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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缺钙”的警告，是为了采取“补钙”的行动。要解决党员干部的“缺钙”问题，要“补钙”，就是要解决党员干部的信仰和理想信念问题，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早期共产党员夏明翰留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遗言，流芳百世。
这样的豪言壮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旗帜之下聚集起来的，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青年毛泽东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曾经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里讲的“主义”，就是毛泽东在湖南领导思想解放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在实践中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信仰”。在今天改革开放年代，我们不仅要长期执政，还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要在这样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更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坚信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近年来，社会和学界对信仰问题的议论越来越多，许多人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信仰缺失问题十分担心。与此同时，在信仰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迷茫也越来越多。有的人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有的人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问题归咎于我们的宗教政策，甚至有的党员干部也把信教作为解决信仰问题的出路。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引起中国共产党的担忧和警觉。这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在宗教问题上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个宗教和信仰那个宗教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这个教派和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政府不能干涉公民的个人信仰。同时，中国也强调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信仰宗教。那么，共产党员不信仰宗教，是不是共产党员就没有信仰了呢？除了共产党员，中国绝大多数人保持着孔子那个年代以来“敬鬼神而远之”的文化传统，都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那么，是不是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信仰呢？显然，不能那样说。关于信仰，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西方民族，还是东方民族，最初由于对自然界缺乏认识，对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存在恐惧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感，形成了“神灵”的意识以及对神灵的信仰。这是人类最初的原始宗教信仰。伴随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有私人财产有阶级有国家的奴隶社会，在这种广泛存在的早期原始宗教的基础上，有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有神圣的偶像和宗教教义、礼仪规范、道德戒律，并有人专事传播的宗教，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各种宗教之间同政治利益相联系的排他性争斗乃至长期而残酷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在最早的国家夏朝
和商朝
出现后，早期的原始宗教同国家的权力授受和祭祀活动紧密相连，为国家政治统治服务。但是在商朝被周朝
取代之际，即在商朝“天子”地位动摇的时候，早期原始宗教的神秘地位也随之动摇，而以“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成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的主要根据，与此同时，早期原始宗教并未被废除，而是出现了“敬天地奉祖先”和“敬鬼神而远之”并存的社会现象。到了周朝，集权的政治统治式微，从西周
转变为东周
后，各个诸侯国互相争斗，中国历史进入了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为了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也为了尽快找到解决这种社会动荡的政治方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发展了周朝以“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伦理体系，强调“仁者爱人”、“和为贵”的社会道德，实现“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后来经过精心加工，进一步同等级制的纲常体系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柱。这是中国的早期原始宗教没有转化为像西方那样的宗教的重要历史原因。即使后来中国在政治纷争中，由底层贫民发起的道教也成不了大气候。事实上，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和谐相处。特别是，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同中国古代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儒道释相结合的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人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看作是一种信仰，那么它显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文化信仰。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信仰固定的宗教，这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造成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不等于中国人没有信仰，更不能说中国人是西方有些人诬蔑的那种只讲物质利益而没有精神追求的“野蛮人”。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的崇尚，对“和为贵”的推崇，对“天下为公”的追求，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而是有自己始终不渝的追求和崇高信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须知，共产党人的信仰，不是哪一种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信仰。要问中国共产党人信什么，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人类的信仰是一种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但只有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科学的信仰。马克思的贡献，就是认为不仅自然界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强调指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把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他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阶级就是通过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建立同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能够让人类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信仰，一种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根本动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信仰。
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是西方人，但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西方和东方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人服膺的是科学，是真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中国的民族救亡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还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追求相契合。
首先，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发展的最好思想武器被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中国共产党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诞生的。我们常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中国，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都是为了民族救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初只是来自西方众多学说中的一种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学说，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寻求民族前途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工人阶级是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为声援北京被捕爱国学生而以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救亡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从立党第一天起就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深受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熏陶，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正如毛泽东所深情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也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当他们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并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依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样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情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伟大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信仰和根本指导思想。正如毛泽东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深刻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同时，我们还要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相契合。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自己梦想特别是美好社会理想的民族。在汉学名著《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在《礼记·礼运》中，“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儒家学者十分怀念夏朝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以“天下为公”为要旨的“大同”理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非都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科学信仰和根本指导思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够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传统，认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更何况，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僵死的教条，而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实际出发运用其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就在于他们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懂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更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而在提出后又遭到苏联共产党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个思想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由这一理论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又一个思想理论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信仰和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治国理政中的信仰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进行这样的信仰之辨，之所以十分重要，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理想信念问题。
理想和信仰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理想。没有信仰的人，就不会有理想。有宗教信仰的人，理想就是让自己的灵魂或来世进入宗教经典所描绘的无比美好的“天堂”、“乐园”、“佛国”。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想，就是合理之想，即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之想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之上的，这种信仰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的矛盾和冲突中，只有通过革命建立同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给人类带来持久的美好生活。因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理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之间的联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就可以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
理想，对于治国理政的主体来讲，属于实践的“目的”范畴。实践，是人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的实践，无论从进程的展开来说，还是从进程的结果来说，设定正确的“目的”都非常重要。因此，作为实践目的的理想，在实践中往往是人的行动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而且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制定了致力于完成阶段性任务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党在阶段性历史中确定的社会理想，分别称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是党不同于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的最低纲领。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他同时还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我们在了解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理想，以及信仰与理想的关系后，还要注意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中，除了“信仰”和“理想”外，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共同理想”、“信念”等基本概念。
所谓“共同理想”，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共同奋斗的社会理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强调共产主义是党的远大理想或崇高理想的同时，明确指出，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积极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需要指出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要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重大步骤。对此，江泽民曾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说过：“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决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在今天就可以淡化它、遗忘它甚至背离它。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就陷入空想，无视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决不能因为今天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迷失方向，忘记共产主义是我们始终不渝奋斗的远大理想。
所谓“信念”，就是坚定不移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执着奋斗的理念。“执着”是信念的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作为实践中的“目的”范畴，是反映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认识。信念，虽然和理想在“目的”的内容上是一致的，但它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加入了人的情感、意志等因素，是知、情、意相结合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理念。邓小平明确说过：“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此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团结和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叫作万众一心。”
当然，我们这里对“理想”和“信念”所作的词语学解释，只是一种简明的逻辑解析，事实上，“理想”和“信念”这两个词在中国人日常的政治用语中常常联系在一起并用，并被统称为“理想信念”。这样的“理想信念”就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是知、情、意相结合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个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把信仰和理想信念问题称为共产党人的“骨头”和“钙”了。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治国理政为什么要先解决实践主体是谁以及实践主体的信仰和理想信念问题了。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脱离群众作为党的最大危险，把理想信念和群众路线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