利，“妈”遂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教皇”，而美国也成了一个被“妈”宰制的国家。威利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尼采哲学的超人与美国大众文化里的超人之桥梁：具门肯风格的威利是超人漫画的始祖。身为好莱坞的剧作家，他也使尼采等人哲学化的仇母论与美国大众文化里杀母幻想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