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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
所谓义，就是人们的行为要合乎事理，无论做什么都要合乎事宜。以此来奖赏善者，惩罚恶人，继而人心所归，建功立业自然水到渠成。
从另一个角度讲，义还是一套衡量人们的言行是否得“道”的标准，合乎这个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违背这个标准，无论是天道还是天理，都难容其立身处世。
不论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人们对奉行仁义的人都充满了敬仰和爱戴。因此，在古代就出现了“仁义大侠”“仁义之师”之类的称呼。老子对待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后来，孟子对老子的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爱仁者人人爱之，敬仁者人人敬之”。
汉朝著名的学者董仲舒也很支持老子的这一观点。在《仁义法》中，他讲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而不在正人”，意思就是首先要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讲正义首先从自己做起而不是要求别人。
清朝学者吴敬梓讲“以义服人，何人不服”，就是指以仁义来服人，谁又会不服呢？
历史上有名的“强项令”（硬脖子县令）董宣，在自己的岗位上，疾恶如仇，不畏强权，为惩办凶顽，连皇帝都敢顶的精神，就是坚守道义立身立世的有力证明。
董宣字少平，东汉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他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光武帝建武初年，董宣做了几任县级官员，颇有政绩和清名，后又被提升为北海国相。
在他年近七十岁时，又被调任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京师的豪门贵族常常倚仗权势，枉行不法。董宣任洛阳令，执法如山，蔑视权贵，对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敢于惩办。例如，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有个恶奴，狗仗人势，青天白日在洛阳西市杀人，然后躲进公主府内。洛阳府衙的吏役们谁也不敢进人公主府中捉人，杀人犯在公主的庇护下，竟逍遥法外。董宣决心要惩办凶犯，伸张正义。他不露声色地暗暗派人监视凶手的动向，寻找时机，缉捕凶手。那个凶奴在府中躲了几天，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以为没事了，就大着胆子坐上公主的车子，随公主一起到城外去游玩。董宣探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人抄近路赶到公主车马必经的夏门亭。当公主的车马一到，董宣手持利刃，突然往路中一站，迎面拦住公主的车，湖阳公主大吃一惊，怒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拦住我的车马？”
董宣镇定地回答禀公主，我是洛阳令董宣，特来缉拿在逃的杀人犯，请公主马上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根本不把小小的洛阳令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傲慢地责问：“董宣你身为县令，不顾朝廷的法度，竟敢手执凶器，拦劫我的车马，该当何罪？谁是凶手？！”
董宣见湖阳公主以势压人，异常愤慨，强压怒火，义正严辞地说：“公主，你家法不严，致使家奴无视法律，胆敢在闹市上无故杀人，本来就有一定的责任，现在又公开庇护杀人犯，更是错上加错！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你的家奴？请速速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见董宣毫不相让，一点不讲情面，不由恼羞成怒，十分蛮横地说：“就算我的家仆伤了人命，如果我不把他交出来，你敢怎么样？”
董宣听了，勃然大怒，喝令身后的差役，从公主的车上揪下那个杀人恶奴，就地正法，湖阳公主被这个场面惊得三魂出窍，立即调转车头，径奔皇宫，哭哭啼啼到皇帝那里去告状。
光武帝刘秀九岁就失去父母，从小靠姐姐拉扯长大成人，所以他对湖阳公主感情特别深。他听说姐姐遭到董宣的“凌辱”，不由大怒，立即派人把董宣传来，不容分说，喝令近侍将他拉出去打死，董宣毫无惧色，从容地对刘秀说：“请陛下允许我临死的时候说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刘秀怒冲冲地喝道。“陛下以圣德而中兴汉室，现在却袒护姐姐纵奴杀人，今后还怎么治理天下？用不着别人动手，让我自己结果这条老命算了！”董宣说罢，就以头猛撞殿柱，顿时血流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有所醒悟，又见董宣如此刚烈，不由暗暗佩服，怒气渐消，马上命殿上的小太监拉住他。
为了照顾公主的面子，刘秀对董宣说：“你要是现在给公主叩头赔罪，我马上释放你。”
“依法办事，何罪之有！”董宣坚决不答应。
刘秀见董宣如此固执，弄得自己也无法下台，不由心头怒火又起，喝令侍从把董宣推到公主面前，用手强按他的脑袋，逼着他叩头。不料董宣两手用力撑在地上，就是不低头。公主见了，窝了一肚子火，转过身来激刘秀说：“文叔（刘秀的字）从前做平民百姓时，家里窝藏亡命，官府明明知道，也不敢登门过问。现在贵为天子，操生杀大权，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制服不了吗？”刘秀深深地被董宣的不屈精神所打动，笑着对湖阳公主说正因为我现在身为天子，所以做事才不能胡来。”于是立即下令，释放了这位“强项令”。
从此以后，洛阳城权豪缩颈，恶霸敛手，京师肃然。
董宣并不是显官宿儒，也不是几朝元老，不过是个普通的郡县官员，光武帝为什么不杀他，甚至奈何不了他？老百姓又为何如此拥戴他？原因既明了又简单，在于他为官以节操和道义为本。正是这种“义”，让他为人正气凛然，不畏权势，执法如山；正是这种“义”，威慑了刁顽恶徒，感动了平民百姓；也正是这种“义”，使他名垂青史，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佩和称颂。
日行千里的良马，其力固然可观，但与它内在的品性相比，则不足论，千里马更可贵、更可赞的是它那识途、护主的高尚的道义。同样，“义”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帅与主心骨。离开道义的建树，事业就失去了稳固的根基，如艳丽一时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义的约束和指导，无论你有多么卓越的才能，也不会取得令人称颂、经天纬地的成就。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
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人人必须遵循礼的规范，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按照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所排列的顺序行事。
礼，从大的方面说就是社会各种制度，包括等级制度、宗法关系、礼法条规等，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个人行为准则、礼仪规范。在封建社会，这些条条框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其法律效力相当于今天的宪法。
以“礼”治国是儒家一直倡导的基本精神，而这种礼制恰恰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所以很盛行。
那时的很多人都认为治国应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并且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诸葛亮可谓是整部《三国演义》中最具亮点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颇高。陕西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有一副赞扬诸葛亮的对联：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很显然，这是对诸葛亮历史功绩的夸赞。但人们对于诸葛亮的认识却更偏重于他的计谋和为人处世方面。也可以说，人们更欣赏他的为人及处世智慧。
虽然在很多时候诸葛亮的礼数并不是最周全的，甚至有的时候在刘备面前还有点越俎代庖的嫌疑，然而有一次，他的礼数可谓恰到好处。
在联合抗曹取得了一定胜利的时候，蜀、吴两家却为了荆州闹了起来。然后诸葛亮定计“三气周瑜”，使周瑜气绝身亡。当时，东吴上下对诸葛亮可谓恨之人骨，欲杀诸葛亮而后快，两家的盟友关系也面临着分裂的严峻考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诸葛亮却亲自到柴桑口为周瑜吊孝以尽礼仪。当然，诸葛亮也不是没有准备、只身前往的，他也知道倘若自己有丝毫差错，必然会有去无回。因此他带上了威震长坂坡的赵子龙，以确保他这次柴桑口之行的人身安全。
接着，诸葛亮设祭物于灵前，亲自祭酒，跪在周瑜的灵位前，开始宣读祭文。祭文写得感人至深，诸葛亮宣读完祭文，伏地大哭，泪如泉涌。他的表现令在场的东吴将士无不为之感动，甚至人们对于周瑜是否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产生了质疑，哪里还有报仇的意思。
这次祭拜，不管是不是发自诸葛亮的内心暂且不说，但是诸葛亮的礼数到了，而且诸葛亮祭拜的目的也达到了一不但消除了东吴诸人对他的恨，也修补了蜀、吴两国合作的裂痕，真可谓一举两得。
“礼”自古就是受人推崇的道德，人们一直将“礼”看得很重。《礼记·冠义》上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当然，封建社会的很多五花八门的礼数都是徒有其表，可以借鉴，却不值得极力推崇。但是，我们国家毕竟是礼仪之邦，所谓“礼多人不怪”，平时做个知书达“礼”的人还是不无裨益的。
“礼”是出自对人的敬重，而透过内心的倾慕和外在的尊崇表达出来。若对人没有那种敬重之心，即使表面的功夫做得再出色，那也都是假的，并不可说是礼，只能说是虚礼；相反，只要对他人产生敬重的心，不论你有否向人行“礼”，这已是真真正正的礼了！所以说，礼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礼”，也正是由于忽略了它们，才使得家庭矛盾升级、朋友关系紧张……从而导致一系列隐患的产生。
《左传·僖位公三十三年》上记载，春秋时一个叫冀芮的人在田里锄草，他的妻子把午饭送到田头，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把饭捧给丈夫。丈夫庄重地接过来，毕恭毕敬地还礼后才用饭。妻子在丈夫用饭时，恭敬地侍立在一旁等着他吃完，收拾餐具辞别丈夫。这件事被当时晋国的一个大夫看见了，传为佳话。
《左传》上记载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人们作为对“相敬如宾”这个成语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夫妻间应该少些礼数，但是必要的礼数却能够增加彼此间的亲密度，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同样的道理，朋友、兄弟间倘若多一些礼数，也会使那些没必要的矛盾减少；上下级间倘若多一些礼数，也能形成一种融洽的工作氛围，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
凡是想要有所成就的人，对于道、德、仁、义、礼这五种思想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道、德、仁、义、礼作为一种内心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既是做人之德，又是做事之器。我们常可以在生活中见到这么一种人，他们态度蛮横，行为霸道，恨不得将所有的好东西都据为己有，但他们又真正得到了什么呢？而且有道、德、仁、义、礼这五种美好品德的人，虽然他并未成心有意地去索取，但上天并不负于他，那些理应属于他的，以及他所得到的东西，都会尽其所用，伸手可及。
朱熹《朱子语类》中有云圣人之德无不备，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从后谦退不自圣之意，故人皆亲信而乐告之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人的立世之本，是任何代价都不能换取的。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就必须在内心深处具备道、德、仁、义、礼这几种美德，要时刻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仅追求虚名。
道德是人们生活及其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准则和规范。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是具有个性的。但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就必须自觉地遵循社会的道德准则与规范。
然而，大千世界，世象纷繁，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有的人豁达大度，有的人斤斤计较，有的人积极进取，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坚持正义，有的人颠倒是非……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很多，但都与他们道德品质的优劣有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应正确判断孰是孰非，不断提高道德品质的水准，自觉地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
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文人，但后来由于形势需要他做了湘军的统帅，但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做得比当时所有的专业军事将士要好，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人格修炼。
大事业只能是人格完美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要立志做大事业，只靠技能不行，还要注意人格的修养。
东汉时，羊续在南阳做太守。南阳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发达。由于这里的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难免奢侈浮华。特别是地方官府中请客送礼、讲究排场、讲吃讲喝的风气尤为严重。看到这种情况，羊续十分不满，他决定要移风易俗。但要改掉一些不正之风，必须先从官府和为官者人手。羊续觉得还是先从自己这个太守做起比较好。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很大的鱼来看羊续。他为了让羊续收下他的鱼，就说这条鱼不是买的，也不是向别人要的，而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从白河里钓上来的。接着他还向羊续介绍了南阳的风土人情，并极力夸赞白河鲤鱼味美可口。他还说，自己绝不是拿这条鱼送礼，而是出于同事之间的感情，让新来的羊续尝一尝。羊续听他说了这么多，但还是决定不收他的鱼。而郡丞是无论如何都不把鱼拿回去。他说太守您要是执意不收，那就是看不起我，我从此以后也不会和你共事了。”羊续盛情难却，只得将鱼收下了。
郡丞走后，羊续拿起鱼来看了一会儿，就吩咐家人用麻绳将鱼拴好，挂在自己的屋檐下。
几天后，郡丞又来看望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的鱼。羊续一看，很不高兴，就说在南阳这个地方，除了我以外，你的官位最高了。你怎么好带头给我送礼呢？”郡丞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还没来得急说什么，羊续就从屋檐下拿出晒干了的鱼，说你看，上次的鱼还在这里，你一起拿回去吧！”郡丞一看到风干的鱼，脸马上红了，他转身就离开了羊续的家。
从此，南阳再也没有人给羊续送礼了。
南阳的百姓听了这件事后，都很高兴，纷纷称赞新来的太守廉洁不贪。有人还给羊续取了个“悬鱼太守”的雅号。
时刻加强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你就能获得周围人的关注与理解。
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首先要自尊自重，要明确社会的准则与规范。只有形成自我反思、自我塑造的自觉性，才能不断地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洗涤，从而达到完善的境界。
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还应当从民族精神和伦理文化中汲取养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伦理文化造就了众多道德品质高尚优秀的人物，他们重气节，轻私利，轻富贵，甚至轻生死，如司马迁秉笔直书，不避灾祸；关天培抗击侵略，舍生忘死；刘胡兰面对铡刀，大义凛然……他们的高风亮节，不正是我们道德修养的典范吗？然而当我们在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和困境时，还应想想那些哲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奇迹总是在厄运中产生的”，“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是中外哲人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哲理，这些对我们怎样在挫折和困境中优化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很好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