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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罗斯福的时代也见证美国妇女积极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老罗斯福在原则上赞助，却同时提醒妇女们：“提倡妇女投票权的人们，除非她们是全然地并淘气地丧失正确观察事物相连性的能力，该记住未来最高等的妇女形态在本质上该与现在和过去的高等者一样——凭智慧、勇气和效率来扮演那个在所有社会职责中至为重要的妻母之职。”
“有些古老的真理只要地球存在一日就会是真的，不论进步到什么程度都不会改变。这个真理之一是丈夫的首要职责是养家，他必须养活妻子和儿女，而妇女的首要职责是作为内助、家庭主妇以及母亲……因此，在超过了某一个点后，两性的训练假若正常就该有别，因为两者的职责正常来说也是不同的。这并不意味功能上的不平等，但它意味在正常情形下功能的不相似。”
在19、20世纪之交，把“两性的训练假若正常就该有别”这个命题学理化者，是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的男女教育分途说。他认为男与女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他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都弄得柔弱化了，再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机（细节详见第三章）。然而，“重温”是否有意制造“返祖现象”呢？非也！当时的一个流行学说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九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
我们不禁要问：文明人既然已达更优越的高级阶段，为何还去“重温”低级阶段？
在这里，把霍尔的心理学和特纳的历史学做个比较，有利于发挥它们两者未为前人所道的含义。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芝加哥年会上发表“边疆说”，其实也是一种“重温说”。和霍尔的一般，特纳的理论框架也是直线进化阶段论，并且隐若可见斯宾塞“进化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命题的痕迹：
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制于大西洋沿岸的话，就只会看到熟悉的现象，亦即是在一个被范围化的区域内的制度进化史，例如代议政府的兴起；简单的殖民地政府之分化为复杂机构；从没有分工的原始工业社会进步上升到达制造业文明。但除此之外，我们在扩张过程中达到的每一块西部地区都让这个进化过程重演一遍。因此，美国的发展不单只呈现直线的前进，而是在不断前进的边疆线以及在该地区的新开拓上回归原始状态。
在特纳心目中，美国“边疆”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边疆，后者是划过人口稠密地带、碉堡林立的国防线，前者则是“未开化（savagery）和文明（civilization）的交接点”。
正是这种“边疆”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格，其主要特色就是运动，它造成“美国精力将不断要求更广阔的操作场地”。特纳庆幸这个性格已经成形，但同时感叹美国大陆扩张空间已关闭：“如今，在美洲被发现后的400年、在宪法底下生活100年的末期，边疆已逝去，随着它的消逝，美国历史第一期亦告一段落。”
当时，“文”与“野”的辩证关系也造成“达尔文主义”内部的紧张。达尔文本人只研究生物学，不涉及人类社会，且从未为人类前途设定一个目的方向。在他的名字笼罩的时代，其实包含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此简单化为两类：其一为社会进化论，其二为人种退化论。前者脱胎于启蒙时代的人类直线进步观，它后来钻进达尔文生物进化说里，将其化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美国，这种“达尔文主义”且成为展现基督新教文化的救世主义的新途径，其目的同为战胜邪恶，把人类臻于至善。
至于人种退化论，则是比启蒙时代进步观出现更早的“人类堕落说”（《圣经》里的失乐园）、“历史退步观”（上古的黄金时代不再现）、“文明没落论”（罗马帝国的衰亡）等的生物学版。
这两者同为“达尔文主义”，其意向却全然相反。前者认为“文明”代表进步，它是宇宙进化已造成人类这个理性动物之来临，并克服了“自然”。后一种“达尔文主义”认为“文明”违反“自然”，它让人工的东西斫丧了天然的本能，导致物种退化和绝灭。第一种“达尔文主义”表现的是启蒙式的乐观，后一种“达尔文主义”则是世纪末颓废的悲歌。当时持此论者控诉工业化的大都会是违反自然的场所，在那里各种污染、毒剂汇聚，恶习、疾病（尤其是梅毒）流行，此环境中塑造的人种势必退化。
现代生活快速和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心身都造成损毁，使神经衰弱成为现代社会的征候，不禁令人疑问高度发展的文明是否等同“颓废”（decadence）。
霍尔想在文明和自然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遂提倡从尚未全面进入“文明”的男孩下手，要求教育者尤其是女老师不要约束他们的蛮性，在这个阶段上尽量让他们发挥原始本能。既然他们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至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如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就可让物种朝更高阶段进化。至于女孩，霍尔却不主张她们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而这个把“女性化”等同“守成”的理念与老罗斯福的男性理想何其相似！后者正是用美国将沦为“西半球的中国”的警告，来呼唤“男子汉气概”。
在上面，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理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尔文主义”来参照它。在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论的话语里，“文明”是男性，被克服和被改造的“自然”则是女性——在个体的层次上，男性人格代表理性已控驭了自然（本能），而不善于节制感情、倾向身体化的女性则更为接近自然状态。但到了“世纪末”退化论的话语里，“文明”则变成女性，而返回自然界、试图恢复原始本能的男性则变成用粗犷的“原野”来象征。这两种自然观都扯不上母亲的怀抱。前一种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话语正体现前述“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这句话；后一种“世纪末”退化话语则提倡注射一两剂原始兽性来促成文明的再生（regeneration of civilization），这个兽性不是女性化的“自然”，而是生存竞争的阳刚领域。
担心白种男性呈现退化状态，正是霍尔主张让小男孩“重温”原始性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顾虑在那个时代促成了童子军的出现（细节详见第三章）。在19世纪初，美国母亲教养儿子的角色比重远不如今日，至19世纪末，工业化体制出现，父亲从自耕农或小所有者朝现代工人或上班族演变，由母亲教养儿子变成主流。
同时，女子教育与女子就业的兴起，令小学里开始聘用女老师，女性的“阴”影遂沉沉地笼罩在男童头上。
于是，“教育界展开运动以控制正在蔓延的小学里女教师压倒男教师的比例，甚至想逆转大学里男女同校的潮流。激烈的体育竞赛、户外露营、打猎以及钓鱼快速地成为被喜爱的活动。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了政治作风与社会学理论。强调兽性本能和力量的自然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小说家”
。可以预期，在大众舆论敲响“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钟而“恢复野性”又成为时尚的情形下，在20世纪初催生了童子军运动，该运动“具有减轻童军教练及其所教练的男童之男性焦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