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下一重障碍是对“专制”的恐惧，“强迫”个人、要求遵守纪律的都包括在内。这种恐惧被等同于对自由的渴望，个人完全自主来决定一切（让—保罗·萨特的自由观念就是对这一信条的哲学阐释）。有诸多根源，首先，是社会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要求买卖自由（不受干涉或限制）；行动自由，不受道德或政治原则限制（为防止故意伤害他人而作出的法律明文规定除外）。即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济，但是，除非考虑到对自由的渴望也是源于强烈的生存热情，我们才能明白渴望自由的本质：是渴望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受他人操纵的工具。
可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渴望逐渐遭到压抑，有了保护自己财产的欲望，对自由的渴望就成了空想。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有了看似矛盾的发展。专制在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大减，但是个人的实际自由也在减少。依附这一事实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在十九世纪，可直接施行权威的是国王、政府、祭司、老板、家长以及教师。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机器的作用日益重要，辛勤劳动、节俭度日的观念被消费观念（被等同于“幸福”）取代，个体成为组织的一员：没有尽头的传送带、大企业、使个人相信他是一个自由人的政府——可以做一切他感兴趣的事，普通人说的算。然而，正是因为国家、军队以及工业体量巨大，力量空前，看得见的主人被官僚体制替代，个体其实是变得更加力不从心——他们却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为了打消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令人不安的意识，人们形成了毫不受限的绝对“个人”自由观。体现之一是性自由观的崛起。年轻人和许多中年父母都想实现这一自由，拒绝对性作任何限制。从一方面看，这有益健康。经过两千多年的宗教诽谤，性欲终于不再被认为是有罪的，连绵的罪恶感、准备继续服从以做些弥补的感觉已经减少。但在理解“性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所带来的不太有益的“负面效应”。它试图达到的只是“一时兴致”的自由而不是“意志”的自由。
这有什么区别呢？一时兴致是自发的，与整体人格及其目标没有结构性关联（幼儿的部分行为即出于“一时兴起”）。即使是稍纵即逝或不合理的欲望，在今天也要求满足；无视这种欲望甚至暂缓满足它都被看作是侵害了个人自由。如果一个男人碰巧遇到一个女人，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觉得无聊之际，他很容易产生与她上床的想法。一旦该想法出现，他便决定付诸行动，不一定是因为女人特别吸引他，或性欲强烈，仅仅是因为既然想到了就要实现它。又比如少年孤身一人，走在街上，突然冒出个令他兴奋的念头：刺中擦肩而过的年轻护士——他当真把她刺死了。率性而为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为上床，一为杀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一时兴起。不这么极端的例子更比比皆是，人人都可以列举。
可判断是否是一时兴起的一般标准是看是否在回答“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仔细观察过这种行为的人会发现，人们被问及是否愿意做这个或那个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这个回答意味着一个人做一件事只因为没有理由反对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有理由一定要去做；意味着它是心血来潮，不是意愿的表现。这其实是内心被动的体现，又混合了逃避无聊的愿望。意愿基于主动性，而一时兴起则基于被动性。
应用个人自由这一假想最显著的领域就是消费。客户就是超市和汽车市场的上帝。每一类商品都有很多品牌，争夺顾客的青睐。它们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一连数月，引诱顾客购买商品。购买时，顾客仿佛无比强大，有充分的自由在洗衣粉A、B和C之间选择——这三种洗衣粉就像在投票日前拉票的政治候选人一样乞求顾客选择自己。顾客—上帝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提供给他的商品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那些所谓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因为不同的品牌本质上是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由同一公司生产。
由此可得出一则心理规律：无力感越强，越缺乏真实的意愿，越趋于服从或强迫性满足心血来潮的欲望，越发恣意。
总结：对无限满足“一时兴起”的欲望给出的首要理由就是“抗拒专制”。可以肯定的是，抗拒本身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但它可能或者已经为自恋式自我纵容提供了合理解释，也为继续享受孩童时的无限乐趣提供了合理解释——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甚至生殖器性行为也是专制的，因为它阻碍了继续享受前生殖器期快感（如肛门）的自由。最后，对专制的恐惧也被用来解释一种疯狂——逃避现实的愿望。现实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人只能在梦中、在恍惚或精神错乱状态中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