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 19世纪中叶，最具变革性的新生事物无疑是铁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铁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比此前出现的运河效率更高，所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更少，它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并使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 在铁路的发展中，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巨大意义显露无遗。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当时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修建1英里运河的成本是20 000美元；如果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修建铁路无疑困难重重。马克思曾经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个人的资本增长到足以修建铁路的程度，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尔街无疑是美国铁路发展的助推器，但铁路的发明也反过来对华尔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巨大的融资需求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

• 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减为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方性资本市场被迅速边缘化，而纽约一举确立了其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从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基督徒的虔诚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超级玩家。

•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发现，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爆发了。等到这场灾难硝烟散去的时候，纽约一半的经纪商已经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被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多年。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正式的证券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其抗衡，它被称作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衰退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债券违约，这对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罗斯柴尔德 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块钱都借不到！”

与早期相比，华尔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沿着华尔街西角一字排开的富丽堂皇的砖石大厦，现在大部分都让位于褐色砂石粉面的四五层高的办公大楼。曾经作为临时国会大厦的旧市政大厅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海关大楼。海关大楼屹立在宽街的街头，采用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希腊复古式风格建筑（不过内部的圆形大厅和穹顶却与希腊风格相去甚远），此后，许多华尔街历史事件都将在此上演，1862年，它成为美国国库在纽约的分部，1883年，在英国撤离美国的百年纪念日，那尊著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在它的门前立了起来。

位于华尔街南边的商人交易所在1835年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于1842年重新开业的更大的新的商人交易所。直到现在，它依然屹立在那里（尽管1907年在原有的柱廊之上增加了第二条柱廊）。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华尔街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前两座三一教堂原址上建起的第三座三一教堂，它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会处。1790年建成的第二座教堂从结构方面来说相对简单，随着纽约的发展，最重要的圣公会教区（Episcopal parish）也随之发展起来。1705年，安妮女王 把位于城北名为“女王农场”的一些土地赐给当时面积很小的教区，这块土地现在是曼哈顿西南侧的地段，总面积达到1.1万公亩。随着纽约市在19世纪早期爆炸式的扩张，这份女王的馈赠也随之迅速增值。到1840年，三一教堂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区的教堂，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由于年久失修，教区委员会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富丽堂皇的教堂来替代它。

新的三一教堂是用褐色砖石建成的，在纽约市的历史上，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高达84米，在布鲁克林的曼哈顿塔（Manhattan Tower）建成之前，它一直是纽约市的最高点。就像现在的帝国大厦一样，教堂在当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游客只有在付费之后才能爬上尖顶观赏风景，教堂管理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1846年教堂落成，同年墨西哥战争爆发，终于结束了经济萧条。这个“上帝的企业” 在不经意间变得极其富有，它也因此成为华尔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摩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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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华尔街的外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处于萧条之中的美国经济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来自19世纪最有前途的发明——铁路。运河只是部分缓解了陆路长途运输的问题，而铁路则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开挖运河一方面极其昂贵，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而伊利运河每英里的造价高达20 000美元；另一方面又受到诸多地理限制，适宜开挖运河的地段非常有限。要保证通航，运河里必须有大量的河水，因此只有在降雨量大的地区才适于修建运河。而且北方的冬天干燥少雨，因此运河在冬天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倒霉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股东们还发现，在多山的地区开挖运河需要建造许多船闸升降驳船，而船闸往往是运河工程中造价最高昂的部分，因此非常不划算。相比之下，铁路几乎在任何地区都能建造，并且四季通行。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就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 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 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这使铁路运输成为可能。瓦特的蒸汽机用蒸汽推动活塞，然后利用真空使活塞回到原位，而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则完全使用蒸汽来回推动活塞，而且压强要远远高于瓦特的版本。这种蒸汽机巨大的“吐气”声使它获得了“喷气的机器”的绰号，正是这种蒸汽机使陆路交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宜，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它也因此成为推动整个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奥利弗·埃文斯，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美国天才，早在181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前景。“这样一个时代终将到来”，那一年，他写道，“人们会坐在蒸汽机牵引的车厢里，在城市之间往返旅行，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坐一列这样的火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吃午餐，当天晚上可在纽约享用晚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铺设两条双向铁轨，这样，两列火车可以相向而行，夜晚也可以行车”。

不幸的是，埃文斯于1819年逝世，他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他的设想变成现实。铁路的发展并不仅仅依靠一项发明，相反，它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因此铁路运营的真正成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开通时，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之中了。由于工程师们认为路上的弯道太急，不适于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最开始是考虑用马来作为牵引的。后来，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 的机车，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想法。当时由于缺乏适用的通气管，库珀实际上是使用枪管连接蒸汽机和锅炉的。“拇指汤姆”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驶，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 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 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任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三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个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三次，但仅仅五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三万人次。

尽管铁路对客运影响巨大，但受惠更多的是货运。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铁路连接的内陆站点之间，货物运输费用也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 哈德利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的消费范围仅限产地周围的200英里。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 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只小麦这样的商品。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是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美国丰富而廉价的木材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庞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像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19世纪余下的美国政治经济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人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仍然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还是不可能像19世纪之前的大部分企业或项目那样由个人和家庭来投资。而且在发展早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这一新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三只铁路证券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进行交易的铁路证券已经有10只，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

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它的这一地位也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与其他出于经济需要而建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是政治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它永远摆脱不了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赢得人们对于他们所热衷的伊利运河的支持，德·威特·克林顿曾对纽约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一线（该区域被称为“南部阵线” ）的选民允诺，州政府要帮助他们修建一条他们自己的“通衢大道”，来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

这样一条通衢大道不可能以运河的形式实现，因为开凿运河无疑要穿越卡茨基尔和阿勒格尼 （Catskill and Allegheny Mountains）崎岖不平的岩石山区，所以最初的计划是修一条收费公路。但是，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南部阵线”开始要求克林顿州长修建一条铁路来兑现他的诺言。而伊利运河经过的县郡当然不希望在纽约州的南部出现与之相竞争的运输干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伊利铁路终于在1832年4月24日从纽约州立法机构拿到了建设许可证。即便如此，许可证上的条款仍使伊利铁路的实际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公司筹集1 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只有在它的一半股票被认购之后才能正式组建公司。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次股票承销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它还具体规定了整个铁路线只能在纽约州内铺设，不允许它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到185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意识到了这条禁令的愚蠢之处，于是通过了另外一条铁路法案，要求包括伊利铁路在内的本州铁路尽可能地与其他铁路相连）。

许可证还有条款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为6英尺（约1.8米），这进一步妨碍了它与其他铁路线相连接。最初的铁路所采用的轨距依不同工程师的设计而不同，但4英尺8.5英寸的轨距很快就成了大部分铁路线都采用的标准轨距（选择这个奇怪尺寸的确切缘由已成铁路史上一大未解之谜）。因为许可证的限制，伊利铁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采用标准轨距。

许可证还规定，伊利铁路最初只被允许修建483英里（约777公里），从新泽西边界北面哈德逊河西岸的偏远小镇皮尔蒙特，到位于伊利湖岸的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敦刻尔克。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政客们才会想到把伊利铁路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铺设在这样两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之间。崎岖不平的路线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一开始预计的投资额只有1 000万美元，但等到完工时，伊利铁路的造价竟高达2 350万美元。公司被迫一次又一次向州政府借款和到华尔街筹集所需要的资金，不断地发债并支付难以负担的利息，最后形成的特殊资本结构几乎就是铁路建设融资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一些债券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发行（这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股票），有一批可转换债券甚至允许持有人随心所欲地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这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由于伊利铁路公司大量发行各种证券，这些股票和债券几乎成了为投机者从事投机活动而量身定做的平台，结果，这条铁路在后来的年代里，被称作“华尔街上的‘娼妓’” ，因为它让所有受到诱惑的投资者都伤透了心。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大部分证券是在伦敦市场上售出的 ，但它们却被大部分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投机。1837年，早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从容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伊利股票，一旦他们忍痛斩仓出货，就必须承受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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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同铁路一样，它也对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落后的远距离通信在前工业经济时代是仅次于陆上交通的制约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自古以来，通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的行进速度。一条消息从波士顿传到纽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从波士顿出发的人甚至可以比这条消息先到达纽约。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19世纪以前，如果不使用人力通信，要么只能传递单一的信息，例如烽火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曾命令沿英国南部海岸建造一串烽火台，用于看到西班牙无敌舰队来犯时通知伦敦；要么造价极其高昂，大部分人根本承担不起，例如旗语台，18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等重要边境军事基地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绵延330英里。每个旗语台都有一个很高的桅杆和两个扶手，桅杆的顶端是需要四五个人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好像一群巨大的童子军 ，在巴黎和布雷斯特之间传送信息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如果由人送信的话，即使是最快的信使也需要几天的时间。当然，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在夜晚或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这套通信装置就不管用了。此外，由于这条信息必须经过很多次传递，所以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大。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每隔6英里或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在楼顶或者山丘上，手中拿着大旗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华尔街商人交易所（即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最高处，通过旗语向哈德逊河对岸泽西市的人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大约30分钟之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用电来实现远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4年，一个瑞典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在该装置中，每根电线代表一个字母。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它会给与之相连的一个小球充电，而后者随后会敲响一个小铃，发出与这个字母相应的音符。这个装置当然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运用，直到70年以后，一个叫塞缪尔·芬利·摩尔斯的美国失意画家才真正创造出能够实际应用的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像乔治·斯蒂芬森设计铁路一样，摩尔斯无非也只是把已有的所有零散发明组合了起来，从而发明了电报。摩尔斯唯一原创的就是发明了高效的代码，但是他也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说服政府出资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演示。摩尔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通过电报把“上帝创造了什么”的信息发送给了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伴阿尔弗雷德·威尔，威尔随即将同样的信息反馈给了他。演示大获成功后，电报立刻像蜘蛛网一样在全美国扩散开来。就在那一年，摩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到1846年，公司已经开始赢利并分红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境内电报总长达到23 000英里，把主要的大城市都连接了起来。1861年，电报线已经延伸到了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市。同铁路一样，早期的电报公司都是地方性质的，只经营区域性的电报业务。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家名为西联（West Union）的公司开始购买一些独立的小电报公司，逐渐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美的电报体系，占据了美国通信行业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末才因电话的出现而被贝尔公司 取代。

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合作也是经济协同效应的经典案例，电报线经常沿着已经建好的铁路线铺设，而铁路也很快发展了一套电报信号系统，借此引导火车用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在单轨铁路线上安全行驶。

可想而知，美国金融中心的经纪商是这种新通信媒介最早和最主要的用户。在早期的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也被称为“跑腿者”，因为要把经纪人、交易所、场外市场和银行连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市场，在没有其他通信设施的情况下，传递员必须要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的传递员即使上了年纪或者闲庭信步，至今仍被称作“跑腿者”的缘故。

毋庸置疑，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即时通信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了，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独立性。虽然纽约和费城这两个美国最大的城市之间建成旗语线路以后，其他资本市场的价格会受纽约的价格影响，但并不会完全被纽约的价格所控制和主导，因为在纽约的价格信息到达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价格早已不是最新的了。

但是，电报则完全不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而且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全天24小时都可以传送。因此，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立刻宣告结束。这一道理即使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写道：“金钱总有集聚效应，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那些金融活动盛行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这种特性就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纽约成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主要大都市的纽约，现在成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在牛市到熊市间转变时，它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因此，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正是19世纪50年代电报的发明与发展，确保纽约成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假如摩尔斯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改进和完善了电报技术的话（这种假设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费城则有可能已经利用电报技术把整个国家的资金和财富都吸引和聚集过来了。

在电报发明之前，快递公司已经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运送证券和钞票了。1840年，波士顿人阿尔温·亚当斯就开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专门从事这项业务。一旦电报投入应用，快递服务对维持纽约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最初为运送钞票和证券而成立的快递服务公司，后来都转行进入银行业和经纪业。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如此，而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丹尼尔·德鲁的经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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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德鲁于1797年出生在一个贫瘠山区的农场，当时的达切斯县（Dutchess County）南部，距离纽约6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在穷人家庭中长大的德鲁接受的教育非常少，仅仅会读、写和一些基本的算术。由于他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她把儿子也教育成了宗教激进主义者 ——那种能忍受地狱般磨难的基督教徒。虽然德鲁一生都深深信奉基督教，并极度虔诚，后来还创办了一个神学院并出资建造过几座教堂，但是他总能把他的宗教信仰同商业行为完全分开。

E. C. 斯特德曼是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和作家（1875年，他创造了“维多利亚”这个词来特指他所生活的时代）。他非常了解德鲁，但也对德鲁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双重道德标准惊叹不已。他写道：“伦理学导师一般都会对那些有着执着信仰并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日常琐事之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德鲁大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他走到哪里，他就会将他的宗教信仰带到哪里，但是，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的信仰似乎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积极正面的影响。事实上，他甚至能从他的信仰中获得帮助和力量，来实现那些昭示他最丑陋一面的阴谋。”

早在孩提时代，德鲁就在一家在当地过冬的马戏团中打工挣钱。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他在马戏团学会了以后在华尔街上大展身手时招揽顾客的技巧。1812年，他父亲去世，当时德鲁只有14岁。1812年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可以得到100美元奖金，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民兵。遗憾的是，英军并没有选择攻打当时防守坚固的纽约城，因此德鲁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但是，他获得的100美元奖金成了他以后拥有的1 600万美元巨额财富的最初资本。如果在那个时代有《福布斯》（ Forbes ）财富榜的话，德鲁肯定是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之一。

德鲁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他从当地农场上买到牲畜，然后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去卖给屠夫。有一个关于德鲁的逸事流传甚广，尽管很可能子虚乌有，却已被大家普遍认定为事实。据说，有一次，德鲁卖完牲口，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头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水喝，次日早上，在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流经那时还是农村的曼哈顿北城的荒地 ，现在则在曼哈顿第77街地下流淌），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增加了很多，然后德鲁迅速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在那里把它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

大宗牲畜贩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此德鲁不太可能是第一个耍此诡计的人，况且他也不太可能因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毁了日后与屠夫的长久生意。但是德鲁已经因此事而闻名，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已经成为“掺水股”（watered stock）无可争议的来源。“掺水股”这个词从它出现以来，一直让许多研究华尔街历史的作家头疼不已。他们认为，这是19世纪中期所特有的卑劣伎俩。事实上，掺水股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过是指股票发行总量超过实际投入资本。在有关规则被制定出来规范这种做法之前，它的确可以成为帮助坏人作恶的工具。但是，事实上，每一次送红股和股票拆细都是“掺水股”，而投资者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满。这个名词已经从今天的华尔街消失了，原因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化了。

德鲁稳步扩大着他的牲畜贩卖生意，到19世纪20年代，他一次贩卖的牲畜数量已达到了2 000头，而每贩卖一头牲畜可以赚取12美元的利润。1829年，德鲁用他积累下来的钱购买了位于现在第3大道和第26街交叉口上的牛头旅馆。当时，那里还是纽约市区的北郊，一直是纽约的牲畜交易中心。

因为生意的缘故，德鲁也开始经常光顾华尔街，像快递服务公司那样，经常在纽约的郊区和市中心之间为别人递送证券和货币。华尔街立刻吸引了德鲁。像雅各布·利特尔一样，德鲁也热衷于这场大博弈本身，迷恋于战胜对手所带来的那份陶醉和兴奋。虽然德鲁穿着和谈吐都很土，笑声就像母鸡刚下蛋时发出的咯咯声，但很快就没有人再怀疑他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了。“我们曾经说过，他是诡秘而又难以捉摸的”，他同时代的作家兼投机商福勒写道，“用诡秘和难以捉摸还不能完全形容他，实际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20年里，华尔街的猎犬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当然，他现在闭嘴了，当人们在低沉的哀乐中将他埋进墓地后，他终于闭嘴了），可总是被他无穷无尽的诡计所蒙骗”。

一天，德鲁走进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他耍了个典型的诡计。他好像正在找人，看起来很焦虑，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大手帕来擦汗。这时，一张纸片从他的口袋中掉了下来，而他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离开俱乐部后，其他在场的经纪人立刻捡起了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只要在面值以下，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Oshkosh）就买多少。”

根据亨利·克鲁斯的回忆录记载，奥什科什是家铁路公司，股票价格当时被认为严重高估，将会马上下跌。但是这些经纪商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他们非常小心地从那些德鲁未曾雇用过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这些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这个经纪人正在为德鲁工作。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1836年，德鲁成立了德鲁–罗宾逊经纪公司，3年之后，他卖掉了牛头旅馆，从此专心致志地参与这场大游戏，并将其作为终身职业。到19世纪50年代，他已经成为华尔街最主要的玩家之一。此时，美国经济也从1837年大恐慌所带来的低迷中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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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终于在1843年结束了，但经济复苏的进程依然缓慢。直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新的领土，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则真正改变了整个国家和经济的性质。

1848年1月24日，詹姆斯·马歇尔正在检查他建造的水渠。这条水渠从离萨克拉门托 不远的美洲河引水来推动磨坊水轮，水渠把河水引到了一架水车的顶部。前一天晚上，他开始用引来的水冲刷新设备里的碎片，此时，他突然发现“像豌豆一样但只有豌豆一半大小”的东西在水里闪闪发光。“我的心立刻怦怦地跳了起来，”后来他回忆道，“当时我就确信那一定是金子。”“伙计们，”他对他的工人说，“感谢上帝，我们找到金矿了。”

他确实找到了。

美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实际上发生在美国的领土之外，而不是在美国本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极为奇特的事件。 1848年2月2日，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杜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后，墨西哥战争的停战协议才真正达成。但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在马歇尔“大发现”之后4个月，美国付给墨西哥1 500万美元并豁免了墨西哥对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星条旗才真正在美国的西南部飘扬起来。

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在182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 ，宣布它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兑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的价格对黄金和英镑进行不限量的兑换（这个比率是伊萨克·牛顿爵士在主管英国皇家铸币局时制定的）。在19世纪英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很快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英镑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大部分国家只得实行盯住黄金的汇率制度，即便只是出于国际贸易的原因，它们也不得不如此。

金本位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假如一个国家发行了太多纸币的话，纸币就会相应贬值，随着人们拿纸币兑换黄金，黄金就会随之从国家的国库里流出。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会受到在背后支持货币发行的黄金数量的限制。黄金数量减少，货币供应就会相应减少。在英格兰，只有英格兰银行有权发行纸币，因此国家很容易控制货币供应。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因此也没有发行纸币。联邦政府的货币供应仅限于各种铸币，包括按照20.6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例而发行的金币。当时，美国的“纸币”是由数以千计的各州批准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些银行良莠不齐，从完全可靠、信誉卓越的银行到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包罗万象。通常这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离它们的发行地越远就越贬值，出版商们甚至出版了《银行券识别指南》，告诉人们哪些银行券是可靠的，哪些银行券的价值值得怀疑。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并不是出产黄金的主要国家。就在淘金热的前一年，即1847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只有4.3万盎司，而且大部分是开采其他金属时的副产品。但是第二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美国的黄金产量达到了48.4万盎司，1849年的产量为193.5万盎司。到1853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314.4万盎司，价值6 500万美元。

随着大量黄金突然注入经济，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整个国家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因为大量区域银行通过印发银行票据来支持房贷）。作为经济活跃程度标志之一的财政收入，在1844年只有2 900万美元，到了1854年已经超过7 300万美元。

尽管詹姆斯·马歇尔和他的老板想尽力保守他们发现金矿的秘密，但不用说，他们遗憾地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冲到山上，旧金山几乎完全被人遗弃了。由于加利福尼亚离东部很远（直到1861年，电报才通到加利福尼亚），这个消息数月之后才传到东部海岸。1848年12月8日，詹姆斯·K. 波尔克总统 向国会发表咨文，确认发现金矿的传闻是真实可靠的。与此同时，他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一块20磅重的金块。这块金块足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价值5 000美元，这在当时足够一个大家庭过上两年多的舒适生活。

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状态。1849年有9万人浩浩荡荡奔赴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又增加9万人，整个国家的重心迅速向西倾斜。（1851年，约翰·索尔在《泰瑞浩特快报》中写道：“去西部吧，年轻人！”这句话被《纽约论坛报》创始人霍勒斯·格里利引用并流传至今。）

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经济在黄金的带动下也迅速繁荣起来。那些19世纪40年代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现在一窝蜂地开始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1847年，美国对外负债为19 37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之内，美国的外债总额翻了一番。

随着铁路向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马车线路起点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规模地铺设，美国的铁路总长增加了1.5倍。生铁产量从1850年的6.3万吨激增到1856年的88.3万吨。煤产量也翻了一倍多。

即使大批的移民和淘金者向西开进，纽约依然是整个国家金融和商业系统的中心。《路易斯维尔快报》（ Louisville Courier ）在1857年写道：“这个巨大的金融心脏（指纽约）的每一次跳动，从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各州的银行为了方便它们的客户在纽约从事业务，都在纽约的银行存有一笔同业存款。这些资金在1840年只有800万美元，到了1857年已经高达5 000万美元。几乎所有国外对于美国证券的投资都要通过纽约，纽约的商品经纪商则帮助国外进口商购买美国南方的棉花和西部的小麦。纽约的银行家和商品经纪商都在美国南方和欧洲之间的棉花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纽约市市长佛南多·伍德（人们对他的评价很低，因此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建议纽约市也从北方联邦分裂出来。

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得到了反映，即使是一些投资价值令人高度怀疑的矿业股票在场外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为了使矿业股票交易更加规范，矿业交易所（Mining Exchange）很快就建立起来。虽然股票交易量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但股票价格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整体复苏而上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期美国证券的供应量迅速增加。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公司并购数量和此前整整半个世纪的一样多。从1851—1853年，纽约市新组建了27家银行，总资本是1 600万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是从华尔街筹集到的。

到1856年，有360家铁路股票、985家银行股票、75家保险公司股票、几百种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州债券和联邦债券一起加入了交易。但是这些证券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拒绝接受新的、未被市场检验过的证券。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和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新股票都是投机者的至爱。因此，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稳稳地停留在6 000股的水平；另一方面，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却大幅增长，经常超过7万股的数量。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段黑暗日子已完全被人们抛到脑后，大批涌到华尔街来淘金的新交易商对于那段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像每一个华尔街的繁荣时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有人暴富，有人沦为赤贫。那一年，乔治·弗朗西斯·崔恩用一首打油诗讲述了他在华尔街的经历：

周一白手起家买房产，

周二债台高筑数百万，

周三琼楼金碧筑雕栏，

周四劳苦半生终见欢，

周五霓裳舞会意阑珊，

周六一朝破产褴褛还。

刚到华尔街和纽约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里“来也容易去也容易”的氛围的影响，甚至一些已有一定声望的华尔街人也不例外。罗伯特·斯凯勒是菲利浦·斯凯勒将军 的孙子，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外甥，他当时担任哈莱姆铁路和纽黑文铁路的总裁。1854年夏季，在对纽黑文铁路的会计审计时，有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斯凯勒向股东和记者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保证，但是进一步的检查发现，除了其他无数的不轨行径以外，斯凯勒还秘密印刷了2万股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并且已经将股票脱手，并把20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钱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这2万股股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掺水股”。但是，等到这个消息公开的时候，斯凯勒已经携巨资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逃亡之路。他一走了之，至死也没有被绳之以法。在当时的华尔街，斯凯勒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骗术高明的巨骗了，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到1857年年中，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了。“除了再来一场比1837年更大的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先驱报》的创建者和出版人詹姆斯·戈登·贝纳特在6月27日写道：“政府横征暴敛，公共诚信缺失，各种纸面富贵。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愚蠢的攀比，追逐时尚的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蕾丝、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还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缓，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上停满了船，大部分没有活儿干，有活儿干的报酬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社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因为缺乏市场需求，6 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其存在纽约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摇摇欲坠、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8月19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的总裁埃德文·C. 利奇菲尔德辞职，理由是“想留更多时间处理个人事务”。即使在1857年，这样的借口也一样会被看成“公司有了大麻烦”的另一种说法。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股票率先下跌，受其影响，另外几家主要铁路的股票也开始下跌。8月7日，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股票价格是每股85美元；到8月29日，每股只有67美元。伊利铁路从每股34美元跌到了每股21美元，纽约中央铁路从每股83美元跌到了每股74美元。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就进入了破产程序。

8月24日，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Trust Company，从它的名字看虽然不像银行，但实际上，它的确是一家银行）纽约分公司停止营业，宣布破产。大量的欺诈行为很快被揭露出来，该公司在辛辛那提的总部也很快宣布停止营业。股价在4天之内下跌了85%，它的储户在银行外面排成长队，希望能侥幸取回一点点原来的存款。当地的一家报纸引用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中的话：“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着奇迹出现’。”

华尔街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人开始破产了。8月27日，雅各布·利特尔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第四次破产，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破产。9月，实力稍逊的银行开始走向破产，9月12日，市场遭受了又一次沉重打击，“中美洲号”（Central America）蒸汽船在哈特拉斯角 外遇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400名旅客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的价值16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黄金也随之沉没，对华尔街来说，后者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后果。

虽然当时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要到第二年才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实际上，第二年，它投入使用仅两周后就无法工作了），但伦敦和巴黎市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当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自己的货币时，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飙升。因此，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

到10月中旬，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和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停止支付黄金。这些银行宣布放假暂停营业，另一些经营状况还比较良好的银行则利用这个机会增加铸币储备，有条不紊地提前收回贷款。华尔街最糟糕的一段时期终于过去了，到12月时，银行已经能够重新用铸币支付了。

但是，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半数纽约经纪商以破产告终，还有985名纽约商人破产了，留下了1.2亿美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场外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甚至许多度过了1837年恐慌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在这次危机中也被击垮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一次恐慌中，他们除了证券经纪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业务，但是在1857年，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业务了。

在许多经纪商离开证券经纪业之后，多年来一直像个封闭俱乐部一样运作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又有席位可供出售了，一些年轻而更有闯劲的经纪人加入了进来。像亨利·克鲁斯、伦纳德·杰罗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奥古斯特·斯盖尔等，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华尔街那种靠家族关系和长期合作的运作方式，他们将给华尔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给这些华尔街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随后在这里发生的，将是“牙齿和爪子上都沾满了鲜血”的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历史正在拭目以待这一切给世界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