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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从物种进化论出发，集中探讨“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达尔文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中如此说：
雄性所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在整个动物界里，凡是两性在外表上有所不同的物种，总是由于雄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不同的，倒转来的例子是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说，雌性对本物种的幼小动物总比雄性保有更为密切的相似的程度，而对本物种所属的物群，小至于属，大至于科或目中的其他成年的成员，也要相像得多些。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是由于几乎所有动物的雄性在情欲方面比雌性更为强烈。因此，在雌性面前，互相战斗的是雄性，而富于诱惑力地把种种色相展示出来的也是雄性；而且其中的胜利者就把他们的优越性传递给了下一代的雄性。
这里是说：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她不只接近同种成员的儿童阶段，而且与物种所归的“属”“科”甚至“目”之成年成员近似，亦即较接近共同祖先分享的未分化状态。西方“世纪末”性别观的形成，当然不只凭达尔文一句话，而是在达尔文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已有人用时尚的生物学话语在建构此论，概被笼统地称为“达尔文主义”。
一位“世纪末”文化的研究者指出：斯宾塞在其进化论宇宙观中，把进化定义为从同质（the homogeneous）到异质（the heterogeneous）的过程，因此进化阶段越高也就越分化，亦更个人化。
他虽然没有特别提及性别，但两性趋于两极化该是异质化的一环，达尔文心目中“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的男性理应比女性更先脱离同质状态，亦更易形成“个性”。卡尔·福格特（Carl Christoph Vogt，1817—1895）——即马克思笔下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测量男人与女人的脑量，并测量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脑量，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头颅较小……男性与女性的头颅该被当作两个不同物种般分开……女性头颅的类型在许多方面接近婴儿的，在更多方面接近低等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