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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一直很骄傲，甚至在其他外埠的人看来上海人有些高傲。这无可非议。上海在中国本土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与高傲，她以其短暂的百年历史，迅速成长为名扬天下的“东方巴黎”，仅此一点，便足以在全中国甚至全亚洲都有了骄傲的资本。即便在旧时代，那五光十色的外滩和“十里洋场”的喧闹繁华，也不差纽约曼哈顿什么。当然，除了拥有地铁和摩天大楼没那么早、没有那么高以外，上海的时尚风情、上海的开放程度，在二十世纪初就远远超过了香港，也接近了伦敦、旧金山等世界名城。
关键是，上海对中国而言，还是哺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和摇篮——中国共产党是在这里诞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骄傲更无可非议：它是中国工业的主要基地，又是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对国家的贡献可以用几分之几的比例来说话（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这就足够了。
上海就这么牛，这么傲。通常，能牛、能傲者，皆有资本也。
然而，外埠人也许根本不可能想到，骄傲的上海人，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不仅痛苦地低下了那颗高傲的头颅，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在相当多的“小兄弟”们面前竟然，还要低三下四。
“这是上海人的屈辱！”“啥辰光上海这么没面子过？”有位老干部跟我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年春节期间，一位上海主要领导去无锡出席苏南“乡镇企业‘亿元村’先进表彰会”，因为上海没有一家“亿元村”，所以上海市的领导就被安排坐“冷板凳”，没有资格上台为获奖者授牌，气得这位上海市领导直骂人。
上海人一向讲面子，而且开埠之后的近一百年历史里，不仅“面子”光亮，“夹里”也是顶呱呱的。上海跌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得从“文革”结束的那个年代说起——
1977年是什么日子？是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年头，是中国从沉重的“文革”枷锁中刚刚解脱的岁月。这一年，那些头顶许久没有见到太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头默默地念着一个人的诗：
你懂得生活吗？你懂，
你要它重复吗？你正在原地徘徊。
坐下，不要总是回首往事，要向前冲！
站起来，再挺起胸，这才是生活。
生活的道路呵，难道只有
额头的汗水，身上的荆棘，仆仆的风尘，
心中的苦痛，而没有爱情和早晨？
……
挺起胸膛去迎接朝霞的蓝天，
希望之光在地平线上已经冉冉升起。
迈开坚定的步伐，认定方向，
信赖我的支持
迅猛地朝前追去。
这首诗的作者是197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著名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写的。梅洛先生的《要怀着希望》这首诗，之所以受到当时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从一段苦难中解脱出来，人们都在寻觅着自己的希望。
此刻的大上海人，也在寻求着自己的希望。
三年后，上海迎来两位在战争年代“搭档”的老战友出任“书记”和“市长”。那时的“一把手”——上海市委书记称“第一书记”，此人叫陈国栋；他的“老搭档”叫汪道涵，任“市委书记”、市长。（按排列，一年后在这两人中间又多了位“第二书记”，叫胡立教，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经济学家）。陈国栋、胡立教和汪道涵，三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上海班子”，被称为“文革”后上海滩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执政上海大约在1980—1985年间，可以说是“文革”重灾区的上海在改革初期最艰难的岁月。也正是因为“上海滩”的“烂泥路”和“弄堂水”不好蹚，中央才把这么一副重担交给了这三位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来挑。
三位长者中，留在今天中国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当算汪老汪道涵了。这位新四军出身的上海市市长，出任上海市长时已经65岁，陈国栋比他大4岁，胡立教大他1岁。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汪道涵与陈国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是“省部级”高级干部。汪是华东军政委工业部部长，陈是财政部部长，说两人是“老搭档”，就是指的那段历史，但他们两人还是新四军同一部队的老战友。中央对上海历来重视，“文革”后，首度配齐班子时就考虑了恢复上海经济地位对全国的影响力，所以又把这对“老搭档”一起放到了上海。陈国栋先于汪道涵到上海任职。
汪道涵留在人们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后来的一件事，1991年汪老出任负责对台工作的“海协会”会长，并在任期内实现了著名的“汪辜会谈”。
中国人论人通常喜欢看“面相”。汪道涵是那种年轻时帅气又文静且一看便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派头，年长时一脸慈祥、温和、清爽之感，是那些让人特别喜欢的智者型领导。而汪老则称自己是“善者”。这个词用得准，善：智也，美也，明也。汪自己说：“从善则明。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总是以此要求自己，并且由此不断获益。”在数所高校求过学的汪道涵，经历过了战争年代的洗礼。庆幸的是，他在那些腥风血雨的岁月里，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善者”的首长，并且一直影响与感染着汪道涵向善者靠近的步伐。这位首长就是被毛泽东呼之“谭老板”的谭震林。“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吸引了。他周身仿佛洋溢着一股激情，一股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满怀必胜信念的激情。”汪道涵这样赞赏和解释“善者”首长：“‘善者’的美德，像一团团炽烈的发光物，照耀着他的生前死后。”
这话，其实也是汪道涵的自我写照。
在我采访、调研浦东开发历史时，发现上海人对汪道涵当年致力浦东开发开放格外推崇，并认为他是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他在执政的那些年里，其实眼睛和心里一直向东望着……”一位“老浦东”跟我这样说。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时，“上海”和上海市政府都在浦西，向东望，就是看浦东。
……金秋时节，我又一次踏上了浦东的土地。
东方刚露白，就出发了。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次黄浦江的东岸。每次我经过外滩，对岸陆家嘴地区的景色在车窗前掠过时，便会引起我的联想和思索：陆家嘴地区与上海的外滩只一江之隔，它应是外滩的组成部分，然而眼下的差距是那么的显著。今天我又要去陆家嘴，而且要去外高桥、花木地区一带去看看。
汪道涵写过一篇著名的《浦东行》工作随笔，我称其为是一篇富有激情特别是对浦东开发怀有深厚情感的好散文——
汽车驶进了打浦路越江隧道。隧道显得陈旧了，多年的超负荷，使它难免有一点衰老。若年底延安东路越江隧道一通，也许它能喘一口气的。但延安东路隧道一开通，陆家嘴地区的开发将会加快，浦西浦东的人、车流量必然加大，那么眼前这条隧道也不会轻松的。看来，南码头大桥还得建设，宁国路越江工程也得准备了……
写这篇文章时，汪道涵已卸任市长4年。这个时候，他出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和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开发办公室主任一职，浦东开发似乎也成了他老人家除了对台关系的“海协会”工作外的一份最上心的事。
“百年东方梦，十年苦相思。”这话比较准确地道出了汪老当时内心所涌动的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复杂情感。
1980年初，接中央命令后，汪道涵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岗位，来到上海任职。不久后的一日傍晚，汪道涵独自来到外滩，伫立于依然有几分寒意的外滩水泥防洪护栏前，凝视着滚滚东流的黄浦江和身后并不那么热闹的南京路，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座城市他是熟悉的，从中学到大学，有近十年青春年华他是在这“东方巴黎”度过的，也早已领教了“十里洋场”的风风雨雨。之后又经过十年战场洗礼，当他再度回到上海时，已成为新中国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任工业部部长。那时的“英俊小生”汪道涵，风华正茂，面对刚刚从旧世界的另一个阶级手中抢回来的上海，在国家和公有经济尚没有建立时，他曾如此激情而骄傲地向人列数一串令人羡慕的数据：
“华东的私营电器工业，集中在上海一个地方，其他各省市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上海市的电工业器材同业公会现有三百三十五个会员厂，职工共计一万人，完全私营厂的职工约为八千人……华东公营电器厂，在上海有三个厂，在南京有四个厂，在山东有一个厂，共计八厂。公私合营的，上海山东各有一厂。十个厂共有职工三千九百三十人。全部外资（美资）经营的，上海有两家，中外合股的有一家……”
今天我们听这样的数字似乎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近七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这样的工业或者说在当时代表最先进生活方式与技术的电器工业，曾令上海人特别骄傲。作为掌管这一领域工作的“工业部长”，38岁的年轻“汪部长”，自然比一般人更自豪。
两年后，这位“英俊小生”部长被中央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一去便在北方待了近三十年，那期间包括了有近十年的“文革”的残酷迫害。30年后的1980年，当年的“英俊小生”再回到上海任市长时，他已是明显老态的65岁老者了。可上海人似乎更加喜欢这样的“汪市长”，大家私底下都认为“我们的市长像位教授”。
教授，教人知识的智慧者。这符合汪道涵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溢出的那种气质、学养、风度与为人——用汪自己的话说，便是“善者”的他。
然而，城市管理并非是教授的讲台，也非僧人静居的庙宇，尤其是大上海，仅6340平方公里面积上，却拥挤着上千万人口，人们要在这里工作、生活，还要繁衍子孙后代、养老送终等等。
38岁到65年之间相隔了整27年，汪道涵的官职只从“副省部级”升迁到了“正省部级”，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上海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中，好的令人振奋和鼓舞，是“想不到的”；但变化中还有另一方面是不好的，那不好的一面也是汪道涵“想不到的”，甚至比好的方面“还吃惊和要命”！
1980年国庆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3日这一天，上海市民们手中捏着当日的《解放日报》，读着读着就“炸”了起来：
“天哪！这个‘沈峻坡’是真名还是假名呀？他是想找死啊！”
“太过瘾了，多少年没有见这么好的文章！”
“上海是该有人出来说真话了嘛！”
“这回外滩又要热闹了……”
是什么文章，让上海人如此兴奋、如此紧张？我想，当时最尴尬的应该是上海市的领导们，当然包括汪道涵，他此刻是代市长、第二书记，再过两三个月人大会议一开，便是真正的市长了。市长看到这样“骂”上海市（在一些人眼里骂上海不等于是骂市领导嘛）的文章，肯定也是像倒翻了的醋瓶子，不知啥滋味。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还上了头版头条。《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
这回，报社的一帮“文人”们确实“吃了豹子胆”。
我们先来看看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到底刊登了什么样的文章——
大标题：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
作者的名字和职务没有放在前面，而是在文章的最后，但它足够醒目：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
下面是报社刊登沈文的内容：
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他说：制订长远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近几个月来，本市有些部门也在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个总题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上海的发展方向，酝酿制订长期规划。我觉得，要探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首先必须弄清上海的现状。
据我了解，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
一、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
二、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三、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
五、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数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
六、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
七、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八、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
九、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
十、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0万人，居全国首位。
上海在全国的“十个第一”，大家听得多了，也一向听得十分顺耳与令人骄傲。可是沈峻坡的文章后面的内容，这对广大上海市民和一般干部来说，似乎都是第一次，或者说是第一次把骄傲了几十年的大上海人的“面子”“夹里”一起给撕得个精光！
沈文列举了上海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五大项：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沈文列举完“十个全国第一”“五个倒数第一”之后，还对上海形成这种“畸形状态”的几种具体表现，再度剖析道：
重生产，轻消费。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视和抓好生产，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上海在工业生产方面，总是一马当先，名列前茅，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却是“老牛拖车”，一直落后，从而形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之所以会这样，同过去片面理解“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总认为只要抓生产这一头，不管消费那一头，城市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也就改造好了。这是歪曲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错误之一是，把消费的积极作用轻易否定了。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又影响生产。“消费创造新的生产需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那种认为积累、生产是积极因素，消费、生活是消极因素，抓生产天经地义，抓消费可有可无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左”倾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错误之二是，把消费的概念任意扩大了。如把教育、科技这些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部门，看成是“消费”；把商业服务业这些担当社会主义流通任务的第三产业，也当作是“消费”；至于明明都是属于生产范畴的城市建设，像交通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劳动保护设施等等，因为要花钱，也被划为“消费”这一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消费”，去建设“纯粹”的生产城市，势必造成今天的城市拥挤，住房紧张，“三废”严重，交通阻塞，等等，对人民生活欠账累累，使生产发展增加重重困难。这些都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重挖潜，轻改造。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充分挖掘潜力，是完全应当的。三十年来，上海工业生产增长25倍，基本上就在市区这141平方公里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主要依靠95％以上的老企业、老厂房、老设备挖潜力。长时期来，许多老企业一直用简单再生产的“本钱”，一再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于是只好大挖潜力，硬挖潜力。事物的发展都有个限度，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以工业生产来说，生产一再发展，就发展到马路上去了（马路仓库、马路工厂）；厂房不断扩建，就扩充到居民当中去了；设备尽量利用，不少已“超负荷运转”“带病运转”，达到了硬拼硬上的程度；场地充分挖掘，把托儿所、食堂、厕所也挖掉了。群众反映：“真是挖到骨子里了。”像这样不给补偿地一味“充分利用”，挖潜不已，结果只能使这个老基地“操劳过度”，“消耗殆尽”，一个先进的城市就可能向后进转化。
重速度，轻效果。三十年来，上海工业平均每年以11.3％的增长速度前进，超过了全国的水平。像这样一个基数比较大、新建扩建企业比较少的老基地，始终保持高速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但单纯追求速度，容易丢掉综合平衡，结果实效并不好。上海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来说，生产发展速度不低，效果也不差；然而从全市来看，各行各业一齐上马，全面发展，虽然产值搞上去了，速度搞上去了，但能源越来越紧张，原材料不足的困难越来越大，城市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全面的经济效果并不好，整个的社会效果也不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三十年来发展生产的速度很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子很慢，这种速度同效果的脱节，手段和目的的分离，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重积累，轻补偿。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三十年来，上海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上交一个上海。这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光荣，今后还应继续发扬这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精神。但是，由于过去国家财政统收统支，越是生产先进、积累较多的地方，往往是国家给的投资越少，补偿也不足。三十年中，国家给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上缴的7.38％，数量甚少，弥补不了生产消耗。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仅占上缴的1.23％。城市欠债越来越多，上海一直在老化。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就国家来说，有个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问题；就上海来说，也有个调整上缴和补偿的比例关系，以及留有一定地方财政，解决上海地方上最紧迫需要的问题。
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想还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时，有人竟敢如此大胆地“妄议”市政大事，不是自己“找死”还会是别的结果？许多人在为沈文叫好的同时，也为《解放日报》捏了把汗。
时任《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主任、后为副总编的徐学明先生这样回忆道：当时《光明日报》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刚开始，这事对我们策划这篇文章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因为，多少年了，在“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束缚下，作为党报工作者很难讲真话。而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推动的思想大解放，把套在我们头上的“金箍”开始拿掉了。通过大讨论，我们有所觉醒。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启发我们思考问题。那个时候，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已经被“四人帮”糟蹋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这也让我们鼓起勇气来告诉读者，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上海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徐学明说，那时我在《解放日报》，还不是副总编，而是工交财贸部的主任。当时，报社的思路是：要抓一抓老百姓共同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能够让读者参与讨论，引起共鸣。就在这个时候，报社的特约通讯员沈峻坡送来了这篇稿件，让大家感到眼睛一亮。经过反复讨论，社内的同志决定不发内参，直接见报。因为我们认为，沈峻坡的文章中提到的十条成就很突出，列举存在的五个问题也很突出，它们都是上海的根本问题所在，把这些讲明白了，对上海发展有极大好处。当时我们内心也在想：北京的《光明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都敢讨论了，我们讨论上海市发展和建设有啥问题嘛！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发表的模样。“我呢，还写了编者按语，是个比较大型的编者按语。”徐学明说。
按照常规，发表头版头条，尤其是这样的文章，必须要送审的。市委机关报，送审是惯例。但这回报社党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送了，直接发。原因是，“送审了就可能通不过。”王维是当时报社党委书记，他的话起了关键性作用，他说：“既然大家都同意发，那就发吧。如果要负责，我是党委书记，我负责。”
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报社赶紧加印一部分，但很快又销空。等再加印时，报社不敢了，北京的一位中央领导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说这文章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是错误的”。但上海市政府方面倒是没有声音，这让《解放日报》的一颗颗紧张的心多少有些放松。然而没过几天以后，风云突变。北京某领导的电话打给上海市委说：“领导看了，这篇文章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听之任之！”
看来上海顶不住了。
第二天，报社全体党委委员被通知到上海市委开会，做一件事：做检查，而且需要“深刻检查”。
关于这篇文章、这件事，一直到后来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后，他说“这是篇很好的文章，没有什么错误，也不能叫向中央施加压力”，才算是“平反”了。这是后话。
我们还是来说汪道涵。65岁出任中国第一大市市长的“善者”汪道涵。可以想象，他在念着这样的文章内容时会有怎样的表情。上海人告诉我，他断不会像北京的那位“国务院领导”那么敏感和气愤。为什么？上海朋友告诉我：因为身在上海的汪市长天天都要感受那个“书生”沈峻坡文章中所说的“五个倒数第一”，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其实远比数据里的上海要严酷和令人感叹得多。“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汪道涵说。这也许是他一辈子最无奈的时候，可在外人看来，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应是全中国口袋里“最有钱的市长”。
哪是嘛，我光有一脸光滑的面子，“夹里”已经破烂得连叫花子都不如了呀！汪道涵有一回见了江浙两省的书记这么哭穷道。
上海的百姓在报纸上也听到了“教授市长”这么说——
“到上海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和市政建设的关系问题。是抓生产，把市政摆在第二位好呢，还是从市政来研究怎么支持、保证和保护生产的发展呢？”
“以前我们的纺织工业四班三运转，天天、年年忙不过来，百分百的负荷。现在开工不足，因为棉花原料供应不足，被其他地方抢走了！”
“上海人喜欢吃时令菜。一段时间菜也供应不足了，我们赶紧想法告爷爷求奶奶，与周边兄弟省协商调剂。人家帮忙，四面八方把菜运来了，但又一下出现了满街‘时令菜’。太多了，吃不掉，就送到了黄浦江里去了。这一搞，周边的兄弟省不干了，他们说卖到你上海，不仅价格低，你们还嘴刁，干吗非要给你上海啊，我们卖给广东去！这好，等下一季，全上海的菜价又猛涨。”
“苏州河的情况同志们都知道了，黄浦江每年都有几个月气味是不大好闻的。我们吃水是吃黄浦江的，黄浦江又是我们的下水道。光每天的马桶就有八十多万只……”
“火车站每天大约五万一千人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万人是跑单帮的。你能不能禁止他，不让他跑？禁止不了，禁止不了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火车站有多乱！”
“我们讲人才，爱护人才。可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住在六平方米的面积里，书都打不开！”
上面这些话，是汪道涵在1980年10月11日城市财政研究会上讲的，是上面那篇文章发表一周后的时间，可见“善者”对沈峻坡的许多观点是有同感的。作为市长，他汪道涵自然远比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城市知情得多，切肤感受也会深得多。但有些更真实的底层现状，市长大人未必比下面人更清楚。
关于当时的房子和财政问题，时任黄浦区房地局局长的胡炜（他后来成为浦东开发的功臣）先生，在我采访他时，讲了两件令人无法忘却的事：一是关于当时上海的房子问题。他说，他所在的黄浦区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方，南京路和“十里洋场”都在那里。“可就是在全上海最富的地方，老百姓的住房拥挤到你想都想象不出来的地步。那时还实行福利分房，能分到房的困难户必须是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才能排上队。而我知道，当时全市有11万户这样的住房困难户。那时市里一年也就盖得起百十万平方米的福利房，仅解决这些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就得用十年！想改善全市住户困难，按当时市里的能力，估计用一百年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我们上海市还碰到了一个特别的困难：就是近二百万知青陆陆续续回沪，他们回来不仅自己要房住，而且年龄都不小啦，得结婚养囡囡了不是！这给本来就挤得不行的市区住房又添了一个更大的难题！”胡炜说：“我去过一户人家，三代七口人，住11平方米。一家人怎么睡呢？主人给我做示范：仅有的一张上下铺的床，四个人睡在上面，另外一人打地铺，再有一个睡在桌子上，最后剩下一个睡在箱子上搁的一块板上……睡在床最上面的人，起床时不能直起身子穿衣，于是在屋顶上面做个‘天窗’，起身直腰时，推开‘窗口’，头正好露在外面，开始慢慢把衣服穿上。白天想方便，要走一段弄堂到公共厕所。晚上谁要想方便只能提着马桶出门到屋外，碰到下雨啥的就惨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这个管房子的局长就想哭，就想拉紧肠子给百姓多盖点房子，可没有钱啊！”
胡炜先生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水道：“差不多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上海最富、上海市黄浦区最富！可大家不知道，当时我是黄浦区主管经济建设的副区长，以后是代区长，再往前推，我还当过区房地局的财政科长，最清楚区里的钱主要就是靠收那些公有房子的出租租金，知道有多少吗？那个时候，我们收公有房的房租是每平方米2分钱！外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比如像第一百货大楼，一个月才缴来4万元，而且每月都是最后一天才把钱划到局里账上。穷啊，人家百货大楼交这些钱也是咬着牙的，不像现在南京路的大厦一年上缴的税都能达上亿或十多亿！那时就是穷，我当区领导时，区长和几个副区长的办公室都在一间房子里，上下班也只能一起坐一辆旧车子……但那时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之中。你问为啥？怕呀！怕天热了，哪个地方起火，一起火就是要命的事！那些侧身才能过的弄堂、那些蛛网似的露天电线、那些家挨家的小阁楼、小棚棚，哪经得了一场火灾嘛！台风下雨更怕，一场台风、一场雨过后，我这个房地局局长、主管这方面的区长手里，就是雪片似的‘抢修单’，几千张哪！你去救谁呀？可谁家都在等着你呐！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最风光的黄浦区干部，其实是苦死了！苦得往黄浦江跳十回都没人说你干好了工作，因为我们永远只能为有困难的百姓解决了很小的一部分困难……”
再骁勇的将军，也有被困沙滩上的无奈。这就是上海的当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窘境。
汪道涵市长和胡炜副区长哪会知道，当时更多的外埠人到上海来受的“难”与“罪”，比起上海人来不知要多多少！
1980年前后，我正在部队，已经可以每年享受探亲假了。然而每回从湖南乘火车到上海再回常熟老家时，就有许多吃苦头的经历。现在从上海到我老家也就一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那个时候的上海太能折腾外埠人了，我的那点回家路程时常弄不好就会走两天！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我而言都是真实的经历：从火车站出来，绕大半圈奔到那个“长途汽车站北站”，得走近半小时。其实也就不足千米之距，但那个时候的人多、乱相，你描绘不出来。反正，从电车到公交车、从小车到三轮车、从人拉车到肩扛手提的人流，一股脑各色各样的人、车流，全都汇聚在这里！当年我们这些探亲回家的军人，不是从南方的边境战场上大包小包地背回些便宜、新鲜的“走私品”，就是从深山老林里锯下的一块块巨大而死沉的树菜墩——我部队在湘西驻守，许多战友把原始森林里的这种树菜墩视为探亲回家的一大厚礼，有些像弄到一块“上海牌”手表那么骄傲。但是在上海北站转站的时候就活受罪了。不是背得满身大汗，就是稍不留神，不知被谁窃走了。当时上海北站的“黄牛”（那种人力搬运工）遍地。他们中有些人不怀好意，经常顺手牵羊偷抢外地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成为当时一大公害。但对我而言，遇到的更大问题并非“黄牛”，是要命的交通。有一年，我从火车站好不容易转到长途汽车站，接着便是排长队买票。九、十点去只能买下午的票。但到下午时又说前面班次的汽车坏了，当天我的那趟班次车就没有出站。那个时候当天的车票不能延至后天，只好退票。折腾一天，没能出那50来平方米臭气熏天的候车室。等七转八弯找到旅店住下时，筋疲力尽，比上越南战场打仗还耗人。第二天继续先排队买票，等下午再一次上车时，票务员说我的行李超重。重就重在那块大树菜墩上。“要不你把它扔了，要不你就等明天看看有没有空一点的车子！”服务员不算太坏，她操着上海话，说：“老重的，有啥用？丢了吧！”我怎能同意？这树菜墩是我一位战友在上越南战场前从森林里帮我砍伐的，而他去前线后再也没能回来，这么珍贵之物，我宁可丢命也得把它守护好。如此僵持了近一小时，后来是另外一位扛着大包小包的太仓老乡下去后，我才被允许登车。但运气实在太差，长途汽车刚从车站拐出，一辆人工三轮车被撞倒在车前。一阵对骂，又耽搁近一小时，等我们出上海城区时，天色已近黄昏……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十几年前父亲带我在黄浦江翻船的骇人一幕，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夕阳下四处烟雾缭绕、满街脏乱不堪言的大上海，内心狠狠地默语了一句：又脏又丑又令人讨厌的破上海，永远不想挨近你了！
可是，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去部队的路只有从上海搭火车一条线；从部队回家的路，也必经上海的那个“北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像我这样的苏州人、像我这样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军人，都有些嫌弃它、害怕它，甚至有些厌恶它。
悲也，大上海！那时的汪道涵大市长或许并不知道外埠人对上海还有如此爱恨交加的事情，或许他知道的比我经历的还要多得多！所以他才夜不能眠、食不能香地有了“新上海”计划——
“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也是本市经济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们要调整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向，着手解决上海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协调生产和生活的比例关系。近期内，以住宅建设为重点，同时抓好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和环境保护。”1981年4月10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去掉“代”字的汪道涵第一次作为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据说，当时他讲到此处掌声雷动，许多人民代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文质彬彬、颇有“教授相”的汪市长后，窃窃私语道：这个人面相蛮善啊！嗯，看上去是个做事体的人。
做事情有各式各样的做法，百姓关注的是具体的事，管理者自然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来注视和把握方向性的问题。“现在，市政府正在研究编制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不久，汪道涵市长对外宣布一个重要讯息。
这个讯息太重要了！它意味着上海要改变自己面貌的机会到来，意味着与我们所有上海人都有关系呀！加之《解放日报》沈峻坡那篇文章的余波未平，在那段时间里，上海上上下下对未来上海建设的关注特别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为首的市委、市政府又在这方面连连出手：派四百余干部到各地“学习取经”，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学习取经”好理解，为啥还要搜索“情报”？汪道涵说：要详细讲，一大篇也不一定讲得完，何况我是小学生。简单地讲，就如医生给病人看病，第一叫看症候，第二叫出判断，第三叫下处方。就是把症候情况看清楚，然后判断症结所在，最后研究处方。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自然，也要像医生那样，摸清症候，正确判断，认真研究处方。上海的城市病太重了，也拖得太久了，所以我们得像医生一样给它开个“处方”了，开一个好的“处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既派几百名干部到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去学习取经，还要自己做好“情报”工作的目的。
汪道涵不愧是“教授”型领导，当市长也无处不显教授风格。而正是在他和陈国栋这些卓有远见的领导者的倡导与影响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上海上下展开了一轮又一轮“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也正是这样的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激发了全市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热情与激情、智慧与思考，并且渐渐形成了较集中的“向东看”——浦东开发的念头与想法。
“这应该与当时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上海自身发展的种种压力等几方面的力量影响有关。”当年第一个跨过黄浦江赴任浦东新区开发办负责人的沙麟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这中间，知识分子们的活跃意见和市领导们的缜密思考是非常一致的。”
思想活跃的总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总是那么敏感，而对社会发展又抱有分外热情。此处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陈坤龙，时任市城市规划局工程师。
1980年早春的又一个星期天，陈坤龙的儿子兴冲冲地将两辆自行车打足气后，向父亲报告道：“阿爹，今朝还是过江到浦东踏春去吧？”
“对的，中午肯定回不来，让侬姆妈多带点吃的！”陈坤龙一边在整理手提袋，一边对儿子说。
“嗯！”
出门。摆渡过江。扛着自行车下船，再沿着烂泥路往曲径弯道的小街和田野上走……这是当年的浦东。陈坤龙已经和儿子数不清第几次到浦东来了。他是专门为写一篇文章而去“踏青”的——在他儿子的眼里，浦东是个有别于拥挤的浦西的辽阔田野，而在陈坤龙的眼里，浦东将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是“新上海”。为这，他已经骑破了几个自行车轮胎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付出，他那篇著名的“浦东开发民间第一声”文章在1980年第10期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文中指出：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城市的‘乱、挤、脏’的现状，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向浦东这一广阔地区发展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它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浦东位置好，与现市区隔江相望，东临东海，背靠黄浦江，地多、厂少、污染轻；它北与宝钢工业区为邻，南与金山、闵行、吴泾靠近。吴淞口有三岔港，东有白龙港，南有芦潮港。内河、远洋都很便利……”
陈坤龙因此振臂呼吁：“把浦东地区建设成为上海新城！”
《解放日报》沈峻坡的文章和陈坤龙这篇文章，都是在这年10月发表的，两篇文章，角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作用，若说前者是给了整个上海一贴“清醒剂”，那么后者则给上海发展开出了一副良方。
思想大解放的上海，此刻在关于“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全市上下可谓众说纷纭，空前活跃。据有人统计，此时之后的三五年间，发表和出版有关“向东看”的开发浦东建议与意见的有些分量的文章不下十余篇。其实已经有人在关注市政府“头头”们的态度了，最明显的是汪道涵在1982年3月30日召开的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市政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绩时，所提到的五项重大工程中，其中有两项与浦东有关：一是黄浦江的第二条越江隧道建设；二是浦东自来水厂建设。
公开讨论的和默默在布局的同时并举。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些岁月里浦东开发的前奏曲，尽管它还处在“毛毛雨”水平，然而其意义依然非凡。
那些日子的上海，是个挣扎和躁动的城市，当然是带着希望的冲动和憧憬的欲望。其间，身为市长的汪道涵，是在“浦东开发”这事上牵涉精力最多的一个，因为那时他在主持《上海市总体规划》，这是要向中央报告的一个重要文件，更关键的是它将影响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未来对一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生的岁月，事业与自己的抱负能否在有限的生命内实现；未来对一个城市而言，它将决定的是，城市是持续繁荣，还是走向衰亡，最终消失……
未来或许不能选择，但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置。
未来是一个大课题。人类在对它设计和判断上有太多的失败和扭曲。
下面的这段关于“未来”的对话，是60年前的英国BBC记者访问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时录下的——
问：罗素勋爵，你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未来有各种可能，阴暗的可能，希望的可能，我支持阴暗的那一面。
问：您认为人类的管理制度完美吗？
答：管理制度和科学结合，可以帮助人类快速进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这种结合只有一部分是好的，其中的大部分我认为并不理想。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他所想的，所希望的，所恐惧的，都由教育的权威所决定。这种教育最本质的结果就是：他被教导要把并不明智的政府，甚至脱离了民主和自由的政府，看作为最好。
问：您是如何坚持坚强，并独立思考的？
答：不，我并不认为如此。我是一个在旧世界体系中长大的人，那是一个比我正在思考着的未来世界更具偶然性的世界。那个世界有更多的空隙和例外，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里。
问：您觉得，未来科学会迷住人的心智，甚至屏蔽个人生活吗？
答：是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为了战争或某些野心家统治世界的目的，他们是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问：未来社会可能导致一场再没有任何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普遍僵化吗？
答：是的，我认为有非常大的这种危险，一种一代接一代的大体相同且能够延续下去的拜占庭式的静态社会可能会出现，到最后人们都变得趋同，丧失创造力和生命力，成为一种普遍僵化。
“未来，是建立在人们现在的判断与观念的水平之上，特别是决策者的目光和预知能力。”罗素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专门加了这样一句话来强调“未来”与“今天”之间的关系，与决策者的关系。
大哲学家提到了“拜占庭”及其“拜占庭式”的静态社会。所谓“拜占庭”和“拜占庭式”社会，其实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东罗马帝国时代”。这个在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朝廷，从公元395年建立之后，一直维系到公元1453年，长达千余年。
赞赏这种长期不变的制度与社会的人认为：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欧洲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
持不同意见的则认为，就是由于“拜占庭”帝皇们过于相信这种所谓的政权“稳固”，从而导致一个强大无比的帝国消失和曾经灿烂辉煌的文化湮灭。
罗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拜占庭式”社会的本质，即它的“未来”，完全被“一种一代接一代的大体相同”、“人们都变得趋同”、没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普遍僵化”的巨大“危险”所裹挟，最后走向不可逆转的全面灭亡的悲惨结局。
我相信汪道涵肯定知道罗素说过的这段话，因为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情报工作”会议上，他老人家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几年前他在北京工作时，“上面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编写两本书，叫作《国外工业现代化》和《国外农业现代化》”。而要编这两本书，以罗素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不可能不选进去。罗素上面那段对“未来”的理解，又是各国解释“现代化”很难绕开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到“未来”、扯到罗素，都是为了大上海“未来”的决策者的汪道涵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需要在这个历史时刻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是墨守成规，还是听从“上面”，还是大胆地给正在下沉的上海多一点“创造力和生命力”——上海那个时候真的一直严重下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黄浦江水面与南京路基本上是平行的。“现在我们外滩的防洪护栏已经两米高了，可仍然挡不住发大水。每次台风一来，我就直冒冷汗……”汪道涵市长多次在会上这样说。
其实，关于“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并非那么简单地选择了“浦东开发”，而且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议，这既有民间的，也有学者间的，同时还有不同决策层的领导者之间的不同看法。客观地说，每一种不同观点，都有其积极意义，都对后来形成“向东看”提供了正向和反向的借鉴。集中起来，这些意见和观点归纳成四种方案，即学界所说的：“西扩”“北上”“南下”“东进”。
西扩：向机场的虹桥方向扩展，这种方案是通常说的“摊大饼”式发展，许多城市惯用的模式，比较省心，但没有什么创新和创造。
北上：是指往北向的江湾机场、宝山钢厂一带发展，并形成与宝钢一体的格局。
南下：向邻近江浙两省的吴泾、闵行、金山方向扩展，直至杭州湾。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比较赞同这个方案，后来他的观点也影响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一度“南下”方案给上海方面很大压力。
“东进”浦东，并非无争议，当时联合国也有一个团队派来与上海合作开展“上海城市发展方案”研究。外国专家们经过考察后认为：往东走，是上海岸的尽头，希望不大。只有沿经济繁荣的上海至南京一线的沪宁线和另一条经济繁荣的沪杭线拓展，方为上策。需要一提的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卫星城”，故除“东进”方案外，其他“北上”“南下”方案比较受宠。在如此社会环境——当然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那个时候国力、市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尚处低级阶段，简单地说来：“东进”浦江，从地下穿江而过的隧道能打多少条？用汪道涵的话说：隧道只能过车，不能人行，也不能过自行车，这就不是交通的根本。造大桥？黄浦江上造大桥早有人提出来，但最终还是一次次被否定了。为何？因为黄浦江还是条繁忙的万吨巨轮通行的河道，想造条“南京长江大桥”，万吨巨轮就无法通过。造桥水平不行，也是长期断了“东进”浦东念头的“七寸”要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首诗不熟悉，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熟诵叶剑英元帅的这首《攻关》诗篇。“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徐迟《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我们称那是个“科学的春天”。既然任何险阻，只要“苦战”就能攻关，为何黄浦江上造桥就不行了？
上海人不服。上海的科技人员更不服。上海的决策者自然也不服……这众多不服者中当数市长汪道涵最不服此事。
怎么办？东、南、西、北……上海到底应向何方发展？据昔日在汪道涵身边工作过的市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那些日子里，他汪道涵常常独自面对《上海市区地图》，一站就是几十分钟……他在想，想一会儿又看地图，看完又想。想一会儿又不时捧起桌子上的一本书，那书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
这段话是《建国方略》前序中的开头几句话。汪道涵早在几十年前就能对它倒背如流，他还在交通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对孙中山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常常利用周末去当年的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在那间幽静的小阁楼上，感受伟大先师激情澎湃、俯身卧地疾书《建国方略》中的辉煌篇章——“实业计划”的情景……
“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年轻人，又是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理工科学生，对孙先生欲把上海建成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宏伟蓝图，可以说顶礼膜拜！”昔日的交大学生、今日为上海市长，转眼间几十年过去，汪道涵仍然能够把当年背下来的《建国方略》中有关“东方大港”片段在嘴边脱口而出：
“上海现在虽已成为全中国最大之商港，而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右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皆须特为注意者也……”
是啊，孙先生在世纪初不仅提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东方大港”，而且对浦东开发建设已经有了设想，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领袖和父辈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性嘱托吗？
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激动，以前汪道涵也有过，因为他父亲汪雨相是同盟会的元老、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好友。学生时代的汪道涵，受父亲的影响，早已能背诵孙先生的这些宏伟构想。那个时候，尽管有激情，但多为一腔豪情的空想。而今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再品《建国方略》其意，可就大不一样了！
“东进”浦东，先人已引，不会有错！这个时候的汪道涵，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他身为市长，需慎言慎行，成熟决策。
1983年8月，炎热的上海，难得有一缕清风掠过。那天，汪道涵格外高兴，因为白天他在向来沪检查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城市建设时提到了开发浦东的想法和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撰文《建国方略》中关于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时，胡耀邦激情慷慨道：上海要充分发挥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经济、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而且，这次见面时，胡耀邦还交给了汪道涵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准备建立几个区域经济区，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重要一极，拟成立上海经济区开发办公室，汪做这一机构的主任，牵头实施。
中央的这个决策太英明和及时了！上海发展到今天，就是受到腹地和空间的影响，若能建立这样的经济区，上海及整个长三角都会产生不可小视的影响。汪道涵兴奋不已地在总书记面前表示。
8月18日，“上海经济区规划会议”召开，汪道涵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道：“我国建立经济区，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这不仅是加快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所必需的改革，而且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项重要的探索。”
汪道涵进而指出：“从上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现有基础出发，着眼于今后的经济振兴，迫切要求我们积极探索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要着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强对内经济技术联合，改造老企业和老城市，开发经济、科技和建设的新领域，努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位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老同志回忆道：我们在讨论中，问到市领导对“浦东开发”的意见时，汪道涵满脸堆笑道：我是赞成派，你们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尽管提出来！“他的这个态度对我们这些‘东进派’是极大鼓舞！”
1984年的8、9月，“上海问题”到了非常热的地步。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上海的汇报，之后又派出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和经济学家马洪带领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宋平、马洪带领的调研组人员非常认真细致地对上海市19个委、办、局进行了调研，并形成6个专题。
上海市政府也不含糊，汪道涵就在同一时间邀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本市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在衡山饭店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
“这是高规格的一次‘神仙会’！说高规格，像宋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市里的头头脑脑就更多了，汪市长全程参加。说‘神仙会’，是开会不讲究级别、不讲究排场，随便坐，想发言可以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可以在领导讲话时插嘴。非常民主，特别活跃！”好几位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对我这么说。
被上海学界称为“衡山会议”的这次研讨会，对上海未来发展格局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年底，由市长汪道涵签发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呈报国务院。在此报告中有一段话：“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今后新建工业企业都要放在新区，并将老市区的一部分老企业逐步易地到新区去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对开发浦东新区具有特别意义的跨江工程中的隧道和桥梁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次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的这一报告，实际上是同意了上海市对未来发展和浦东开发的思路。
就在国务院的批转文件下达后不久，一日，陈国栋找到汪道涵，万千感慨道：“老搭档，岁月不饶人啊，你我在位的时间也就几个月了，这浦东那边的事，看来我怕是过不去了，你比我年少几岁，有希望。不过也得抓紧啊！我们的隧道已经过江了，你说大桥到底能不能架得起来呀？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能耐吗？”
汪道涵听到陈国栋的这话，颇为感动地移步过去，握住老战友的手，端详着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友那张苍老的脸庞，深情道：“老哥书记啊，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过江的大桥架起来，到时请你，还有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他们，一起过江去看看，看看浦东那片热土……”
“好，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到时我们退休了，但还得留在市里当‘政府顾问’，这是小平同志定的！”“我看真正能留下当顾问的也就是你了！”陈国栋迈着蹒跚步履走后，汪道涵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了自己年龄：68岁。也想到了邓小平一次次来上海对他和陈国栋、胡立教说过的话、交待过的事……
什么事？交班。
你们年岁都偏大了！必须培养一批年轻人上来接班。
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为了接班人问题就来过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有19个常委，邓小平就对时任上海“一把手”的彭冲说：“人太多、年龄也太老了！能不能7个常委？”彭冲有些为难地说：“7个太少了。”邓小平就说：“那就9个吧！”随后邓小平对上海市的领导认真地说了一番严肃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要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的这些话不仅对上海而且对整个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1982年，上海市委和组织部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在全市范围内选拔青年干部，其中被挑选到市局级接班人的有18人，吴邦国、黄菊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推荐到市委接班人的名单之中的。后来在1983年市委班子调整时，7名年轻同志成为了新的常委，吴邦国、黄菊就是在这一届成为上海市领导层的新面庞。黄菊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感慨道：“当时邦国同志比陈国栋书记年轻31岁，国栋书记比我大28岁，可以说他们算是我们的父辈了。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培养我们。”
邓小平对上海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的这一做法大加肯定，同时对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说，你们在两三年后要交班，这几乎是命令式的。三位老同志都是战场上过来的人，服从“统帅”的命令从不打折扣，他们当场表态，听从小平的指示，届时将愉快退岗，坚决支持年轻同志接班。
交班以后，可以当上海的顾问，工作是做不完的。邓小平对爱将们说。
陈国栋在一旁朝汪道涵挤挤眼，意思是：“你老弟身体尚好，‘顾问’一事就由你代劳啦！”
汪道涵知道“老搭档”的眼神里是啥意思，默默含笑。
这是1983年春节期间的事。
1984年，汪道涵除了日常工作外，围绕“上海未来规划”和“上海经济区”几件事，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这几件事的核心中都有“浦东”二字。
此刻在汪道涵心目中最让他惦记的事，其实已经并非要不要“开发浦东”的问题，而是如何跨过江去，这件具体而实际的事了！如何跨江？超高大桥谁来造？上海和国家有没有那么多钱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如果有，当然是最好。但身为市长的汪道涵比谁都清楚，其实上海是没有这样的钱来造大桥的，眼下国家的国库里比上海更穷，否则国家就不用每年到上海“抽”走那么多货币了。这个事百姓不知道，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们也不知道，但市长汪道涵知道。
“那时，一谈到钱的事，我们发现，一向笑眯眯的汪市长的脸就板了起来！”市政府有人对我这样说。
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但革命者和领导者不能因缺钱少钱而近视，“开发浦东”攸关上海前途与未来，该长远着想的事必须照样去想，去谋划，去费心思……
这是1985年的夏季。在这个特殊的夏季，年近古稀的汪道涵做了一次少有的远行——目的地：美国。
他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利坚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出访团频频到美国和欧洲先进国家，而且一去就是几周、几个月。邓小平给这些出访团的任务是：学习、取经，把真经取回来；还有，交朋友，多交些好朋友。
根据安排，汪道涵的主要任务在旧金山。“这里华人多，所以可以多交些朋友。”代表团在选择各自的“学习取经”地时，汪道涵毫不犹豫地点了“旧金山”。
旧金山凯寿律师事务所是当地著名的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总部在纽约。这是汪道涵要去“拜见”的机构之一。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进这家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大门后，就遇见了一位张口便叫他“汪市长”的中国留学生，该学生自我介绍他叫“周汉民”。
“你是上海哪所学校来的？”那时中国对外交流的留学生并不多，他乡见自己的人，汪道涵异常高兴，问年轻学者。
年轻人回答道：“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我是裘邵恒教授的研究生。”
“噢，裘先生，熟悉熟悉，非常了不起的教授。”汪道涵一听更兴奋了。“他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懂国际法的权威，裘先生现在又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成员，平时很忙的，你当他的研究生不容易，好好跟着裘先生学习吧，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我们上海开放后，许多事情都离不开国际法律方面的知识。”
“我明白！市长。再说，我是裘教授带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我的学生证是001号，这份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记在心头。现在遵照裘导师的安排在美国实习，将来回国报效上海和自己的国家！”周汉民频频点头向汪道涵保证。
“好，现在我们算是朋友了，以后有什么事，尽可找我。”汪道涵握着小伙子的手，满脸慈祥地说。
周汉民喜出望外，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一天他还从“汪市长”那里获得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浦东要开发了；二是老人家正在促成上海办世博会。“我一定多向您汇报和请教！”那一刻，周汉民觉得自己好像生命中又多了一位像裘先生一样可爱可亲可学的“教授先生”。这让他内心激动不已。他可是市长啊！可他就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嘛！后来周汉民把见到汪道涵的印象跟家人与朋友一说，大家都为他高兴。自然，最高兴的是，他不曾想到从此他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成了忘年之交。之后的十几年中，周汉民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学者，受到汪道涵的恩典和教诲可谓“改变了人生”（周汉民的话）。若干年后，周汉民出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成为浦东开发过程中的一员重要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定者和实践者，如今是国内著名的法学名家。这是后话。顺便加一句：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现在在上海也设立了专门机构。
又有一位重要的“老朋友”要会晤。
这一天汪道涵起得格外早些。显然，即将到访的“老朋友”一定是位重量级的。随行的助手们猜到几分。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汪老他竟然拿出一份东西，抑扬顿挫地朗读起一篇诗章——
生存还是毁灭，就这问题。到底哪样算高贵。人在心中，容受那亲人命运的箭伤枪挑。还是拔起刀，向那无边大海般的磨难搏斗去！一了百了！
……
诶，也许难处就在这儿。因为，摆脱了这人生的骚乱和纠缠，在那死的睡中，又会闯来什么梦？这，不能不令人犹豫。正就是这考虑，才使这苦难如此长拖下去！因为，谁还肯忍受这世界的鞭笞，嘲弄！压迫者的横暴，傲慢者的欺侮。真情被鄙视，国法被挠阻。官僚们的以势凌人，劳苦功高反而遭到小丑们的咒诅。如果仅以一刺刀，就把这孽债永消除！谁还肯，肩挑重担，苦熬一辈子喘气流汗。
“豁边了！老市长今天咋兴致这么高啊，竟然背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了！”正当几个助手们窃窃私语“老市长”的反常行态时，忽见会客室外一位穿着整齐、打着领带的华侨像风一样健步进入，并且听得汪道涵的阵阵朗读声后，不仅戛然止步，而且竟然接过话茬，跟着背诵起来——
……如果不是心害怕，害怕那死后茫茫莫辨的彼岸，行客渡过去从不见转回头。因而心乱意否，宁可忍受当前的灾祸，不敢向未知之数奔投。这样，深思竟把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果断力的本然灵光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迷雾。声势浩大的事业为了这踌躇一顾背离的原有的航道，失去了行动的光辉……
这时的汪道涵已经转身过来，已经看到了向他徐徐而来的“老朋友”。于是他张开双臂，继续朗诵着： 轻点儿成吗？
“老朋友”同样地伸出双臂，甚至有些手舞足蹈：美丽的奥菲莉娅，啊，仙女，祈祷的时候，为我所有的罪恶，忏悔……
“哈哈……”汪道涵与“老朋友”的此次会晤，就是在如此戏剧性的朗诵中完成的。
“请坐，林先生！”
“汪先生请坐！”
“林先生比我长三岁，当为兄，理应先请坐——”
“哈哈哈，都说汪市长有学者风度、教授博识，果不其然！”
“林先生过奖了！”汪道涵扶着请“老朋友”坐下后，亲自倒茶端请。
“不敢不敢。汪先生乃中国第一大市长，同炎我怎敢如此受宠呢！”称自己为“同炎”者，姓林，名同炎，是世界著名桥梁专家。
汪道涵要见的这位桥梁专家林同炎，读者只需在手机上搜索一下这个名字，就会查出此人一长串的卓越成就：
1974年，国际联合预应力协会颁发给他该学会最高荣誉——“福森厄特奖章”和“福纳西内奖”。
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联合房屋研究委员会曾颁发给他“四分之一世纪贡献成就奖”。
1986年3月12日，他荣获美国总统里根亲自颁发的美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美国政府并赞誉林同炎“是工程师、教师和作家”——注意：称他是“作家”。
1987年，林同炎得到美国咨询工程师学会的最高奖状——“功绩奖”（他为获得此奖唯一的华裔人士），表彰他在建筑工程方面的突出成就，称他是“工程界的先驱者”，说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是教育家、研究者，其工程设计的创意和优雅造型，使全人类均共受其利”。该奖自1952年起，规定每年只发给一人，获奖者包括美国的两位总统胡佛及艾森豪威尔。林同炎是该奖颁发34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得奖者。他为炎黄子孙在国际科技领域争得了崇高荣誉。
1994年，他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校教育改进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校友奖”。此奖每年从三十多万名校友中仅遴选出一名。
此外，还获得国际预应力协会的“Freyssinet Medal”、欧洲以外唯一的法国建设协会的“Albert Caquot Medal”、全美顾问工程师最高奖、美国首届OPAL奖（美国工程及工程师奖）等等。
林同炎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也是获选美国工程研究院院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设立的首届四个杰出奖项中，他又是“设计类”奖的第一名得主。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为了表彰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特殊功绩，特将该学会的“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炎奖”。此奖为最早以中国人命名的科学奖。
加州大学特别授予他“终身荣誉教授”和最高奖——“伯克利奖”，并设立了“林同炎纪念馆”。
美国建筑工程界最权威的杂志《工程新闻记录》曾选出125位在过去125年对建筑工程最有贡献的人物，林同炎和建筑大师贝聿铭、桥梁专家邓文中、“污染防治先生”林作砥四位华裔同时入选。林同炎还曾获得美国、中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四个名誉博士学位，并先后被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林同炎的设计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大胆和创意，他深信：将现实条件和力学的美融合在一起，加之对结构前卫的认识使他能够做出前所未有的设计。正是基于对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这种近乎完美理解，林同炎改变了建造领域的历史——使得高耸、优美的大跨结构能够从容面对荷载、地震、飓风的光顾”。“林同炎一直试图通过他在技术和结构工程领域的努力将人类社会带往一片更加宽广的领域，他的激情正在激发着全世界工程师的创造性。”——这是世人对他的评价。
林同炎，一位无与伦比的桥梁建筑大家！仅在美国，由他亲自设计和根据他的理论建造的桥达千座！
世界奇观。世界奇人。
“能见到林先生是我此次美国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呀！今日得以见到先生，实在开心、开心啊！”汪道涵再次起身弯腰握住来访者之手，深情道来。
“岂敢岂敢！”林同炎赶紧站起，连声回应，“汪市长威望如泰山，同炎早有结识之愿。今日能在旧金山见您，真的是三生有幸！然，令同炎我想不到的是，汪市长竟然对我家兄的翻译作品如此熟悉和厚爱啊！”
汪道涵笑了，一边请林同炎坐下，一边告诉对方：“先生有所不知，我也是你哥、林同济先生的崇拜者，他可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国宝级人物，他翻译的莎翁的《哈姆雷特》，不仅是全中国读者都喜欢的经典作品，也是我的最爱之一！”
“是吗？”林同炎一听，更是激动不已。
“是的。”汪道涵连连点头，说，“可惜我的嗓子破，如果先生能听到我们上海的大演员孙道临先生的朗诵，那才叫过瘾呵！”
“好——下回我到上海，一定要见见那个孙道临先生。”林同炎欣喜若狂。
言归正传。
汪道涵说：“这次我来这儿，一则是来拜访先生，二则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先生再到上海访问，帮助我们看看如何在黄浦江上造大桥……”
未等汪道涵的话落停，林同炎便激动地站了起来，“汪市长啊！您可知道我早有心思，想在黄浦江上建一座大桥了呀！知道吗，五年前您刚到上海那会儿，我就绘过《黄浦江大桥计划》送到你们政府那里去了……”
“听说了听说了！我还看过你的图纸。”汪道涵连连点头说，“今天我就是想告诉先生：浦东开发这事我们就要定了，我们就等着先生把一部分精力，把富有炽见的目光移向东方——那儿是你的祖国，也是未来全世界的希望所在……”
“谢谢汪市长！太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喜讯……”林同炎又一次站起，这回是他主动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汪道涵的手说，“我同炎一辈子为美国和全世界各国设计的大桥数不清，但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要为我哥哥安魂的上海建一座你们想的黄浦江大桥……”
“我向先生保证：你的这一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真的？”林同炎眼泪都出来了。他握着汪道涵的手，迫不及待地问：“那您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动手设计？”
汪道涵用手轻轻地拍拍对方的手背，请他坐下。然而换了一副较为平静的语气说：“关于开发浦东，现在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上海自己也遇到了困难，你是知道的，主要是我们现在口袋里没有钱哟……”
“这不是个问题！您看这样……”林同炎立即反驳道，并扳着手指给汪道涵出主意，“只要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这桥和路一修好，周边的地价就会上涨。这土地一上涨，就出租或卖出去，如此滚动，开发出租，国家和政府不花一分钱，便可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那时整个上海规模也就可以成倍地扩大！”
汪道涵感慨万千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林同炎又被感染了，他激动地说：“如果需要，我林某愿意做浦东开发的开路先锋！愿意帮助祖国搞建设，造福上海人民！”
“上海人民和祖国将不会忘记先生的深情厚谊！”汪道涵动情地再次双手紧握林同炎的手，征求道，“道涵想问先生一件事不知可否？”
林同炎不解地说：“尽管道来！”
这时，汪道涵以他特有的“笑眯眯”姿势，将身子轻轻地靠近林同炎，然后在其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嘛！”林同炎心领神会道，“您不说我也正好想做这事呢！”
“这太好了！太好了！”汪道涵更是满心欢喜。
“唉，汪市长，您不就是市长嘛？把信写好了寄您就行了吗？”林同炎突然道。
汪道涵摆摆手，微笑地说：“我现在是‘上海市原市长’了，新市长是江泽民……”
“噢——”林同炎若有所思。
一年后的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收到来自美国旧金山的一封“万言书”，而写信的主人正是林同炎。这封题为《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的长信，给新一代上海市领导和整个上海学界，都带来了巨大冲击，林同炎的名字也同之后的“浦东开发史”联在了一起……
“向东！继续向东——”又是一个早春的上海浦东。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在泥泞的田野土公路上停停走走。
这是老市长汪道涵的又一次“浦东行”。他这样记录道——
下午，汽车飞快地奔向外高桥。接近江边时，车轮在泥地上飞转，扬起一片风尘。伫立江堤，极目远望长江的入海口，心胸豁然开朗。这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区域。据说，经科学论证，这儿适宜造深水港，有百余艘万吨轮的泊位。在这里建港，不仅会减轻黄浦江岸线的吞吐运载负荷，更能提高运输的经济效益。
“这儿开发的潜力是很大的。”
“是啊，一位华侨想来这儿投资码头，散装化肥和争取外汇平衡。希望市领导部门和港务部门能够考虑。”小孟说。
朱镕基后来这样评价汪道涵，说他是浦东开发最活跃的积极分子，而上海人民称他们的老市长是浦东开发的先驱者。老市长这篇《浦东行》提到的“小孟”，叫孟建柱，时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后来“小孟”便成了我们熟悉的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但他的“向东看”姿态与立场，一直激励和引领着后来者继续往东看——因为东边的浦东风景独好，好得让人心旌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