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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已不获今日医学界承认，但从“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西方的流行病，以后逐渐为心理学化的话语所取代。“神经衰弱”在中国却历久不衰。根据西方心理学家的观察，因为中国人有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在大陆和台湾，这个名词都通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包容一切心理病症的笼统名称。
在西方，从偏重用神经系统一类的生理学概念去解释精神问题过渡到用心理学用语，大致上是在20世纪的头10年，此后“神经衰弱”这一类的名词即式微，渐被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在内的心理学话语所取代。
在中国，“神经衰弱”概念之所以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是因为中国人“心理”的概念不发达，但近年来在台湾西化的中产阶层之间，心理化思维开始流行，这方面的服务和消费迟早也会传到大陆去。
“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的创设者非只一人，但后来的功劳都归于霍尔的好友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1839—1883）。
他在1869年就创设了该名词，但至生命晚期才完成学说，并把它发表在1880年和1881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比尔德擅长把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学说以及道德呼吁相结合，并用一个名词综括，因此很快就把该名词传播开来，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当时，这种病症的解释是把新发现的热力学能量守恒定律作为比喻，指人的中枢神经里的能量不敷应用、出现衰竭，罪魁是“现代文明”。
它几乎无所不包：焦虑、绝望、恐惧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极度疲劳、心跳、偏头痛、消化不良以及性无能。
神经衰弱和现代文明可说是二位一体，因此神经衰弱引起人们的爱憎双重情感。一方面，“神经衰弱”成为一种荣耀。比尔德本人即强调“神经衰弱由最高度发展的文明造成，因此神经衰弱的蔓延足以证明美国乃有史以来最高级的文明”。即使在美国，它亦只困扰英裔而不及移民、黑人、亚裔和美洲土著，城居者也比乡下人较易受其侵袭。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在1894年发表了一部谈中国国民性的著作，把“缺乏神经”（absence of nerve）当作中国人的优点，但它的意思是中国人无论在如何不堪的环境里皆能生存，其实有十分落后、几近动物之意。
杰克·伦敦比较看得起中国人，他真正轻蔑的是韩国人，他称韩国为“没有神经的（nerveless）、被遗弃的国度”，因为韩国人“习惯于挨任何闯入他们国家的外来者的揍和抢劫，从不抗议或抵抗”。
“神经衰弱”之作为一种荣耀，也反映在它起初是“精英病”这一个现象中。病患者多半是神经较为纤细的悠闲阶级、艺术家，以及各种“劳心”的职业分子。长期或短暂感染“神经衰弱”的病人名单念起来恍如文化界的名人录，他们包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亨利·詹姆斯、狄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1863—195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斯坦利·霍尔和杰克·伦敦。
老罗斯福童年时患神经衰弱，听了医生的话迁到西部边疆，过骑马放牧的生活以做治疗。实施同一种治疗法者包括他的学弟——小说家韦斯特，以及艺术家雷明顿和伊肯斯。
韦斯特是西部文艺小说的肇祖，已介绍于前。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1861—1909）是东部人，出生于纽约，然而正是他在西部疆界行将消失时代最后用雕塑和绘画的方式把“西部”捕抓下来，使其不灭的形象成为美国大众想象的遗产。他在1888年替老罗斯福的《牧场生活》（
Ranch Life
）一书插图。
在1898年，雷明顿作为美西战争的战地记者，为赫斯特的报纸提供战地绘画，在把老罗斯福抬举成民族英雄的圣胡安高地一役中，雷明顿事实上是亲历其境。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是画家、摄影师、雕塑家与美术教授。这个费城人亦于1887年访问西部，以恢复被东部城居生活所斫丧的元气。伊肯斯以西部牛仔和拳击手为题材的绘画，使历来的艺术评论家都以他的作品为“无羁勒的男性力量”（unbridled masculine power）的表现，但近人指出他自身的男性形象是与时代的一连串协议，一方面迎合当时的男性理想，同时参与对这个理想的塑造和合法化，伊肯斯的艺术其实亦透露同性恋的因素。
韦斯特等人各自用不同的媒体塑造了“西部牛仔”的浪漫形象，因此这个神话模范可以说是东部城市的神经衰弱病患者的一个心理倒影。这些人物在西部的“蹲点”或参与西部神话的塑造成为后来名成利就的踏板，尤其是老罗斯福，他简直把自己的“神经衰弱”变成一个传奇，“在当时的闻名度好比华盛顿的樱桃树和林肯的木屋”。
德国社会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鼻祖之一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把神经衰弱当作现代文明的中心特色。他在1903年的著名演说《大都会和心灵生活》可能是所有这类论述中最深刻的，值得细引：
大都会型个体的心理基础就是神经刺激的加强，原因是外在和内在刺激的快速和无间断的转换。人是有分判力的动物。一个瞬间的印象和先前的一个印象有差异，他的心灵就受到刺激。恒久性的印象，彼此之间只有少许差异的印象，遵循惯常渠道的印象而又表现惯常之差异的对比者——这些比起快速密集的印象转换、在一暼瞬间所能掌握范围内出现尖锐断裂，以及印象涌现的不可预期性对意识的耗损都要来得低。这些正是大都会创造的心理条件……大都会对有分判力的人征取的意识能量有异于乡村生活。在那里，生活节奏和感官心灵印象的涌现都比较慢、比较惯常、比较平均。正是通过这个关联，我们才能理解大都会心理生活（psychic life）的高度文明性格——它和依靠深切感情关系的小城镇生活对立……
面临大都会的刺激，现代心灵必须加强自身的保护机制，那就是过度地发展“智力”。这个畸形发展必然对人的情感作用征取巨大代价，但这个代价是高级文明必须付出的，尤其是精英分子，这从齐美尔对“愚笨人”免于神经衰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如果有一种心理现象是百分之百为大都会预留的，那就是“玩累了”（blasè）的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来自对神经的缺乏协调的刺激，而它们快速转换并且高度浓缩。大都会的智力高度发展也具同一来源。因此，在智力上不是很活跃的愚笨人通常不会“玩累了”。无边地追求享乐生活固然会使人“玩累了”，因为它把神经震动达到它们反应功能的最高强度，而且长期如此，以致它们最后停止反应。同样道理，纵使比较无害的印象，由于它们转换之迅速和彼此矛盾，把神经粗暴地到处拉扯，以致它们最后储备的力量都耗光了；如果人留在同一个环境里，他们就不会有时间补充新精力。因此，遂缺乏对新感觉做出反应的适当能源，出现的是一种无能感……
至于神经衰弱由精英阶层的“时尚病”（maladieàla mode），到摆脱阶级特色、达到“民主化”，则是后来的事。这种征候的全民化，为社会带来了“神经衰弱的生意”（neurasthenia business）、“神经衰弱时尚的生产”（neurasthenia fashion production），以及“神经衰弱市场”（neurasthenia market）。
这里是指各种药品、治疗、辅导、复健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广告和推销事业。到了这一步，西方文化可以说充分展现了“现代性”特色。随着20世纪的进展、社会大众的日趋中产阶级化，人们的“现代病”的场址已从神经系统进展至心理化，而这些现象之有无亦成为判断一个现代文明程度高低之准绳。
但是，疾病纵使是一种荣耀，它终究是疾病，引发人们的爱憎双重心理。有关神经衰弱的比较史学研究指出：在德、法两国，这种病症尤其和“世纪末思潮”结合，亦即是和劣种遗传和人种退化的学说合流，而且往往被放在民族衰亡的文脉里谈论。
“世纪末”思潮的特色是把文明和颓废等同，因此文明发展程度越高，它离衰亡的命运越接近。“文明等于疾病”的命题无疑是和“现代化就是进步”观念打对台的理念，至今日仍存在，特别是表现在文艺方面。
这种题材在“世纪末”思潮里占了上风。
做神经衰弱的比较史者认为：美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般悲观。但他们只着眼于比尔德的立论，没有细心考察其他病患者的危机论言谈。像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这份文献，里面虽然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神经衰弱，但如果熟悉他患病背景，就知道他提倡“艰难辛苦的生活”正为了克服神经衰弱造成的柔弱性格。如前所述，他以中国为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无视于境外的事情。”他告诫美国如果沦落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就将不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在他心目中，中国大而无当，毫无面对挑战的能力，遇着些许障碍就打退堂鼓，宁愿躲在家里“过可耻的安逸生活”。这个神经系统脆弱的描绘，和明恩溥中国人“缺乏神经”的说法其实并无冲突，因为后者指中国人在如何不堪的状况下都能生存，乃是一种向环境低头的逆来顺受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