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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罗斯福于1899年还在纽约州长任内时做了一次演讲，曰《艰难辛苦的生活》（“The Strenuous Life”），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它是美国的男子汉理想、当时的性别观、人种退化学说、文明没落论以及中国停滞论的大杂烩。这份演说词在于激励国人，使其敢于面对过“艰难辛苦生活”的挑战，敢于冒险患难，不要贪图安逸。“我们欣羡努力拥抱胜利的男人，那个永不欺负他的邻人又敏于助人的男人，但他有阳刚质量（virile qualities），这种质量是在现实生活的严厉斗争中取胜所不可或缺的。”他强调“一个健康的国家只有在男女的国民都过干净、有活力和健康的生活时，方才存在”
。健康的男子汉已如上述，至于健康的女性则如下述：“女人必须是家庭主妇，是负担养家的人的贤内助，是许多健康孩子的贤惠又勇敢的母亲。”他举出在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笔下“害怕当母亲成为今日年轻妻子们驱之不散的恐惧”，一个国家如果变成了这样，“这个国家就烂到了核心。当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惧怕当母亲，他们是颤抖在末日的边缘，活该从地球上消失……”
亦即是开除球籍之意思。
我们该记得，老罗斯福的施政其实是保障妇女任公职的，他上面这段话的逻辑是把男子敢于面对战场和女子敢于面对妻母任务的强韧性人格等同。在“二战”以后美国妇女普遍堕胎和男子普遍烧征兵卡的气候下，老罗斯福这个思想自然显得“反动”，甚或被指控为用民族“大前提”来压抑个人欲望。但世纪末的“文明没落论”对颓废或堕落的定义正是：社会发展到了每一个小单元都自顾自，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整体利益的地步。在世纪末的人种退化思想里，这样的品种活该绝灭，而老罗斯福用的正是达尔文主义天然淘汰的逻辑。
老罗斯福口中“男人惧怕正义的战争”是指国内的反战派，这些人在美西战争胜利结束后，又成为反对并吞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反帝”阵营。老罗斯福挖苦这些人，却用中国做反面教材：“我们尽可能不要扮演中国的角色，安于在自己境内过可耻的安逸生活，逐寸地烂掉，而无视于境外的事情。”如果美国人对“更高的生命，具有宏愿、辛劳和冒险的生命不闻不问，只忙碌于日常的生活需要，终究有一天，不容有丝毫置疑地，我们会突然发觉中国已经发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把自己的生涯训练成不好战和耽于安逸的国家，最后将被其他还未丧失男子汉（manly）气概和敢冒险（adventurous）的国家所灭”
。老罗斯福的“中国停滞论”其实也是“世纪末思潮”里的“文明没落论”：
胆怯的人、懒惰的人、不信任自己国家的人、已经丧失了伟大的斗志和主宰之美德的过度文明人、无知的人，以及脑筋迟钝的人，他们的灵魂感觉不到令“胸怀帝国雄心者”备感兴奋的有力的昂扬感——这些人当然会从国家面临的新任务面前退缩，逃避了我们需要建立海军和陆军的问题，也在我们必须为这个世界尽一份力的考验之前萎缩，我们该做的是把那些非常棒的热带岛屿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让它们恢复秩序，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曾在那些岛屿上撤下西班牙的旗帜。上述的人惧怕的正是艰难辛苦的生活，他们惧怕的正是唯一值得过的国民生活。他们相信的是女修道院的生活，它令一个国家丧失顽强的美德，正如丧失了个人的一般……
老罗斯福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并不单独依靠财富，更重要的是那种敢于到国境以外扩张的精神。因此，他又重申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筑运河的必要，以便“在决定东西两洋的命运上我们有置喙之地”。这个向海外扩张具有吉卜林式的使命感：美国并吞菲律宾等地是文明的使命，为了把那些不幸的岛屿从“蛮荒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如果美国不去做，“另一个更强、更富男子气概（manlier）的强权将会代替我们去做，而我们将以荏弱者（weaklings）面世，不足以成功地完成那些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会热心地去完成的事业……该庆幸有机会去证明我们能胜任现代文明派给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
美国如果不能跻身于这些“文明国家”之列，就会沦落为“西半球的中国”的地位。
老罗斯福提倡“艰难辛苦的生活”并拿中国人当作反面教材，极有可能是当时西方流行的一种说法。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即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现代的过敏的［这里有神经衰弱的意思——详见第二章］
西欧人道德，可以比拟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否乃生理退化的表现？”
而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一段话也找到了渊源：“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恒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堕落”一词是当时的“退化”概念在中文里的另一种译法。
《艰难辛苦的生活》所描述的中国人的被动性格，是中国作为一整个国家的劣根性。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式人格的研究里，这个“被动”性格就会变成中国式个体——尤其是男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