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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敦促男孩回归自然的主张，在美国童子军的创立人欧纳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手中获得实践。
他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生长于城市，面临环境日遭工业化的侵蚀，社会问题丛生，终于把自己的效忠从家庭转向原野和野生物。
他在安大略省与曼尼托巴省以及美国西南的原野经验令他选择了原野画家、作家与博物学家的生涯，并一度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保护自然运动之间的大使。西顿歌颂原野与边疆，但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美化边疆不同，后者歌颂开拓者，西顿则珍惜在文明面前撤退的原野，并特别认同印第安人。
他毕生同情印第安人的权益抗争，并认同了他们的自然观，认为人对自然的宰制只是一个幻觉，人对待动物该采取民胞物与的态度。
他对达尔文的理解亦异于时人，认为人类的道德该根植于动物行为学，处于大自然的人将会如动物一般与大自然结合，共同臻于至善。
这是人脱离了自然就导致本能衰退、文明趋于腐败的“世纪末”思想之另类诠释。
西顿写作的动物故事很受欢迎，他描写动物角色的笔调多带同情，其故事里的人类角色则多非善类，乃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化身。
当时的动物写作流传至今最有名者反而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但真正的巨擘该是西顿。众多起而效尤的次级作家缺乏专业背景，遂引起了非议，招致博物学家约翰·勃鲁士（John Burroughs，1837—1921）及其支持者老罗斯福总统的攻击，被讥为“仿冒自然者”（nature fakers）。
后者尤其讥讽西顿“把事实与浪漫幻想混同”，误导青年读者，他宁可服膺昔日西部捕猎者对自然的诠释。这也难怪，老罗斯福虽然在任内竭力通过保护自然的法令，但他的原野经验来自捕猎，他的原野概念是特纳式边疆塑造了美国性格的神话，尤其不能接受印第安人关于动物有超自然特征的说法。
西顿其实也服膺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强调少年、冒险、户外生活。这个原野理想在当时导致少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都怀有通过下一代振兴美国性格的目的。
和他们一样，西顿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男子气概（manhood）”
。他与老罗斯福等人一般，相信东岸只是欧洲的翻版，真正的美国是西部，但他与其他文明再生论者不同之处在于美化印第安人，主张“真正的”美国人该放弃拓荒者的模型，学习印第安人的优点。
西顿在1902年成立了“丛林学的印第安人联盟”（League of Woodcraft Indians），把男孩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学习印第安人在原野中留意踪迹、潜步追踪的生存之术，并从自己人中选出酋长和部落官吏——这是美国童子军之始。
1905年，另一个“美国童子军之父”丹尼尔·卡特·比尔德（Daniel Carter Beard，1850—1941）成立了“丹尼尔·布恩之子”（Sons of Daniel Boone）的男童户外组织，其精神就与西顿的背道而驰。
丹尼尔·布恩（1734—1820）是美国史上的民间英雄，他是猎人，是开拓肯塔基州的拓荒者，其中不乏与印第安人的战斗。
在野外身披鹿皮的“丹尼尔·布恩之子”成员以“堡垒”（forts）为单位，他们的等级不是以印第安人官吏为名，而是以美国史上的拓荒英雄为名号。
这倒符合由特纳与老罗斯福等人代表的主流原野思想。
西顿把他的经验写成书，并于1906年赴英推广他的户外运动，结识了罗伯特·巴顿—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后者是一位将军，曾于大英帝国的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服役，并于波尔战争（Boer War，1899—1901）中死守一座边城而声名大噪。
他的活动多涉及军事情报，发展出一套在敌后斥候、藏匿、逃遁之术，在1899年发表了训练军事斥候的手册
Aids to Scouting
，成为畅销书，为学校与青年组织广泛沿用，而后来“斥候”一词前面加上“少年”亦变成了“童子军”（young scouts）一词，其军事化的倾向很明显。鲍威尔结识了西顿后，把后者的野外生存游戏大量收入修订版中，西顿抗议他抄袭，无效。
但西顿是有心栽花花不成，鲍威尔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后者从无成立少年户外组织之意，是少年业余斥候者慕他之名而来，这个童子军运动于1907年在他指导下正式诞生。
待到1910年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时，鲍威尔的方案已成世界潮流，美国大财团与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赞助成立美国支部，西顿与比尔德等人只得把他们的“丛林学的印第安人”与“丹尼尔·布恩之子”融入了该组织。该组织还须仰仗西顿的声望，因此让他当童军总头目（Chief Scout）。西顿的印第安化运动与鲍威尔那套脱胎于大英帝国殖民地战争的丛林学和恢复帝国光荣的青少年训练纲领简直南辕北辙，尤其是穿上军装的童子军，与他让男孩在原野中培养个性的纲领全面抵触。
西顿仍待在美国童子军运动里，希望从内部扭转乾坤，却是逆水行舟。组织内，比尔德等同事不会反对军事化，最要命的是身为名誉副主席的前总统老罗斯福公开赞许鲍威尔的方案，认为它有助于平时培养优良公民，以备战时成为优良士兵。
这与老罗斯福以美式足球为战场预演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美国童子军成立后，西顿的大权即旁落于执行秘书詹姆斯·威斯特（James E.West，1876—1948）之手，这位老罗斯福时期的华盛顿官僚从一开始就偏向巴顿—鲍威尔方案，在其手里也为童军运动建构了一个中央化的机构。至1915年，威斯特以西顿从无申请美国公民为由，迫他辞去童军头的职务。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参战之声尘嚣日上，老罗斯福等人即暗示西顿利用美国童子军散播反战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这也难怪，西顿的确倾向社会主义，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尤其接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A.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翌年，美国童子军总部还宣称西顿在童军手册里的写作无关宏旨。西顿唯有恢复他的丛林学运动，于1916年另立美国丛林学联盟（Woodcraft League of America）。
西顿虽然在路线斗争上败下阵来，但由他开风气之先的男童子军组织迅即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他在1910年为该组织写作的男童子军手册30年后在美国就出售了700万册，仅次于《圣经》，其宗旨即使西顿的反对者亦会俯首赞同。西顿说：“一个世纪前，美国的男孩都接近自然，但自此以后国家经历了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幸导致人的‘退化’（degeneracy），如今必须由美国的男孩重新倡导‘户外生活’（Outdoor Life）。”
在美国童子军内部，西顿方案败于巴顿—鲍威尔方案，自有其客观因素。前者的印第安模式只适合北美，后者的士兵模式则通行于全球；前者的原野模式只能在一年内某些时段执行，后者的城乡并立模式较有弹性、全年都可落实；前者的独立组织理想难于维持，后者可以让童子军附属于其他单位。更深的原因该是意识形态：西顿偏向印第安人的自然信仰，尤其痛恨他父亲的加尔文式基督教，指控它是“献祭孩童的宗教”（a religion of childsacrifice）。
在美国童子军成立时代，却是以基督教男青年会为中坚，当时连天主教少年都不参加，后来才减少新教的色彩。被视为蛮子的印第安人在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文明面前能有什么地位？近年来，美国童子军运动被摩门教渗透，则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过去30多年，其他国家的童军已采取男女合流，被摩门教徒左右的美国童军活动则远远落后于国际潮流，仍维持两性是对立的心态。
我们归根到底重返美国性别对立的议题上来。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原野理想基本上是男性化的，它令“男子汉”与“户外客”（outdoorsman）画上等号，后来纵使有女童军的成立，并无改于“户内”是女性空间这个事实，甚至有人戏言：一直等到“花花公子杂志的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男人才占据经它重新定义的“户内”。
同样道理，童子军冒现的时代，也是美国有组织性的体育迅速兴起的时代，其时代背景相同，都透露出男性焦虑的信息。
纵使有大量女子参加体育运动，体育却没有成为美国女性“性别角色”的标签。事实上，“体育”与“户外”都被本质化为男儿性征。男性与体育的联系是先天的还是文化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男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在西顿重建他的丛林学运动之后，1921年的一部著作，把自然人格化为“母亲凯蕾”（Mother Carey），亦称娜娜包鹫（Nanaboujou），她与大精灵（the Great Spirit）和其他印第安神祇同在。
对大母神的崇拜并无损于印第安的男子气概。显然，对“男子汉”和对“自然”的定义都因文化而异：在主流的美国白人文化里，文明表现为对原野的征服，男子汉表现为对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长则是“杀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