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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之交的思潮在思想史上一般称作世纪末（the f in de siècle）。前章已显示：贯穿着“世纪末”思潮的是“文明没落”“人种退化”与“阳刚的隳沉”等母题。这股思潮如今我们已感到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却是远为广被的达尔文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成分。该世纪之交和我们的20、21世纪之交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时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因此，即使是社会人文思潮都多少带点生物学色彩。我们的世纪之交则被笼罩在语言学与高科技大众传媒的影子底下，符号思维成为时尚。如果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尚来判断今日，肯定会把当代文明判决为已无可救药地掉到了颓废（decadence）的谷底，因为人工的符号远离生物的本能，一个让符号完全覆盖了本能的文明无疑已进入死巷。但今人并无这种危机感，乃因为今日抽象符号至上的思维，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生物主义全然背道而驰。
“世纪末”思潮如今看来有其局限，也有它无法解开的死结。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总氛围仍然是相信进步的，因此也是乐观的，它的文明观却内含危机感。一方面，宇宙进化从生物界演变到人类文明被认为是直线上升；另一方面，文明是人工的，文明越现代化、人工化，即越偏离自然界，最终会否受到惩罚？因此，当时的思想界又开展该给现代文明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基础的讨论，而这个首要任务的重担则落到了男性的身上。
用性别介入文明观制造了下列一连串问题：按照进化乃从简到繁、从同质到异质的轨迹，当时出现了颇为风行的“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信念。它涵示了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事实上，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都有“雄性是进化的先锋，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之说。然而，文明如果有偏离本能界的倾向，则文明越发达、越现代化，男性就会越趋“女性化”，亦即男性之女性化成为文明没落的指标。这种焦虑感在当时衍生了男女教育分途的学说，并促进了让男孩回归“原野”为文明保存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