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男女教育分途说

在1873至1874年，哈佛大学的校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1820—1877）医生发表了《教育得看性别：女孩成功有多少机会》（ Sex in Education ； Or ， A Fair Chance for Girls ）以及《脑的建构》（ The Building of a Brain ），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谈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他引用最新的权威：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书中指出进化阶段越高，性别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陈代谢率高于雌性，因此多变异，具有更多的属性面对自然淘汰，变得更强、更聪明，雌性在新陈代谢方面已经不利，又被母职加诸其身，唯有依赖雄性一途，既然无须全面投入生存竞争，就越来越落后于雄性。达尔文又将心智功能排成位阶，最高是理性，然后依次是想象、直觉、情感，最后是本能，男性偏向上层，女性偏向下端。克拉克把达尔文学说应用到教育学上头，并敲响警钟：要求女子承担男子一般的教育会使她的大脑受损、胸部退化、子宫萎缩、经期停顿，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对社会而言糟蹋了当好母亲的材料。

从同一个达尔文主义前提出发，美国心理学泰斗G.斯坦利·霍尔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说。霍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并于1892年与其他25位学者创立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出任首任会长。霍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感叹“有伤风化”，霍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学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两性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霍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位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两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分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12到14岁，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终止相互模仿，终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楷模，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显然，在“对性无知觉”的小孩阶段，两性不分化状态并不碍事，但为了成长以后“导致婚姻生活”，就必须“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这是由异性恋体制规定的一项急务。霍尔为此重弹了“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甚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重温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进化论大师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9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霍尔则把它应用在教育学上，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变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 既然男孩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使文明建立在一个更建康的基础上。然而，霍尔不主张女孩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说的精神所在。这个分途说的出发点显然是达尔文“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的命题。 RF93h7Ps3BH4/EERDiXFQzuM4R9D74gIVt7f1LDVP3e5fr6tFEms2Utu8K93p8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