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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huān）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馀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馀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晁错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
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又每每不合，引起众臣嫉恨。加之晁错的“削藩”主张，引起了诸侯不满，景帝优柔寡断未能采纳，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无奈，曰：“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时年晁错四十六岁。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但这并非偶然，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但不能否认的是，晁错的悲剧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回婉转；与人结怨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绝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当然这绝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既能把事情做好又能保护自己这一角度出发的。否则，好心也可能把事情办坏，好人也可能被当成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