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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上海的事吗？是。
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仅仅是上海的事吗？不是。肯定不是。它应当是全中国的事。是中国的一件大事。
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的事，如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多年。其间，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倾注热情与精力，也有多少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所以这一切，也说明了“浦东开发”并非一日之功。它连着大上海的命运，同样也连着中华民族之命运。
我们单单从上海的维度去观察和考证它的过程，也会发现“浦东开发”确实太不易了！
当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深圳特区迅速崛起并产生较大影响之时，大上海在陈国栋、汪道涵，再到江泽民，一直到后来接任的朱镕基，前后数任领导，从“民间”提出，到政府认可，再到地方政府决策，最后到中央批准，其“论证”和“决策”的过程，时间跨度十余年。这十余年，所有关于“浦东”的事，其实仍在浦西的黄浦江畔盘旋回荡，上海人的双脚其实依然没有真正伸及浦东大地。相反，这十余年间，上海市的领导却换了好几茬。值得注意的是，从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再到吴邦国、黄菊，五位市委书记连续“北上”，调任中央工作。这中间，江泽民调任中央最为“亮眼”，也最为瞩目。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当时的他，虽然“北上”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后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但那个时候，大环境对于浦东开发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大有“灭顶之灾”的危险。这是因为，浦东开发和开放，面对和依靠的主要是对外关系、引进国际资本，偏偏在上海人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刚刚艰难地“摆平”，正万众一心“向东看”时，一股世界性的反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掘墓的潮流，如势不可挡的海啸，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左右前后夹击，先是从东欧诸国，以拆掉“柏林墙”为开端，再到“老大哥”苏联的彻底解体……那时的中国，已非一个上海、更非一个浦东要不要开放和发展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政权体系还要不要的紧急关头。从北京街头游行队伍中回到上海的一些人，听说有人还在忙着给北京方面准备“开发浦东”的文件报告时，甚至这样嘲笑道：上海人侬真“戆”了伐？说不准，侬的报告写好了，最后都不知道送北京哪个地方呢！
绝非笑话。在1988年底、1989年春夏的中国，形势严峻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而上海，早于这个时间就已经有了很猖獗的“学潮”泛滥，加之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又有人煽风点火，上海滩再一次陷入动荡和迷茫也在情理之中。
“还搞啥浦东不浦东？说不定明早醒来市政府的牌牌都飘到黄浦江里了！”有人甚至这么叫嚣。
“说一点不担心，也是不客观的。但确实上到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他们这些领导，下到我们这些张罗和操作具体事的人，基本上没有动摇过推动浦东开发这事。”时任“浦东开发研究小组”六个专业之一的规划设计负责人李佳能回忆说：“学生和百姓上街游行、闹事，我们这批人却从来没有因此断过浦东开发研究工作，上面有市委江泽民书记、市政府朱镕基市长的庇护，又有老市长汪道涵带领，一切照常工作，照常出去学习考察，到南方，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记得在泰国机场，当时我们看了内心冲击极大，人家机场竟然那么漂亮，而且明明白白叫‘国际机场’！我们呢，虹桥机场又小又破，还是大上海的机场哩！落后人家不知多少！在一个泰国商人那儿吃饭，看到一只桌子竟然能坐36人，我们看着都傻了：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饭桌啊！人家老板说：气派呀！做生意嘛，讲究这个！”
“出去每走一个地方，不是被人家的现代化所惊着了，就是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刺激。”李佳能说：“在美国，我们遇见了一位在我们虹桥做生意的老板，他的部下有个台湾人，那台湾人的孩子说的是‘国语’，长的是中国炎黄子孙的脸，跟我们坐在一辆车上，可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时我们感到无比沮丧。啥原因？就是国家落后了呗！落后了不仅挨打，而且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真是这种强烈的影响，促使了我们这批人一定想法把上海的事、把浦东开发的事做好，让国家强大起来！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影响，都没有办法动摇我们搞浦东开发的信心和意志。”李佳能告诉我，在最艰难的1989年春夏时间里，上海滩上的交通也出现了连续性的全面瘫痪。“开始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车里到社科院去上班，半途上被游行队伍堵住了，有人猛击我们的车窗，责问我们为啥不跟着一起上街游行？后来我们就只能改走路上班。当时我和其他专家的家都住得很远，但没有见哪个人因为交通瘫痪而影响了研究浦东开发的相关工作。要说压力肯定是有的，但绝对无法跟江泽民、朱镕基他们领导相比，他们才真不容易呢！一方面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学潮等，另一方面还时时关注和不放松抓开发浦东的各种事。记得就在学潮进入越来越严重的5月份，有一天朱镕基将我们几十个人召到公交五场的一个车间开会，讲他刚从天津向李瑞环学习的事，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搞环路建设和给市民的楼房、城区的道路‘穿衣戴帽’，很受百姓欢迎。朱镕基直着嗓子说：我们上海要发展，眼下就要把通往浦东的两座大桥抓紧建起来，这样老百姓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上海才有救嘛！”
也因此，李佳能他们的“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的工作没停止；已经开始打桩的“南浦大桥”也在继续打桩；第二条通往浦东的“杨浦大桥”的选址和设计也在继续进行……但不得不承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的浦东开发建设，像一艘行驶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之处的船只，不知如何进退？
“虽然我们仍然信心不减、干劲依旧，但现实工作中确实也常令我们十分尴尬和窘迫。”一位当时负责外商投资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件事：那已经是宣布浦东开发一年多了，引进外资的情况仍然很不理想。开发办就想在春节期间开个“外商投资联谊会”，目的是“热络热络感情”。当时我们翻遍了已在浦东开业投产的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独资和港资企业的名录，最后选了较有名的十几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但多数外企老板百般推脱，有的干脆不置可否。开会那天只来了6家外企的经理，其中一家日本老板还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开发办的领导觉得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没有达到“热络”目的，反而显得冷清。
当时的严峻形势毋须掩饰。从1989年到199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制裁”，其中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禁令一直未解除。一方面，他们在等待时机，另一方面他们在看中国的“热闹”，或者还有几分摸不透。此时的浦东开发现场，虽然干活的还是不少，已开工的工地打桩机仍然“哐咚”“哐咚”地响着，但绝对像是有气无力的样儿。现场几乎很少看到穿着西装的高鼻子“老外”。这时候，有人说话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按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声音掷地有声，既在神州大地回荡，也让地球另一角那些企图等待中国共产党政权垮台的人听后感到心颤。
这是邓小平的声音。他继续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
“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时间推至1990年春节。上海西郊宾馆。节前的半个多月，工作人员们私下里又在悄悄议论：北京的首长又要来这儿过春节了！兴奋之余是紧张而忙碌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节，是北京和国家极不平静后的第一个春节，首长的安全自然是宾馆格外重视的一件事。
但这一年的春节，上海人民趁着“首长”的光临，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即希望中央把浦东开发提到议事日程。
这年之前，1988、1989年，邓小平连续两年在上海过春节。1990年是第三次，然而与前两个春节相比，老人家这一年在上海过春节，对上海人来说，大家都希望他好好休息一阵子，何况在这前两个月，邓小平在北京是正式宣布了退休的。
然而机会难得，该请求汇报的事不能不做嘛！机会失去不会再来呀！朱镕基等市委、市政府领导们商量认为。但选择何时适合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和请示呢？
机会来了：国家主席杨尚昆晚于邓小平两天来到上海视察。朱镕基自然要先向杨尚昆主席汇报上海面上的情况。但这并没有涉及浦东开发这件要紧的大事。
“黄菊同志，通知常委和几位老领导，今晚吃完饭开个碰头会。”朱镕基对黄菊说。
“好的。”
黄菊让办公厅工作人员迅速通知有关领导。晚上的会议就一件事：商议如何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浦东开发的事。最后大家一致推荐市委老书记陈国栋先给杨昆尚汇报，争取得到杨主席的支持，再进而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方略”是这样定的。陈国栋书记资格老，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跟杨、邓首长们比较熟悉，由他去请示汇报最合适。
“没说的。为了浦东和上海的事，我跟两位老领导去磨……”老将陈国栋表示。
陈国栋来到宾馆，看到门口“西郊宾馆”四个大字，便想起了自己1980年刚到上海时做的一件事：即把原来这个叫“414”的市委招待所改成对外开放的宾馆经过。这事就是邓小平的主张。
1979年夏天，邓小平从安徽黄山下来，到了上海，就住在当时的市委招待所“414”一号楼。“414”作为对外的代号，是专门负责接待中央领导和重要客人的市委招待所。这年夏，邓小平在此住了10天。每天早上，早起的邓小平爱在花园里散步。那清晨的气息，鸟儿“喳喳”地啼鸣，盛开的鲜花香喷喷的，邓小平十分喜欢。但他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在思考着什么。一日，他把招待所的管理处长找来，问：这么大的一个院子，一千多亩吧？就我们几个老头子在这儿住住，太浪费了？
您的意思是——？
“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邓小平说。
这在当时可是大事啊！专门给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住的“招待所”要让外国人住，且目的是为了赚“外汇”。管理处处长赶紧向上海市政府领导汇报。还未等上海市的领导反应过来，邓小平见了上海几个领导来“414”汇报工作时便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入外汇嘛！”转头，他又叮嘱道：“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对外开放！”
邓小平是说到做到的人，他是要检查落实结果的。半年后，也就是陈国栋到上海出任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他对“414”改成现在的“西郊宾馆”前因后果十分了解。作为继任者，落实邓小平的要求，是他的一份责任。
想到此处，陈国栋的心里不由感叹一声：小平同志一向特别关心改革开放，像一个宾馆这样的事他都放在心上，何况上海、浦东开发这样的大事。于是，身为退休五载的“老兵”，陈国栋信心满满地走进杨尚昆主席住的楼里……
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杨尚昆听完陈国栋关于浦东开发的所有思考与准备及推进情况后，说：这件事非常好。回头我去对小平同志说。
很快，杨尚昆到了邓小平那儿。两位对浦东开发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邓小平态度非常鲜明：“‘开发浦东’还应加上‘开放’两字。”
关于1990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意见，作为亲历者的汪道涵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几年，大概从1984年开始，每次小平同志到上海来，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向他老人家来反映“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我们就经常在研究“上海向何处”？我们从1983年、1984年就开始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上海，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他当时有一句话，他说：“可惜，迟了五年了。”
关于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开放“迟了五年”有许多解释的“读本”：一则说邓小平自己“检讨”，检讨他当时在给南边的小渔村深圳那里“画一个圈”的时候，应该也给上海东边的浦东“画个大圈”，在上海也搞个“特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可能会比原来要好得多。这话似乎有道理。但上海人认为，上海跟深圳不一样，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头戏”“桥头堡”，六分之一的财政在这里，“特区试验”不能简单地把如此体量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放在风口浪尖上“试验”。所以说小平同志的“迟了五年”虽然有一种悔意在其中，但更多的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与调整。正是这份清醒的认识和调整，让他更坚定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决心。如果改革力度大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快了，人民生活提高了，西方世界想撼动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权就更难了。这是多数人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说“迟了五年”的第二个“版本”。
迟了并不要紧，上海的基础好，你们的人才多。长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要发挥这些优势，带动区域经济，从而带动和辐射到全国的大发展。邓小平对上海始终抱有极大的希望。
春节的日子一晃而过。2月13日，邓小平要回京了。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市里的领导前来送行。据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回忆：在汽车上，邓小平和卓琳坐在第一排，毛毛和朱镕基坐在第二排。途中，邓小平转过身来，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
朱镕基大喜，向邓小平拱手致谢。
送上火车后，临别时，邓小平握住朱镕基的手，又一次重复道：“你们开发浦东，我赞成！”
关于在火车上，邓小平与朱镕基的对话，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朱镕基自己有详实的记载：
我送小平同志走时，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说：“我一直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另一句话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马上，下面一句话又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他还说：“肯定比广东要快。”
小平同志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我和小平同志讲：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北京的呀！我们不便和他多讲。
据说，邓小平当时答应：那就我来讲嘛！
据熟悉邓小平的人和他家人介绍，邓小平从来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分量就很重。对“浦东开发”这事，短短几天里，他连续说了几次“我赞成”，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看重、看准这事。
朱镕基和上海人把邓小平对“开发浦东”的意志和决心牢牢地记在心上。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为了浦东的事，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反复强调“浦东开发”这事。1990年2月17日，也就是邓小平回到北京的三天后，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接见之前的福建厅里，江泽民、李鹏同志恭候邓小平的到来。当时的情形，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有回忆：
小平同志进了福建厅以后，没有说别的话，就说上海啊，浦东要抓紧开发。在第一批考虑开发沿海城市，他说没有把上海放进去，这是我的一大失误。为什么呢？说当时考虑沿海城市主要有香港这个背景。考虑到沿海城市有这个背景，觉得沿海发展可以带动珠江三角洲。他说上海，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有科技基础，科学技术，有科技人员，上海工人阶级是牵头羊。上海开发搞好了，不但带动长江三角洲，还可以带动内地。说这个要赶快抓紧时间开发浦东。而且风趣地说，江泽民同志也在，这个话呀，江泽民同志不好讲，我替他讲了。江泽民同志就笑了，并且说：“我们一定抓紧办、抓紧开发。”
上下沟通已毕，上海市于2月26日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求》。这看起来已是万事大吉了，但邓小平仍然生怕拖延和耽搁，3月3日这一天，邀来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到他家，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谈话中用了很长篇幅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问题。
对这次谈话，李鹏回忆道：
“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谦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把上海放进去，晚了十年，这个责任在我。他很谦虚的。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后来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一个要抓好这件事情，另外也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提出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我认为3月3号，1990年3月3号是浦东开发的关键的一次谈话。”
李鹏的回忆，准确无误地记述了邓小平对浦东开发所作的决策性建议。那个时候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尚处在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如何化解对我不利的形势，他说：“比如抓上海，就算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后来又把聚焦点集中到了“浦东开发开放”这张具体的“王牌”上。
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家远见，以扭转乾坤之势，一锤定音，将“浦东开发开放”的王牌抛出，顿时令世界为之一震，从而让中国迅速摆脱了国内外的困境，重新走上了大发展的轨道。
美国《洛杉矶时报》有报道说：
一个不愿透露身份的西方国家驻沪外交人员表示，他相信浦东的重要性在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央政府打算在本国具有工业中心地位的城市引进大规模的境外投资专区。
该外交人员接着又说，他并不认同近来那些关于浦东开发只是一套为向世界展示改革者形象的空话的言论。他说：“我认为这不是编造了用来安抚外国人或者让外国人相信中国对于继续对外开放是认真的。”（见1990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和行动立即“提速”——
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人来到上海，进行专题调研与论证。
其实在姚依林带团来上海的前两天——3月26日，另一位常委乔石也在上海。朱镕基在向乔石汇报时，谈到“浦东开发”这事上，讲了邓小平这年春节期间如何说的话。乔石回到北京后的3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跟江泽民、李鹏见面谈了几句浦东开发问题后，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林给朱镕基打了电话。何椿林问朱镕基，你有没有个东西？朱镕基一时语塞，问：啥东西？何椿林笑了，说：请求报告呀！你要中央批准浦东开发，得有个这样的东西吧？朱镕基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的报告讨论两三个月了，但总是不太满意。朱镕基说，你如果要催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加班给你送去。
“当天晚上就改好了，第二天就送去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有这事的记载。朱镕基见乔石的那天，他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跟乔石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我们保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朱镕基语气异常凝重地说：“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们这一班人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方兴未艾，精力都很充沛。我相信在老同志的帮助下，还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其对开发浦东的恳切之情和其个人为国担当之心，昭然可见。
送走乔石，又迎姚依林等几十人的“论证”大员们，朱镕基、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可谓“全体行动”。姚依林一行的调研和论证也是极其认真严肃，方方面面、左右前后、历史未来、国内国外等等因素，皆在考察调研之中。而上海方面的汇报，光朱镕基亲自出面的就有三次，每一次都是在中央面前“考试”。最后的结果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如邓小平所言，完全可以，完全应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为何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看看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戏登场，你就明白了“总设计师”的真实含意。
在邓小平上海西郊宾馆一锤定音之后，北京方面的动作以雷霆之势在加速推进，而上海则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向外正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一事。什么时候？上海市政府一排表：4月14日至18日，李鹏总理要到上海视察。朱镕基等当机立断，请示中央：能否在这个时间点上请李鹏总理在上海时宣布此事？
北京方面同意。
这就有了下面的快节奏：3月28日至4月8日，姚依林一行的论证调研团进驻上海；
9日，姚依林一行风尘仆仆回京后，迅速向李鹏总理汇报。
1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讨论姚依林带回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浦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一研究。
12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上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14日，李鹏开始上海考察之行。在18日最后一天参加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做的一个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
“王牌”甩出，世界震动。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倒退。”
“被困沙滩的东方巨龙将重新腾起……”
“共产党政权没有受损，依然牢牢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时间，上海和浦东成为一个世界话题。
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方热土的繁荣，绝非一句口号、一个举措便能成就的。浦东开发开放经历的风雨同样复杂多变，甚至几度惊涛骇浪……
上海人只知道李佳能是“老规划”，却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能是红军后代。21岁同济大学毕业后到了大庆油田，在石油战线一干就是十几年，可谓南征北战。1975年偶尔的机会回到上海，后调入城市规划局。一路走来，从小设计员到大设计师。“浦东开发也成了我一生规划中的重头戏。”李佳能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有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报告第一个浦东规划模型图。”
那是1991年春节的事。李佳能说：“其实1990年4月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对我们仍然非常不利。在国内，姓‘资’姓‘社’争议依然很激烈。所以对浦东开发开放影响非常直接。能不能扭转局面，这对我们上海和浦东来说，需要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与肯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连续第四个春节在上海过。
“我们是大年三十就接到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开发浦东的规划模型做好，以便在春节期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李佳能说。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再次住进西郊宾馆。
“当时我们接受市委交待的任务，杨昌基主任马上做了分工：黄奇帆同志负责政策与材料方面的准备；我负责规模、图纸说明等。那时模型都是我们自己用泡沫塑料做的，就是放在浦东大道141号开发办的那个平时供投资商等客人看的。但还需要整个浦东开发规划图纸，那必须是放大的大照片。”李佳能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可1991年那个时候，上海除了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外，竟然没有一个其他地方可以放大照片的。”
“我们只好请王开照相馆帮忙。但这事还得由黄浦区领导出面才行，因为王开照相馆是国营单位，属于黄浦区管。”李佳能说，“大年三十了，我和杨昌基跑到黄浦区领导家，可人家正在单位慰问老干部，一直等了两个小时，最后等不及了，就电话。人家一听非常支持。第二天，我就抱着照片到了王开照相馆……”
“不正好是大年初一吗？”我一算，说。
“是。”李佳能说，“照相馆非常配合。初一、初二加班帮助把我们要的照片放大好了。而我那几天，正是‘上蹿下跳’。因为一面要不断跟市委秘书长王力平联系，听从上面的各种检查与安排，一边还要指挥几个人把模型等从浦东那边搬到新锦江饭店。”
“小平同志不是住在西郊宾馆吗？”
“但上面告诉我们汇报是定在新锦江饭店的。”李佳能说，“我们做准备工作的人先把模型等放在饭店的一个地方。初三晚上，市里正式通知，说初四上午要向小平同志汇报。”
“初四一大早，我就到了新锦江。”李佳能对这一天的记忆特别清晰，“那一天天气太晴朗了！”不善于艺术修饰的上海滩大规划设计师用特别的口气说道。
晴朗的上海早春，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海滩再一次掀起的拂面春风……
此日的新锦江饭店格外美丽与喜气。邓小平一行到后，在朱镕基等陪同下，乘电梯从底楼直上顶层观景台，再乘电梯下到41层的旋转餐厅。该餐厅顶高9米，直径40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旋转餐厅，有424个餐位，在此聚宴品茶，可欣赏到浑然一体的云天星斗和申城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看着小平同志健步从上面的梯子上走下，神采奕奕。后面是杨尚昆及小平同志的家人和随员。”李佳能说，“小平面对着旋转餐厅的玻璃窗而坐，他面前是一只大圆桌，上前放着我们准备的浦东模型和两幅大照片，就是我到王开照相馆放大的一张上海地图，一张浦东地图。向小平同志介绍的是坐在旁边的朱镕基和倪天增同志……”
与我谈了近三个小时的李佳能，突然情绪高涨地一改上海“普通话”，竟然学着小平的四川腔说道：“就是那天，我听小平同志这么说，‘浦东开发晚了，我有责任，我要检讨。如果早一点就好了……’”
想不到一向文质彬彬，年已77岁的李佳能先生竟然学得挺像，令我捧腹。“小平的讲话印象太深了、太受鼓舞了！”他解释。
在这一天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内，邓小平边听汇报、边眺望浦江两岸，依然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搏杀于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他再一次倾情地说道：“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那句像宇宙光芒永恒地闪耀在浦东大地上的“金句”——“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也是在此日讲的。
这就是邓小平。一位人民领袖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怀“浦东开发开放”的意志与抱负、理想与战略、期待与希冀。
他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浦东时，那不动声色的目光里，似乎一下多了几份悠远的情感……是想起了70年前的1920年9月11日那天乘坐法国鸯特莱蓬号邮轮离开上海码头时看见的那个外滩对岸的陌生地方？也许。也许他又一次听到那首为寻找真理而出征的战歌——
呵，前面出现灯塔光，
照着她前行
原来在这黑茫茫孽海里
那些有险的地方
始有光明……
浦东开发开放征程，在伟大舵手的指引下，乘风破浪地开启，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