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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修而后家齐。
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
我们说过了，“齐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方面需要一个宽容的心态，另一方面当事人自身的品德修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各个家庭成员都能相互体贴、相互关爱、相互提高，那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每个人都会有非凡的成就。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就占了三大家，苏家能获如此高的荣誉，与其良好的家教和融洽的家庭关系是分不开的。
苏洵壮年始决志求学，因其妻程氏贤淑，为其持家计，故无后顾之忧，能专心致志游学四方，因而文才大进，终于有成。
苏洵和程氏是严格却不失慈爱的父母，对苏轼、苏辙兄弟教育有方，尤其重视道德教育。父母的仁慈思想对苏轼、苏辙兄弟影响很深。苏家有五亩园林，苏洵夫妇爱护鸟雀，不许童仆伤害，故百鸟前来筑巢林上，苏轼在《异鹊》记其事：“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鹊，巢毂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嗟……”可见，父母对儿子教育的重视和对鸟雀的仁爱，对苏轼、苏辙兄弟的忠诚仁厚性格的形成是很有禆益的。
苏洵博学善文，融百家之说自成一家，他是蜀学派的创建者，苏轼兄弟为文学其父，是蜀学的中坚。苏轼为文有其特色，正如他所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辙幼时也受教于兄苏轼，因苏轼学先成，苏洵命辙向兄学习。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故彼此感情甚深。后来父子三人一举成名，都是父教子、兄教弟的结果。宋仁宗嘉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率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赴京秋试，苏轼、苏辙同时中进士。当时北宋文章宗师欧阳修见苏辙文，不胜佩服地称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为太子时尤欲读苏轼文，宫中读之，膳进忘身，称天下奇才。苏洵虽不中，但文名在京大扬，欧阳修得读其所著书二十二篇，大为赞赏，公卿大夫因之争相传阅，一时学者竞效其为文。
苏轼、苏辙兄弟既有相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志趣，又有相同的仕途遭遇，因而在得意时互相勉励，失意时彼此关怀和劝慰。又因志趣相同故感情深厚，当两人入仕后各自东西，常为离别而百感交集。这在他俩的唱和中可见。苏辙在《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即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眼’，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他俩阔别七年后，在徐州始再会，宿于逍遥堂，所以辙写的《水调歌头》说：“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可是，在徐州相会四个月左右，又要离别，辙感到无限悲愁：“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辙为不能实现与兄早退相聚一起之约而无限悲伤。苏轼也是“恨此生，长向离别中，凋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在几十年的宦海浮沉中，他经常是“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九重·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为解离别愁，兄弟俩只能以互相唱和为慰藉。苏轼曾对弟苏辙说：“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可见兄弟手足之情深。
苏轼对妻子也同样情深。他的家庭生活几经波折，几度悲哀。十九岁娶王弗为妻，王弗二十七岁在京师病逝。十年后他写的《江城子》一词仍深切怀念他这“敏而静”的贤内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在梦中见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后他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她也是一位贤淑的女性，追随苏轼宦海浮沉，四处奔波，历尽苦难，二人相爱相伴二十五年后，闰之年四十六岁时也病逝于京师，这对于苏轼又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苏轼在其《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表示了对她无限思念的悲伤：“已矣奈何，泪尽目干。”之后他纳一妾朝云，在他写有关朝云的诗词中，反映他对她无限热爱，而她随他贬惠州时也死了，苏轼悲痛不已，这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苏轼有三子，即苏迈、苏迨、苏过。在苏轼教诲下，都善为文。苏轼下半生都处于贬谪之中，其幼子苏过始终追随，尤其在贬儋州前其爱妾朝云已死，幸有苏过随侍，苏轼才不至于孤独。史称：“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有子如此，苏轼才能度过在儋州时最艰苦的贬谪生活。当他这个谪官被召回时，途经常州病逝，苏过葬父于汝州郏城小峨眉山，便安家于颍昌。苏过因随侍父亲，经常得到教诲，故道德文章大进。他著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苏轼为“大坡”，故称苏过为“小坡”。其叔苏辙赏赞苏过孝顺，以训宗族，说：“吾兄远居海上，唯成就此儿能文也。”
苏轼之所以有此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家庭背景。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家庭氛围也是每个人努力影响的结果，正因为他们极高的修养和品行，才有了这样的家庭。这也正是“身修而家齐”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