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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
所谓义，就是人们的行为要合乎事理，无论做什么都要合乎事宜。以此来奖赏善者，惩罚恶人，继而人心所归，建功立业自然水到渠成。
从另一个角度讲，义还是一套衡量人们的言行是否得“道”的标准，合乎这个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违背这个标准，无论是天道还是天理，都难容其立身处世。
不论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人们对奉行仁义的人都充满了敬仰和爱戴。因此，在古代就出现了“仁义大侠”“仁义之师”之类的称呼。老子对待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后来，孟子对老子的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爱仁者人人爱之，敬仁者人人敬之”。
汉朝著名的学者董仲舒也很支持老子的这一观点。在《仁义法》中，他讲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而不在正人”，意思就是首先要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讲正义首先从自己做起而不是要求别人。
清朝学者吴敬梓讲“以义服人，何人不服”，就是指以仁义来服人，谁又会不服呢？
历史上有名的“强项令”（硬脖子县令）董宣，在自己的岗位上，疾恶如仇，不畏强权，为惩办凶顽，连皇帝都敢顶的精神，就是坚守道义立身立世的有力证明。
董宣字少平，东汉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他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光武帝建武初年，董宣做了几任县级官员，颇有政绩和清名，后又被提升为北海国相。
在他年近七十岁时，又被调任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京师的豪门贵族常常倚仗权势，枉行不法。董宣任洛阳令，执法如山，蔑视权贵，对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敢于惩办。例如，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有个恶奴，狗仗人势，青天白日在洛阳西市杀人，然后躲进公主府内。洛阳府衙的吏役们谁也不敢进人公主府中捉人，杀人犯在公主的庇护下，竟逍遥法外。董宣决心要惩办凶犯，伸张正义。他不露声色地暗暗派人监视凶手的动向，寻找时机，缉捕凶手。那个凶奴在府中躲了几天，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以为没事了，就大着胆子坐上公主的车子，随公主一起到城外去游玩。董宣探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人抄近路赶到公主车马必经的夏门亭。当公主的车马一到，董宣手持利刃，突然往路中一站，迎面拦住公主的车，湖阳公主大吃一惊，怒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拦住我的车马？”
董宣镇定地回答禀公主，我是洛阳令董宣，特来缉拿在逃的杀人犯，请公主马上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根本不把小小的洛阳令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傲慢地责问：“董宣你身为县令，不顾朝廷的法度，竟敢手执凶器，拦劫我的车马，该当何罪？谁是凶手？！”
董宣见湖阳公主以势压人，异常愤慨，强压怒火，义正严辞地说：“公主，你家法不严，致使家奴无视法律，胆敢在闹市上无故杀人，本来就有一定的责任，现在又公开庇护杀人犯，更是错上加错！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你的家奴？请速速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见董宣毫不相让，一点不讲情面，不由恼羞成怒，十分蛮横地说：“就算我的家仆伤了人命，如果我不把他交出来，你敢怎么样？”
董宣听了，勃然大怒，喝令身后的差役，从公主的车上揪下那个杀人恶奴，就地正法，湖阳公主被这个场面惊得三魂出窍，立即调转车头，径奔皇宫，哭哭啼啼到皇帝那里去告状。
光武帝刘秀九岁就失去父母，从小靠姐姐拉扯长大成人，所以他对湖阳公主感情特别深。他听说姐姐遭到董宣的“凌辱”，不由大怒，立即派人把董宣传来，不容分说，喝令近侍将他拉出去打死，董宣毫无惧色，从容地对刘秀说：“请陛下允许我临死的时候说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刘秀怒冲冲地喝道。“陛下以圣德而中兴汉室，现在却袒护姐姐纵奴杀人，今后还怎么治理天下？用不着别人动手，让我自己结果这条老命算了！”董宣说罢，就以头猛撞殿柱，顿时血流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有所醒悟，又见董宣如此刚烈，不由暗暗佩服，怒气渐消，马上命殿上的小太监拉住他。
为了照顾公主的面子，刘秀对董宣说：“你要是现在给公主叩头赔罪，我马上释放你。”
“依法办事，何罪之有！”董宣坚决不答应。
刘秀见董宣如此固执，弄得自己也无法下台，不由心头怒火又起，喝令侍从把董宣推到公主面前，用手强按他的脑袋，逼着他叩头。不料董宣两手用力撑在地上，就是不低头。公主见了，窝了一肚子火，转过身来激刘秀说：“文叔（刘秀的字）从前做平民百姓时，家里窝藏亡命，官府明明知道，也不敢登门过问。现在贵为天子，操生杀大权，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制服不了吗？”刘秀深深地被董宣的不屈精神所打动，笑着对湖阳公主说正因为我现在身为天子，所以做事才不能胡来。”于是立即下令，释放了这位“强项令”。
从此以后，洛阳城权豪缩颈，恶霸敛手，京师肃然。
董宣并不是显官宿儒，也不是几朝元老，不过是个普通的郡县官员，光武帝为什么不杀他，甚至奈何不了他？老百姓又为何如此拥戴他？原因既明了又简单，在于他为官以节操和道义为本。正是这种“义”，让他为人正气凛然，不畏权势，执法如山；正是这种“义”，威慑了刁顽恶徒，感动了平民百姓；也正是这种“义”，使他名垂青史，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佩和称颂。
日行千里的良马，其力固然可观，但与它内在的品性相比，则不足论，千里马更可贵、更可赞的是它那识途、护主的高尚的道义。同样，“义”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帅与主心骨。离开道义的建树，事业就失去了稳固的根基，如艳丽一时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义的约束和指导，无论你有多么卓越的才能，也不会取得令人称颂、经天纬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