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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与人打架的经验，较难理解老罗斯福的童年遭遇之典型性。近日美国新男性运动的理论家山姆·基恩（Sam Keen）回忆他14岁时发生的“最后一场真的打架”（last real f ight）：说起来真丢人，他被一个“娘娘腔”（sissy）揍了。“当天晚上，好像在一个漫画故事里的场景般，我发誓在未来永远不挨他妈的娘娘腔的揍”，他开始锻炼身体，矢志把“一个98磅的荏弱者转化成一个既精瘦又凶狠的打斗机器……多年以来，一直到35岁，我都一直在青年会做健身运动”。
由此可见，从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之末，这个美国男性理想是历久不衰。
老罗斯福的原野理想，使他认为西部才代表真正的美国，也令他大力促进保护美国境内自然环境的运动。他的政府圈定受保护的国家森林地区，比他的三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他在总统任内把国家公园的数目增了一倍，其保护自然环境政策使后代受益匪浅，但其精神和今日的环保很不一样。后者往往和女权、和平运动与非暴力主义连在一起。老罗斯福的一个嗜好则是狩猎。他在1909年卸任总统职后即前往非洲狩猎，为纽约的自然博物馆收集动物标本。今日家喻户晓的“泰迪熊”（Teddy bear）正是由他的名字（Theodore=Teddy）命名而来，其渊源相传是他施恩不杀一头老态龙钟的病熊。
显然，老罗斯福保护未被人工破坏的原野意图并非道家式的崇尚自然，而是维护粗犷的野味，以便抵制都市化的柔弱和本能退化。这个通过“原野”来让生命力重新涌现的憧憬，也表现在他同代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The Call of the Wild ）中；在这部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里，一头家犬回归自然后恢复为狼，但它是先受过文明的洗礼才去“重温”野性的，因此又比一般狼狡猾，反而成了狼群之首。老罗斯福和杰克·伦敦笔下的“自然”并非是自然本身，而是经人工赋予了价值的“自然”，它毋宁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人倾向把自然想象成“母怀”者，也并非真的让自然摆脱人为的机心，还它一个天真纯朴，仍然是人追求逍遥安适的意图之投射。美国人欲维持自然之粗犷，则是极力把自然男性化，而“男性”的准则是主动和宰制。
因此，老罗斯福的保护“自然环境”不排除人力对自然的积极干涉，例如，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大量灌溉西部的荒地，填平沼泽，以及从事大规模的植林。他说1902年填平沼泽的工程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巴拿马运河工程的一般艰巨，他的政府为灌溉工程而筑的水坝也“比先前在世界任何地方筑的都来得高”
——倒是有点像当时的“三峡工程”了！它除了为后人保留资源的理智思维之外，也表现人定胜天的思想。
一位研究美国人原野理想的学者说：“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不断把原野理想化的尝试终于制造出一门贫瘠的、充满公式化的艺术：‘西部故事’。”
西部故事里的“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正是这个原野的神话化。它透露美国文化中男性的雄健理想：一人一马一枪，驰骋在原野间。这个“原野”并非如母怀一般的大自然，而是充斥响尾蛇与带刺的仙人掌，个人并不从它的怀抱里寻找慰藉，而是“雄健地”凌驾于其上。然而，老罗斯福时代已闻环保运动的先声，当时西方文化里涌现“历来由土著与远东文化持有的观点”，即自然界非因人而存在，有其自身目的存焉。
老罗斯福具有“大猎物的狩者”（a big game hunter）的一面“不一定为公众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