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 在19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是最大的瓶颈。修建运河提供了最初的解决方案。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耗时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轮大牛市。

•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幕信息。他主要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靠成功囤积莫里斯运河的股票而一举扬名华尔街。像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从在华尔街登场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他们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如影随形，成为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 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伴随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投机狂热，与之相伴的还有当时在美国西部开发中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憎恶这些投机活动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合众国第二银行，这些政策成功地抑制了投机，同时也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轮大牛市，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并使得华尔街从第一轮大牛市直接进入了第一次大熊市。华尔街从此踏上了“狂热——恐慌——修正——狂热……”的成长之路，循环往复。

•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沉重打击了纽约和华尔街，然而负债累累的费城——这座纽约在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征程上的最有力的竞争者，遭受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 在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的过程中，美国早期的中央银行经历了建立——废除——再建立——再废除的曲折历程。新政府成立不久，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强烈建议国会成立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中央银行。1791年2月，美国第一家央行——合众国第一银行成立，有效期为20年。1811年，美国第4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上台执政的第二年，就毫无悬念地解除了合众国第一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经营权。因为当年他曾阻止央行成立，并与汉密尔顿因此绝交。

•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美国财政陷入危机。由于缺乏央行筹集战争资金，美国陷入了战争的窘境。尝到苦头的麦迪逊总统深深认识到，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需要有中央银行作为其坚强后盾。在此背景下，美国第二家央行——合众国第二银行于1816年成立。1823年被金融天才尼古拉斯·比德尔接手后，很快成为当时美国独一无二的“大腕儿”银行。遗憾的是，合众国第二银行遇到了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对——1832年，杰克逊动用总统否决权，解除了与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续约。次年，他把政府存款从第二银行全部取走，转存在各州银行。第二银行失宠，1841年宣布倒闭。此后，银行回到了分散状态。70年间，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中央银行。如今在杰克逊的墓碑上，人们只能看到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无论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唯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在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都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 的东部，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 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 被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迁移。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得西部的农产品翻山越岭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现实。因此，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本地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经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 以及蒙特利尔 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通过水陆联运绕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同时，这条水路在冬天是无法通航的，而且必须穿过当时被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经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穿过当时被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 抵达东部。18世纪90年代，如何将西部农产品运输到东部海岸是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曾评价说，美国中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地受制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不是东海岸。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 ，解除了外国势力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但这并没有扫除运输上的障碍。最终一个叫作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不仅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更在无意中促使华尔街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克林顿 曾是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副总统。克林顿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入选州参议院，并在1802年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是，第二年他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纽约市市长。当时纽约市市长的任期是一年，他在接下来的12年里多次连任成功。在纽约市市长任内，除了主持日常的市政管理，他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关注州内民生大计，这其中就包括交通运输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州两大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包含的巨大机遇。首先是纽约州境内的哈德逊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逊河流域大部分根本算不上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州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逊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腹地。第二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亚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在此从西面汇入哈德逊河。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湖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下定决心要建造这样一条运河——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伊利运河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最大的土建工程。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要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只能以自己一己之力承担。

工程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政治阻力。很自然地，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无论这条运河从长远来看能否赢利，修建工程本身都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对他们毫无益处可言。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就在他首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那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举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耗时几十年，但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克林顿宣称“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湖的水流进哈德逊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由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 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让运河工程尽快实现部分通航，克林顿将工作重点首先集中在“大平川”（long level），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即雪城）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长111公里，不需要修建任何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为该项工程赢得了坚定的政治支持。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尼西河（Genesee River）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于伊利运河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职位。但在1825年，也就是比克林顿原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时，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 出发。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逊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纽约州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全美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最少的经验、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欢庆队伍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 举行一场“汇水仪式”。克林顿亲自将伊利湖的水倾注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之水的大西洋之中。这个典型纽约风格的仪式预示了纽约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辉煌前景，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将通过已经建成或在建中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入（纽约）这个商业中心。”

伊利运河刚刚正式开通，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就有大约13 110艘船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通行费高达50万美元，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了。这一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 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大桥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看到令人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或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纽约则是运河上绝大多数货船的始发地、中途站或目的地。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这些农产品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的价格是40美元，将它运到纽约需要花三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需6美元，也就是说，伊利运河建成后，运输面粉等西部农产品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约为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来说，也是一样。

事实上，短短几年后，正如波士顿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他的儿子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所抱怨的，纽约已经成为“舔食全美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建成后，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数为123 700，费城人口数接近112 000；到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 080 330和565 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62%。

纽约很快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岛宽约2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要增加大约10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导致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恶名，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恶名始终同纽约如影相随。

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很自然地促成了经纪人业务的繁荣。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和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不少来自欧洲，因为欧洲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那时，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实际上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到1823年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总和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当时，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不容小觑，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刚好相反，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的狂热，运河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 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运河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信心十足的招股说明书上所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赢利。切萨皮克 和俄亥俄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过程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 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的瑰丽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新生行业的证券，由此推动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历史亦惊人地相似。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最终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从航空业的美好前景中分一杯羹，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与航空业毫不相关。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麦当劳和肯德基所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到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去。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的法律禁止这种类似庞氏骗局 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资本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 * *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然而这场转变的重头戏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撤到华尔街南边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s’ Exchange），拥有了自己的总部。

但是，这时候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些交易者被称作路边交易者，或场外交易者。场外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的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而不是根据市值来算是这样），这与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 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一样。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里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仅有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纪录。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但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

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 ，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 ，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就会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机时代。

利特尔起初是在雅各布·巴克 的综合性经纪公司工作。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在寸土寸金的华尔街，地下办公室很常见）。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他的特色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背叛他的合伙人，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谋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有着超出旁人的市场判断力，尤其是在市场动荡、前景不明时，能准确预判市场走向，并运作自有资金低买高卖。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投机者，他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投机者经常被看成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却能从中谋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赚取大量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形成最公正的价格。但是，“投机者”一向是华尔街一切不幸的“替罪羊”，他们总是会被指责为每一次市场狂热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熊市的罪魁祸首。

这些熊市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他们想方设法将投机活动从国家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受到日益严厉的监管和诸如短期资本利得需要缴纳高额税赋等各种“歧视”，投机活动还是存活了下来，而且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事实上，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适当的监管下，也是顺应市场需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给它下个定义或许很难，但明眼人一眼就能辨别出来。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叫我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被称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然而，最初使他名声大噪的却是因为他准确判断了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的上涨行情。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利特尔看到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

但是，如果股价上升的话，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华尔街有条古老而神圣的规则，下面这首著名的打油诗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很多人认为这首打油诗是丹尼尔·德鲁 所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不是）：

如果本不是你的

让你卖了去

买不回来就得下大狱

利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团伙暗中买进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的所有流通股。利特尔一众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不用说，他们是绝对不会以这个价格将这些股票卖出的。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华尔街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尽管这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恐慌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潦倒余生。此后数年，他虽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离世，但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那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 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这类下场的人：

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毫不起眼的人。他们曾辉煌过，但他们的钱丢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像市场上的孤魂野鬼，呆滞的目光瞪着报价牌，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你们好自为之！”他们挤在大门旁，出入交易所的大厅，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

真正成就利特尔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独立战争后成了孤儿。他曾专修法律，1788年移居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当时，那里仅有几座小木屋。他以律师立业，很快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并购置了大片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田纳西州中部郁郁葱葱的乡村地区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但是由于一笔融资复杂的土地交易出现纰漏，杰克逊最终不得不为他人偿还债务。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十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身恐惧。

1829年就任总统时，杰克逊的金融政策简单明确：尽快还清国债，关闭合众国第二银行。他非常憎恨这家银行，因为它是美国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合众国第二银行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成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执政时，已需要对它进行续签了。

这家银行在开始阶段经营不善，但在1823年费城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 接管之后，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美最大最有实力的银行。因为持有国会授权的许可证，它是唯一一家可以跨州经营的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机构，它在美国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它发行的银行券 可以在全美流通使用。

比德尔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他在13岁时就修完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士学位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年纪太小，学校拒绝给他颁发学位证书。之后，他转而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学士学位。15岁时，他作为毕业生代表做了毕业演说。

当杰克逊成为总统时，比德尔已经是全美第二号有权势的人了。许多人都认为，总有一天比德尔自己也会竞选总统。可惜的是，他耀眼的成功反而成了他弃商从政的绊脚石。比德尔贵族式的行为方式（比德尔家族是费城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得杰克逊对他和他的银行非常反感。但是，在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许可证到期，即1836年之前，杰克逊并不能拿他怎么样。等待机会的同时，杰克逊将主要精力放在削减国债上。此时，美国已经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这导致在各资本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稳步减少。对负责联邦政府债券发行的合众国第二银行而言，联邦政府债券的减少意味着其实力的削弱。无法投资联邦政府债券的资金转而投向了州政府债券、运河公司和早期的铁路公司。但是市场上证券供给的大量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剩余证券的需求，从而抬高了这些证券的价格。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清偿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完全清偿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改善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 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7 825股。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而是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 正出自这里），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有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在全美各地普及）。

在这个阶段，大部分股票交易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拒之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就被刷掉了。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确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

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场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场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发生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不清楚。大火肆虐蔓延，无法控制，整整烧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焰将费城、波基普西 以及纽黑文 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当时纽约市的市政供水依然不足，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

等到火势最终得到控制，纽约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华尔街、宽街、康提斯小街和东河附近20个街区共有700多座建筑化为焦土，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痕迹也几乎全部被大火抹去。在今天的曼哈顿，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的中心，独立战争前的建筑只有位于百老汇和富尔顿大街拐角处的圣保罗教堂幸存了下来。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一名英勇的员工——J. R. 芒特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救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却蒸蒸日上，纽约的经纪人业务也很快重新步入正轨。

此时美国繁荣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全美仅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虽然银行的数目仅增加了一倍，但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总值却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 820万美元增至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美元增至5.251亿美元。许多州的银行法案制定仓促，许多新设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此前，合众国第二银行一直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试图以此来施行规束。但随着实力的削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随之减弱。而且，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这也是其毁掉合众国第二银行策略的一部分。很快，这些银行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接受房地产作为抵押发放了更多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却意外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加讽刺的是，在这次投机泡沫中，许多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1832年，政府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猛增至2 500万美元。1836年夏季，销售额以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的速度累积。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指“非常兴隆的生意”。

杰克逊清楚地知道市场上的动作，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一次更大的投机”。

典型的杰克逊式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这场投机，所以他们坚决抵制总统的提议。同样深陷其中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杰克逊别无他法，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于1836年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 （Specie Circular）作为行政命令 签署生效。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杰克逊希望他采取的举措对土地投机活动能有所抑制，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措施带来了投机活动的戛然而止，华尔街直接转牛为熊，经济也步入了萧条期。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的银行从东部的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其后却尽可能地保存它们，以应对当时的另一项政府措施。

当时的联邦政府坐拥大量财政盈余、负债为零，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闲置，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里。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1月开始，每个季度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支取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做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那些黄金储备较少，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的银行因实力不济，纷纷宣告破产。那些需要银行贷款做生意的商人也因此寸步难行。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 ，于1836年6月百老汇新宅完成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了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已经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每股价格都超过100美元，但如今每股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 New York Herald ）在1837年1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

破产开始蔓延。当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防止黄金流出国门时，英国棉花进口量随之下降，这进一步挫伤了美国经济。而且，由于英国国内利率升高，英国投资者不愿意再将钱投放到美国证券市场，这对华尔街资本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事实上，在1837年3月，有几天的交易量多达上万股，当时马丁·范·布伦 刚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就立即迎来了杰克逊无意种下的种子所结出的苦果，股票价格开始复仇似的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的月初价格为每股96美元，月末跌到每股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每股78美元跌到每股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

4月，菲利普·霍恩自己也损失惨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的耳边充斥着一夜暴富的故事。现如今，那些财富像4月艳阳下的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了。除非身无负债，否则任谁如何算计都无法在这轮毁灭中幸免。所谓幸福者，是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

到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收入在1836年达到了5 080万美元，到1837年却仅有2 490万美元了，杰克逊试图维持联邦政府零负债的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破产停业，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萧条期（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萧条期）。虽然1837年的经济萧条影响深远、后果惨重，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口还居住在农村，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 之外，他们感受不到经济萧条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好转。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之中的人，包括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

恐慌过后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导致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几近枯竭。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在此次萧条中损失惨重的话，那么，费城金融市场可谓全面瘫痪了。

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已多年远超费城。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另外，19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形成的直接冲击远强于其对纽约的影响。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合众国第二银行不得不去寻求其所在州政府的授权，更名为冗长的费城合众国银行。 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原先那种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根本无力偿还2 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只能选择拖欠债务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大都以州政府债券作为主要的银行储备工具，州政府违约对它们而言，是继经济萧条之后的第二重巨大打击。相比之下，纽约的银行背负的州政府债券仅有区区200万美元，完全在其承受范围之内。虽然纽约也有很多银行倒闭了，但那些经营比较好的银行艰难地挺了过来。这样，已经屈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因此，“华尔街”在这个时期作为美国全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