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陷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纁(xūn),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俗,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yáo)峣者易缺,皦(jiǎo)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李固,郃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郃子也。
文中,司马光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假隐士的图画。樊英是徒有虚名,费尽周折来到朝中,结果是胸无点墨。与樊英相对应的是真隐士黄琼,他才是真正的人才。
看来,识人用人真是大有玄机。
玉石不分,丢弃了玉,把石头当作宝贝。识人不分贤愚,这样的领导者眼盲心也盲。那些庸才就像绵羊,即使披上虎皮也改变不了他的本质。
孔子说:“了解一个人,看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他的做事途径和方法,考察他的爱好。这样,这个人的品质还怎么能隐蔽得了呢?”
认清一个人,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尤其是当对方心怀不轨而竭力伪装时。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自身的“失察”。
九方皋相马,只看重马的内在品质,而不看重马的外表,这说明他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凭第一印象来判断马的优劣。识人也应该如此。诸葛亮曾对识人有过一番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这些话对于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