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1976年至1992年的十六年里，我的国家成了内战的牺牲品。战争摧毁了莫桑比克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上百万人死亡。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全然沦陷于战争的残暴。从住所，我们听得到爆炸声此起彼伏，看得见车辆运输伤亡的民众。在这种极端的残酷状态中，我失去了很多同事与朋友。我有时会想，如果我到前线打仗，或许会少受些苦，至少不会承受这种全然被动的旁观之苦。

1992年，签订了和平协议。几天之后，我和弟弟想出趟城，驾车前往我们从前常去的地方。内战之前，我们经常一起出游，我们爱去草原，那里的风景连绵不绝，望不见头。以前，我们一看见道路就很开心，就像囚徒盼到了自由。那一天，我们驾车来到城市的边缘，望着无尽的风景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停下车辆，哭了起来。我看见我弟弟的头垂在方向盘上，他自言自语：我不能。我们两个退回了城市，因为无法越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战争如同监狱的墙，横亘在我们内心深处。它杀死了道路，盗走了我们做梦的能力，以此完成了最后一场摧城拔寨。那些让国家沦为焦土的人一贯这样做：他们偷走了所有人做梦的能力。

恢复生活与做梦的能力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年，我出版了《梦游之地》，出于神奇的巧合，里面写到了这条路，它还活着，仿佛是对战争的反人性的一种反抗。

我此时在中国发行的这部小说，是对梦想的称颂，是对大地、人类与人情的赞歌。

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始终坚信一点：这并非只是一本我想写的书，而且是在世界之外构建一处所在。实际上，我喜欢的并不是书写，而是在字里行间填满声音与话语。那条我和弟弟无法企及的道路出现在《梦游之地》中，就像活生生的人。

这条路让我重返那段我屏蔽已久的时光，那段我向自己隐匿的过往。

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这种失忆成为共识。南非人的做法却不一样，他们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希望将过去从种族隔离政策的罪行中拯救。

总之，内战让我们问自己，如何记住那些不可以被忘记的事。或者说，容易遗忘之事才是真正该记起的。为此，我们需要重返过去。这场返回不为寻找刽子手，而是要重新找到我们作为人的完整存在。

无论站在冲突的哪一边，我们所有人，都是牺牲者与负罪者。我们是胜利者，同时是失败者。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是，没有人能写下这场战争的历史，因为所有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我们所有人，这些“自己人”，从中间劈成两半。在我的国家，文学邀请所有人反思这场过往。因为共识性的遗忘是假的：并没有人如此健忘。实际上，这场对历史的抹杀与记忆上的昏厥，无助于我们超越集体哀伤。我们需要重掌这段时光，即便那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文学与诗歌前来拯救这场记忆的浩劫。这就是我写下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