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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人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驰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亻替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倖，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壹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著名侠士，以侠义之名，行杀人之实，并最终被处死。杀人犯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可是很多人却为郭解说情。由这一事件，司马光引用班固和荀悦的话展开了论述。
班固认为，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摒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如郭解之流，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像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班固认为这并非是不幸。
而荀悦则更直接，说“侠”是破坏道德法度的奸贼。荀悦认为：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其事；举出名，还要指出其实。这些论点都对后世的法治断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