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 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顿的一声枪响，改变了新大陆的历史航道，并由此升级为一场历时8年（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美国赢得了独立，也为经济的发展扫除了外部障碍。

• 1783年独立战争的胜利，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即美国建国），使得一个新生的美国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从此以后，这个新的国家不仅有了统一的政府，也有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税收。

•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大规模发行国债，直接导致了纽约资本市场的活跃，而1791年美国历史上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合众国银行的上市，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潮。

• 资本市场的繁荣催生了第一批专业的证券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专用的交易场所；为了防止在门口偷听价格“搭便车”的场外交易发生，也为了防止经纪人无休止地杀低交易佣金，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The Buttonwood Agreement）。这份协议一向被认为是纽约交易所的源头，它本质上是一个卡特尔——价格同盟，而纽约交易所的大楼要在25年之后才真正建成。

• 在美国第一次股市投机狂热中，出现了资本市场的一类典型参与者、资本市场阴暗面的代表之一——内幕交易者。当时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场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公然利用公权力获取内幕信息进行投机，最后只得在监狱度过余生。他是此后300多年各类内幕交易者的鼻祖。

•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三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 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流动性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 在这一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这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

• 这是一个破旧立新、改天换地的时代，也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此时正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了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

• 伯尔是杰斐逊的忠实同党，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之一，同时也是汉密尔顿的决斗对手（汉密尔顿在1804年7月与伯尔的一场决斗中身亡）。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叫作大通曼哈顿银行，曾是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而汉密尔顿创办的纽约银行至今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上，其“华尔街1号”的地址格外引人注目。汉密尔顿死后被埋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钟爱的纽约银行隔街相望，见证着华尔街200多年来的风云变幻。

华尔街最初在全美闻名并不是因为金融，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789年4月30日，在位于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纽约市政大厅的二层，乔治·华盛顿依据新的《宪法》 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作为临时的国会大厦，纽约市政大厅被重新命名为联邦大厅。在此之前，纽约市花费了3.2万美元对其重新装修，在其檐口和中楣上都增加了很多美国标志性的装饰，如橄榄枝包围的13颗小星星和13个箭头 。这栋建筑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以便建造新的海关大楼，如今这座海关大楼还在，作为联邦大厅国家纪念馆对公众开放，而当时联邦大厅的所有遗迹只剩下了华盛顿宣誓时面前的一段铁栏杆，它被保留在纽约历史博物馆里。

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期，联邦大厅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的建设项目。从这里向西一个街区，第二座三一教堂即将竣工，此时它200英尺（约61米）高的尖塔还被包裹在脚手架中，不到一年之后，它就将开始接受教徒们的顶礼膜拜，总统也将出席它的揭幕典礼。华尔街西端的很多住宅也都在这时拔地而起，被提名为财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搬了过来，其官邸就在华尔街和威廉大街交界处。

随着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对经济增长的快速推动，留给这些漂亮而古典的宅邸的风光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华尔街的商业区很快挤占了这些官邸楼阁。1791年，纽约银行迁到华尔街和威廉大街街口的麦克伊文斯大楼，正对着汉密尔顿的官邸。（汉密尔顿曾帮助创建了纽约银行，但是当他就任财政部部长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卖掉了自己在纽约银行所有的股份。）

华尔街的东段一直延伸到东河，这里向来以商业而非金融业为主。由于风向的原因，出海航行的船长们都愿意在曼哈顿东边靠港，这些船只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从仓储到杂货买卖）带动这里成为纽约商业区的中心。这里很多的建筑都是两层高的小楼房，一楼是理发店、裁缝店和蜡烛店之类的小商店，而二楼则住着这些小商店的店主，还有一些房子出租给各种经纪人（broker）。

18世纪末期，经纪人这个概念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这个词早在14世纪就从法语的“brocour”引入英语，它的法语原意是：把一桶酒按杯或按瓶分装再卖出的人。在17世纪之前，这个词一直特指零售商和批发商，此后，它就完全被用来特指自己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中间人。到这个时期，“经纪人”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将买方和卖方撮合在一起，并对促成的交易收取佣金的人。

今天，经纪人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士，只从事某一种产品或一些相关产品的经纪服务，例如保险和房地产经纪人。直到近代，“经纪人”这个词才开始特指专门从事证券买卖的专业人士。而在美国刚成立的时候，纽约的“经纪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经纪人们可以同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撮合交易，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一般性经纪人”。在当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经纪人在买卖证券的同时，兼营私人彩票，并为海运货物提供保险，还卖唐提式养老保险 （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且是一家私营银行的合伙人。

此时的美国除了造船业和生铁生产以外，鲜有能够称得上具有工匠水准的制造业，所以大部分的“生意人”其实都是经纪人，但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18世纪的美国，大部分人以农业为生，而住在城里的人，大部分是小店主、用人，以及律师和牧师等专职人员。

汉密尔顿的计划使市场上突然涌现大量可交易的证券，包括国债、新发行的州政府债券、新特许设立的银行发行的股票（在1790年只有三家州立银行，到1800年已有29家）和保险公司的股票。这些新的可交易证券大大增加了那些“一般性经纪人”的证券业务量，但此时离真正出现专门从事证券交易的经纪人还有一代人的时间。

尽管联邦债券和州政府债券是这些新的证券经纪业务中的主流产品，但最热门的证券还是合众国银行 的股票，它的市值高达1 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的规模和它作为联邦财政独家代理的垄断地位，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第一只“蓝筹股”（blue-chip stock，尽管这个词本身直到多灾多难的1929年才被发明出来）。联邦政府有义务购买该银行20%的股份［汉密尔顿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Hope and Company） 在欧洲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购进了这些股票］，其余80%的股份向公众出售，但是不允许任何个人持有超过1 000股。认购者需要用黄金支付股票价格的25%，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汉密尔顿偿债方案中所发行的年利率为6%的政府债券支付。

合众国银行股票（很快被简称为“BUS”）的发行前交易 在1791年春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7月初，该股票正式发行，并在一小时之内全部卖光，随后股价一路攀升。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次大规模股票公开发行（IPO）点燃了它的第一轮牛市。

欧洲公司开始向美国输送大量的代理人和资金，漂洋过海来参与这个新生市场。卖空以及现在所谓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指在将来的时间以一个商定的价格买卖证券的权利）这两种交易技术在美国被首次应用（虽然在欧洲，这两种技术早就为人所知了），这大大地增加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市场的活跃度。随着交易量的日益增加，报纸也开始关注这个新生市场了。当然，随着市场价位的进一步攀升，各种关于股市灾难的预言也开始出现了。1791年8月31日，《纽约公报》（ New York Gazette ）甚至刊出了一首题为《投机》的打油诗：

什么魔力绕其间，能使花柱 变宝塔？

被投机的魔杖点燃，疯狂传遍了整个国家。

真理早晚会应验，万物大小终复原。

所有致命的旅途都有死亡在等待，

千万人会为scripts懊悔一生。

scripts是认购股票（subscription stock）的缩写，它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证券。 当时，股票和债券这两个术语已经开始使用，但常常可以互相替代。直到19世纪晚期，股票的含义才被特指为代表所有权的证券，而债券被特指为代表债权的证券。关于这一演变过程，那个时代的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应该都很清楚，但当时的一些作家和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却经常搞不清楚。

当一些经纪人的金融业务开始增多时，他们需要一个场地进行交易。就像一个多世纪前或更早期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咖啡屋一样，很多当地的咖啡屋乐于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交易场所，当这些经纪人通过促成交易来谋利时，他们靠卖食物和饮料挣钱。但当时还没有足够多的经纪业务来占据经纪人所有的精力，他们只能靠传播流言蜚语或用扑克及骰子赌博打发时间。在这个时期，两个无聊的纽约经纪人会打赌法国的某个政治家是否会在某一特定的日期之前被送上断头台 ，当时的投注单还留存至今。

一些更为成功的经纪人，如麦克伊文斯和巴克莱、伦纳德·布里克以及约翰·平塔德，为了适应新的业务要求，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举行定期的证券拍卖。随后，1792年初，约翰·萨顿和他的合伙人本杰明·杰以及其他一些人决定在华尔街22号建立一个拍卖中心，并称之为证券交易所。意欲售出股票者将想卖的股票存放在交易所内，拍卖人根据交易量收取佣金。经纪人或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客户，参加拍卖，购买股票。

可是这个体系很快就崩溃了。许多外围的经纪人参加拍卖会只是为了获知最新的股票价格，他们随后在外面售出同样的股票，但收取更低的佣金。这迫使场内经纪人也不得不经常在场外进行交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场内经纪人巨头于1792年3月21日在克利斯酒店聚会，试图签订一个协议来制止场外交易。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拍卖中心，约定该中心于同年4月21日开业，并进一步达成协议：“今日我们在此签字，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的佣金费率将不低于0.25%，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

21个经纪人和三家经纪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因为据传协议是在华尔街68号门外的一棵梧桐树下签订的，天气好的时候，经纪人们经常会在这里碰头交易。无论协议是否真的在这棵树下签订，这棵在1792年时便已有了几百年历史的巨大梧桐树，从此成为世人公认的华尔街标志，直到1865年6月14日，它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

新交易所的首次会议是在商人咖啡屋举行的。当年冬天，会员们决定建立一个自己的聚会场所，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那时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还没有大到需要建立交易所的程度。他们在华尔街和沃特街交界处开了一家唐提咖啡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以唐提式保险的方式进行筹资而开设的。当时共发行了203股，每股200美元，财产由公司持有，直到初始股东只剩下7个人时才会变卖公司财产，再由这7个人平均分配。虽然咖啡屋对所有人开放，但只有会员才能参加这里的证券拍卖，实力稍弱一些的经纪人只能继续在街上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交易股票。

尽管纽约证券交易所 25年后才正式成立，但《梧桐树协议》一向被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操纵市场价格的卡特尔——它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吸纳纽约最有钱的经纪人，以保证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被排斥在外。证券交易所这个卡特尔始终以交易所会员（即经纪人）的利益为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封闭的运作方式保持了175年之久，即使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交易所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过。

* * *

华尔街早期的牛市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纽约交易所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是牛市的一个大玩家。此后的每一轮牛市都会出现像他一样的人物，直至今日。

杜尔1747年出生在英国，父亲在西印度群岛 经营一片成功的种植园，他毕业于伊顿公学，曾随克莱夫 的军队在印度服役。杜尔曾在西印度群岛管理过他父亲的产业，然后定居纽约，在这里，他获得了一单利润丰厚的业务——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附近买了一大片林木茂盛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并盖了一座大庄园。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站在了反抗英国的一边，并当选大陆议会的议员。卸任后，他靠给大陆军供应物资发了横财，并娶了凯瑟琳·亚历山大，也就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凯蒂小姐为妻。凯蒂小姐的父亲威廉·亚历山大将军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一生自称苏格兰的斯特灵勋爵。

独立战争后，杜尔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的豪宅里过着王室般的生活，由穿着制服的仆人服侍，每一顿饭饮用多达15种不同的酒。他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得益于18世纪80年代一系列涉及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的投机。1785年，他被任命为依照《联邦条例》（Articles of Federation）设立的美国国家财政委员会（Treasury Board）的秘书长，这个职位简直就是为获得内幕信息而专设的。1789年，汉密尔顿（他的妻子是杜尔妻子的表亲）任命杜尔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汉密尔顿本人很正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他在政府的职位来谋取私利，也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内幕信息。当他的朋友亨利·李向他打听有关财政偿债计划的消息时，他拒绝透露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杜尔就没那么洁身自好了，例如，他的密友威廉·宾厄姆，一个费城的有钱人，满怀信心地在阿姆斯特丹举债6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用于联邦债券投机活动，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得到过杜尔的消息，但人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内幕信息帮助他提高胜算，他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联邦证券的投机活动，但杜尔宁可辞职也不愿遵守法律。他对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的兴趣远比对自己本职工作的兴趣要大，也非常乐于让别人觉得他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投机，直到汉密尔顿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这位前部下。汉密尔顿在1790年初秋给杜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担心，你的这些做法会危及你的安全和公众利益。你我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对公共事业应尽的义务也将受到威胁。”由于没有书面材料保留下来，杜尔有没有回信已无从得知，但是汉密尔顿的提醒并没有促使杜尔对他的行为做出丝毫改变。

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伙们，杜尔继续参与投机。为他提供投机本钱的债主中有亨利·诺克斯 ，时任美国战争部部长。杜尔和他同伙的主要投机对象是合众国银行的股票，该股票的发行价是每股100美元。在1791年9月下跌之前，它的价格曾高达每股185美元，却从未跌破130美元，并且很快就又回升到170美元左右。

1791年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科姆合伙经营，麦科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人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麦科姆持有股票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才是真正的幕后操作者。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麦科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及他拥有的与财政部的关系网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将在年底平分利润。

当市场传说合众国银行打算收购纽约银行作为其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属实，股价肯定会上涨，杜尔和麦科姆将大赚一笔。但杜尔似乎在玩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买进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几个利文斯顿家族（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的人也跟着做空。这样，杜尔公开地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同时在赌这不会发生。即便收购没有发生，杜尔和麦科姆合作的股票账户损失惨重，杜尔也依然能够大发其财。由于杜尔与麦科姆的合作投机只使用了麦科姆的钱，而没有用他自己的钱，因此他这样暗地里两面“下注”的做法牺牲的顶多是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做这种“牺牲”的 。

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百万银行（The Million Bank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如其名字所喻，拥有100万美元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市场估计这将发生在纽约银行和合众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百万银行的股票一发行，投资者就蜂拥抢购，该股票的认购权证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 银行宣布发行4 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 740份。

在这股狂热中，杜尔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似乎他不会出错。他的股票操作本应是很秘密的，却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四处借钱购买股票也是在为股市上涨火上浇油。他向银行和私人借款，其中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借的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名门望族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和尼古拉斯·罗斯福。 他开始买进银行股远期合约，期待着股价上涨，这样他在到期时就会大发横财。

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时候，应该有一条界线来区分好人和恶棍，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精英一直竭尽全力地寻找着这样一条界线，但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个令人喜忧参半的结果。

在将银行股的远期合约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他们当然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存款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很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审计查出杜尔所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只得下令财政部起诉杜尔追索这笔款项。

杜尔不顾一切地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那些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把钱扔向他的人，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面对这么大的麻烦，杜尔仍强作镇定。3月22日，他在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借给杜尔巨额的款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了神圣，我独自一人在对抗着整个世界”。

毋庸置疑，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不到一天，他就因欠债不还而入狱，并在狱中了结余生。杜尔入狱后，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当时纽约这个还不算大的金融圈子里，就有25起经纪人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他有还债能力的人，现在也宣布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

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其他人，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所带来的损失差不多。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糟。虽然很多投机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他们还有机会从失败中站起来。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恐慌不会摧毁基本上还处于健康状态的金融机构，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数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以支持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流动性短缺，他允许商人用期限为45天的短期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这些关税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银行的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发生真正的公共性灾难。”

汉密尔顿的做法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周密的计划有效阻止了恐慌的蔓延，也确保了不管个别投机者受到怎样毁灭性的打击，市场的恐慌也不会对美国经济整体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行动中所蕴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采纳，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只认为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他们执政后便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一次又一次地陷国家于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 ，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再一次果断出手介入，阻止一场投机恐慌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

杰斐逊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华尔街在权力真空中发展，它仅有的领导机构和监管机制只在其内部产生。在此后的年代里，华尔街将建立自己的规则，设计自己的运作程序。这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市场都更为自由。但是一个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 * *

事实上，那些在投机最狂热时已经宣布成立的银行，比如纽约州百万银行，从未开张过。即使没有后来的金融恐慌，它们中能开张几家也是个未知数。在18世纪末期，一个公司要公开发行股票，必须要有公司执照，而这只能由州议会批准。

公司的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在公司制出现以前，一个人如果要投资，不管是以个人投资还是合伙的形式，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被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公司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人”（即法人）。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公司也可以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损失也不会超过他们投在公司里的钱。

请注意，正是“有限责任”这一关键因素，使得公司制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投资者们得以集中资源以谋取利益，又不必将个人置于破产险境。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合伙企业，但只有政府才能批准设立法人。在英国，这是王室的特权。在整个殖民时代，英国王室只在美洲殖民地批准设立了7家公司。独立战争之后，王室批设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各个州议会。就像所有的立法程序一样，相比其他（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公司的批设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的商业和政治是如何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当时，大部分的政府职位实际上具有兼职性质，公职人员在公务之外可以自由经营个人事业，也没有人觉得利用公职谋求私利有什么道德问题。一些人，如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即使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无可诟病，但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却并非如此。直到19世纪30年代，丹尼尔·韦伯斯特 还可先以律师身份给他的客户寄去一张500美元的账单，然后再以参议员的身份在一项立法中加入有利于这位客户的修正条款。无论是韦伯斯特，还是他的那位客户，或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在法律上或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妥。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纽约的政治几乎和今天的一样复杂。约翰·亚当斯写道：“从小到大，我在纽约政坛已经混了60年，但对我来说，政治仍像魔鬼一般难以理解。”结合这两个因素，我们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当亚伦·伯尔 这个与公私利益纠缠尤为紧密的纽约人想开一家银行时，不得不以自来水公司的名义迂回获得许可。

在杜尔破产案尘埃落定后，纽约只剩下两家银行继续营业——纽约银行（它并没有被合众国银行收购，相反，它至今仍保持独立）以及合众国银行纽约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汉密尔顿厌恶投机高手伯尔，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手里。虽然汉密尔顿并没持有两家银行的任何股份，但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两家银行的运作，即使他在1795年卸任财政部部长后也是如此。作为纽约联邦党人的领袖，他能确保当地的杰斐逊主义派商人们难以获得贷款和其他的银行服务。

亚伦·伯尔，纽约州民主共和党的领导成员（民主共和党党员是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称号），决定打破这种局面。如果能够建立一家他能控制，或至少能施加重要影响的银行，将大大加强他和他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这样一家银行还可以通过向那些动摇的联邦党人许诺提供金融援助，来引诱他们加入民主共和党阵营（当然，我们有理由推测，一向花天酒地的伯尔此时也正在考虑借此机会缓解自己混乱的财务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从联邦党人控制的州政府那里拿到开办银行的营业执照或“准生证”。

伯尔当然知道，哪怕一点点他要开办一家银行的风声泄露出去，都会引起奥尔巴尼 立法者们的深深猜疑。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得到好下场），伯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鬼点子，他名义上是为纽约居民提供急需的饮用水而开办一家自来水公司，但实际上，他将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授权条款巧妙地隐藏在了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只有纽约和香港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有些井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多的城市废水所污染。富人能够买得起水贩们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了。伤寒和霍乱等流行病越来越肆虐，而这些疾病和饮用水污染的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被人们搞清楚。

纽约市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水的问题，纽约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1796年，约瑟夫·布朗医生建议市政委员会向州议会申请建立一家私立自来水公司。布朗恰好是伯尔的妹夫，他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帮助伯尔。市政委员会采纳了布朗医生的想法，但向州议会建议授权纽约市政府建立并运营饮用水供给系统，而不是成立一家私立公司，这当然不是伯尔希望看到的。

但是，伯尔巧舌如簧，他很快说服两个党派的5个主要领导人和他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向纽约市政府说明由私立公司而非政府来承揽这个项目的诸多好处。在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里赫然可见汉密尔顿本人的名字，他甚至亲自为该委员会撰写正式的备忘录来说明私立公司的优势。

汉密尔顿当然清楚地知道纽约急需干净的水，但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伯尔背后真正的阴谋。汉密尔顿一如既往，自始至终没有谋求过一点儿私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联邦党人却钻了进来，而且，另一位妹夫——这回是汉密尔顿的妹夫，他将成为这家新公司的一名董事。

在确保能够得到纽约市政府的批准之后，伯尔立刻赶到奥尔巴尼，主持州议会委员会对该公司章程的起草。“为了向纽约城供应干净、卫生的水”，伯尔等到休会前的最后一刻才把他的议案提交上去，并在公司章程里悄悄地塞进了这样一个条款，“该公司的以下做法将被认定为合法，即该公司可以动用任何盈余资金购买公众股票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任何其他资金交易或业务经营……只要是为了该公司本身的利益”。将这段话从晦涩的法律术语中翻译过来，就意味着，这个新公司在建立一个供水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可以从事任何它想经营的业务，当然，也包括开办一家银行。

联邦政府的立法委员们此时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休会，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只有一位法案修订委员会（按照最初的州《宪法》，这个委员会具有否决权）的委员表示反对。其他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例如，纽约州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 利文斯顿 就是其中一位，他持有可以购买这家新公司2 000股股票的期权。甚至联邦党州长约翰·杰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他于1799年4月7日在该议案上签字，使其正式生效。

仅仅5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开设了一家银行，而供水业务系统连一根水管都还没铺设。汉密尔顿很快对自己在这样一家公司的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他形容它说：“从公司的设立原则上来看，这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又是一个可以用来谋取利益和施加影响的方便工具。”

伯尔发现它的确非常方便。3年后，当他辞去公司董事就任美国副总统时，他欠这家银行超过64 903.63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笔巨款。

最终，该公司经过百般折腾，还是建了一个简陋的供水系统，通过大约25英里（约40公里）的木制管道为城里近千户居民供水。这些里里外外被涂上厚厚焦油的管道，在今天纽约城的施工中还常常被挖掘出来。但这个系统供应的水从来就没有真正“纯净和卫生”过。当然，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把心思真正放在水务上，一旦有机会，它就马上抛弃了这项业务。在19世纪40年代，当市政新开凿的水渠把纽约上州 克罗顿河的河水引入纽约时，纽约才第一次拥有了可靠、清洁的供水系统。

而这家银行直到今天，都一直是纽约金融界的主要玩家。它现在的名字是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全美最大的银行。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发展，批设公司的权力很可能会永远为各州的州议会所把持，毫无疑问，这将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到了18世纪末期，开办公司的申请数目迅速增加。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4年中，美国共成立了335家公司，大部分公司主要从事公共工程建设，如修建运河和高速公路。进入19世纪，公司设立的步伐只会进一步加快。在1800—1860年，仅宾夕法尼亚州就有2 000多家新公司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各州不得不通过《普通公司法》（General Incorporation Laws），规定了在哪些特定的情形和规则下，公司不需要通过什么特别的法令就可以成立。纽约州在1811年率先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其他州很快纷纷仿效。但各州的立法机构在放弃批设公司的权力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因此，公司法的发展总是不能满足随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需求。

最初，各州只允许那些特许批设的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成立，而根据《普通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股东还必须像合伙制中的合伙人那样承担无限的个人责任。直到19世纪中叶，有限责任这一无比重要的制度才开始普及。在19世纪下半叶，尽管美国国内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但许多工业公司的运营仍经常受到各州狭隘的公司法的制约，例如，许多州的公司法禁止公司在其他州拥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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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在纽约、波士顿、费城以及巴尔的摩 等地，资本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经济历史学家们只能追溯计算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年代越早，误差也就越大，但政府税收也可以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粗略估算依据。1792年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年，当时的联邦政府税收收入是367万美元；到1808年，收入是1 706.1万美元；到1817年，是3 309.9万美元，在短短2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9倍。

由于拥有大银行，费城依然是国家的金融中心。合众国银行在1811年被关闭了，因为当时杰斐逊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坚持要求续签该银行的许可证，国会依然拒绝批准。费城船业大亨、美国顶级富豪斯蒂芬·吉拉德接管了该银行的资产，并开办了他自己的银行。

继国会拒绝续签合众国银行这一政府的主要财政代理机构和融资机构的许可证之后，美国又向当时唯一有能力与之进行军事抗衡的大英帝国宣战，这一愚蠢行为引发了财政灾难，使得财政部部长不得不向斯蒂芬·吉拉德低声下气地借钱，乞求他认购国债以维持战争。1816年，学乖了的美国国会终于批准建立了合众国第二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它拥有注册资本3 5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唯一能够跨州经营的银行。当然，它的总部也设在了费城。

为1812年战争 而发行的巨额联邦债券推动了经纪业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国债由1811年的4 500万美元增加到1815年的1.27亿美元。大部分业务仍然集中在费城，因为这里有很多大银行和一家运营良好的证券交易所。 当时，纽约的主要经纪人仍按照粗糙的《梧桐树协议》运营，他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组织框架。1817年，他们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的经纪人去费城考察费城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运作的。当他回来后，纽约主要的经纪人于2月25日在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聚会，起草了一个跟费城证券交易所章程几乎一模一样的章程。分属7家公司的28名经纪人成为经纪人委员会（Board of Brokers）的首任会员，很快它就被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

章程要求由交易所总裁和秘书来主持每天的拍卖；至少具有一年经纪业务经验的经纪人才有资格成为新的会员，并且要由现有的经纪人来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其加入；三张反对票就可以将一位候选人拒之门外；除特殊情形以外，委员会要求次日交割证券以防止过度投机；它也禁止“对敲”，也就是两个或更多的经纪人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交易，以给人造成价格波动的假象。最后这一条其实是难以被执行的，在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对敲”将成为华尔街一个普遍的现象。

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租下了华尔街40号大楼的第二层，年租金为200美元，包含供暖费，这样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在179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后发展迅猛，而费城仍然在努力守住阵地。当时，纽约拥有137 700名居民，而费城的人口数为112 000。而1817年开始的另一项工程，伊利运河（Erie Canal）将使纽约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还将成为唯一的大都市。直到今天，伊利运河仍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公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