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Eno
布莱恩·伊诺

著名艺术家、作曲家、歌手

U2乐队、酷玩乐队、保罗·西蒙的唱片制作人

著有《炫音之年》（ A Year with Swollen Appendices ）

THE WORK OF A LOT OF MODERN CULTURE IS TO SAY TO PEOPLE: YOU'RE MAKING VALUE.

许多现代文化的作品就是要告诉人们：你们正在创造价值。

——《文化大理论》

伊诺： 我想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那个潜藏在所有问题背后的问题，我或多或少在我的书中已经给出了暗示。而且在那之后，我就此话题也写了更多东西，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试着发现一个文化的大理论：为什么人们要从事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究竟把什么叫作文化，又把什么东西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把什么剔除在其范畴之外？

我思考这些问题有两个目的。第一，我想要找到一种单一的语言，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畅谈时尚、蛋糕装饰、塞尚、抽象画和建筑。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讨论任何可能被称为没有实际功能而又有风格的行为。实际上，人类在这类行为上所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风格”上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或者说，人们越来越注意在事物的不同风格之间做出选择。要想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问题是：真的有这样一种语言可以让我们用来谈论上述所有话题吗？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为纯艺术单独分出一种语言，要与我们所谈论的其他东西区分开，而是应该找到一种语言来把这些艺术话题串联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持续不断而且无一例外地参与文化活动？任何人类群体都制造过被我们称为艺术的东西。文化活动对于人类来说似乎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倾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驱动力的本质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用？当人们说这些问题前人早有著述时，我想说，事实上前人还没有写过，真的。有关这个课题的著述少之又少，只能摆满一个不到半米长的书架。而所完成的工作不过是对文化艺术品的繁杂分类：人们把一些人工制品罗列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有点像那个，这些似乎属于一个类别，等等。

但我一直强调，这有点像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的自然史。在达尔文之前，人们对自然界有很多观察，人们注意到了许多自然事物的存在，然后对这些事物做好翔实的记录并讨论这些事物，称这个与那个有关，这个比那个高一些又比另一个矮一些。其实所有人们曾经对自然所做的判断和观察，也正是现在开展文化行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在达尔文出现后，事情出现了改观。

达尔文提出的理论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很容易理解，但意义却极其深远，他的理论给出了一种语言：生存的语言，也就是生物在选择中求生存的动力。你可以把所有被称为生命的个体纳入这个语言框架内。通过这样做，这种语言让这个学科不再只是堆积繁杂的材料，而是真正能够提出关于这些材料的理论。从某种层面上说，达尔文终结了自然史只停留在材料收集的阶段。过去，自然历史学家能做的不过是到户外去观察，而达尔文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自然历史学家可以想办法将事物联系起来，进行推断和预测，预言如果甲发生的话，就可以合理地期待乙会发生。而这正是科学的工作。

伊诺： 我所感兴趣的大多数关于艺术和文化的问题，其实都需要试着用进化论这样的大理论来进行思考求解。这种理论不偏斜、不神秘，容易理解，同时又能允许对文化进行真正的讨论。另外我觉得大多数的艺术著作都极其糟糕。

我的第一任岳母，也就是我第一位妻子的妈妈，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她住在剑桥，组织的沙龙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参加，其中有著名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化学家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数学家与物理学家赫尔曼·邦迪（Hermann Bondi）等。她的名字叫琼·哈维（Joan Harvey），组织的沙龙叫“剑桥人文主义者”（Cambridge Humanists）。17岁那年，我遇到了她的女儿，也和她相处得很融洽。一天，琼对我说：“你做的事情很好，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愿意浪费自己的才智去做一名艺术家。”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我的痛处。我来自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从来没有谁会特别关心我做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关心我的所作所为。后来，我结识了许多充满艺术气质的朋友。当然，他们都认为做艺术家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可从来没有人关心地问一声为什么——艺术的意义何在？或是它给人们真正带来了什么？这就是我有趣的双重生活的开端，我生活的一部分显然是个艺术家，而另一部分，对我来说同样有趣，就是我一直在思考我正在干的是什么，或是其他人正在干什么，我一直在追问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

伊诺： 如果你问20个科学家他们正在做什么，或者科学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给出类似的答案：我们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想要弄清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如果你问20个艺术家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从事艺术工作，或者艺术对人们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得到15个不同的答案，而剩下的5个人则会告诉你少管闲事。不管怎样，关于艺术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共识，虽然有些人会说艺术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我是一名艺术家，但读的大部分都是科学类书籍，这点倒是和大部分其他艺术家一样。我认识的艺术家很少有人会读和艺术有关的书。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自己。在艺术领域难道就没有同样高质量的对话吗？大部分艺术家通常谈的都是科学，他们对艺术往往避而不谈，我想这是因为没有一种成熟完善的语言可以用来进行一次关于艺术的对话。

我渐渐构建起一个关于文化的理论雏形，现在也有了一些支持者。我谈论这个理论雏形有段时间了，我还把它精简了一下，使它能够在两天之内表达清楚。

第一个假设，如果可以的话，所有人类群体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被我们称为艺术行为的活动。此处的“可以”指的是他们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即使当人类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时，他们也会参与一些装饰性的、非常复杂的、有风格的行为。这类行为会消耗他们大量的资源，也会耗费许多的精力。因此，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人们这么做不只是想获得一些适度的娱乐吧，这么做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假设，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统一场（unified field），而生命在相同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统一场。这一点我之前也谈到过。因此，我们才想要提出一种语言来解释文化，就像生物学家想要提出一种语言来解释生命现象一样。在生物学家的语言框架下，无须为每种生物发明一套新的术语，我们就可以讨论鲸鱼和阿米巴虫。同样，我们也想在文化现象之下获得类似的结构与可能性，帮助我们定位和理解文化。

伊诺： 我想找出一种谈论文化的方式。如果要用它来谈论，它就必须包括所有的文化现象，从被视为最短命、最卑微和最不重要的文化，比如发型、鞋子的样式等，到被看作最神圣、最永恒的范例，都要包括进来。现在，当我试着思考文化对我们有什么用时，我尝试将其代入到特定的情景中，看看文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就拿桌上的这副名牌太阳镜来说吧。这副眼镜非常有型，但它其实并不是必须做成这样。眼镜并不一定要有趣，并不一定要做成椭圆形，要做得奇形怪状，或是做得像太空时代的产品。当我戴上这副太阳镜，我不仅将刺眼的太阳光挡在了眼外，我同时也参与了一项由我自己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参与的游戏。戴上眼镜，我便进入到一个模拟器中。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抛弃我原来的样子，成了别人；我只是暂时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与刚才和你谈话的人完全不同的人。

对于所有的时尚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去扮演别人。我们暂时栖息于另一个世界。如果我决定剪短自己的头发，穿得像个坦克指挥官，我便会与许多东西产生共鸣，比如军备、权势、投降、控制、力量、软弱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当我做出关于时尚的选择时，我正在有效地进行角色扮演。

如果我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其实是在参与另一种角色扮演。我首先看到一个新世界拔地而起，如果电影足够好的话，我还会理解这个新世界的条件与规则。之后，我会看到一些表现出特定个性的人出现在这个世界，我观看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如何联系在一起。我眼中发生的一切，基本上是一个早已被设定好的实验。我所看到的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如果世界是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如果这样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遇上了那样的人，会发生什么？

伊诺： 这种游走于其他世界的游戏能力，这种从我头脑中的一个世界跳到你头脑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世界，或是跳到所能够想象的数百万其他可能世界的能力，人类运用起来是如此流畅，如此随意，甚至都察觉不到自己正在运用这种能力。我们只有在遇到无法正常使用这项能力的人时，才会注意到这个过程是多么强大。比如，严重自闭的儿童，他们无法在不同的世界中转换，即使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能表现出远超常人的智力，但他们无法看到在他们能够感知到的此时此刻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世界。这让他们没有能力完成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他们无法正常合作。因为合作的前提是你不能仅仅理解自己的世界，还必须理解与你合作之人的世界，还要理解你们正在试着合力创造的那个共同的世界。因此，要合作你必须看到另外两个世界在哪里。第二，他们无法撒谎和欺骗。严重自闭的儿童没有欺骗的能力，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情景，这种情景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和他们坚信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作与欺骗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的。我们注意到一些高级灵长类动物也有基本的合作与欺骗，但与人类相比，它们的合作与欺骗只能算是非常基本的小儿科。我的看法是，对文化活动持续不断的参与，使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练习这种能力，不断地使用大脑的这一大部分，而这部分功能使我们可以在个体或集体的层面，假设、想象、探索、推断其他的世界。

正是在这一点上，艺术与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每一种都是高度条理化的“假装”，都是在说，如果世界是这样，看看会发生什么？

伊诺： 你可以说“另一个世界理论”只是我想法的一部分。我将这个想法的另一部分称为“隐喻理论”。实际上，人类的大部分知识并不是靠数学运算、数据统计或科学定律整理出来的，而是靠隐喻。人们平常需要理解的大多数事情都复杂、难懂、凌乱，而且在不断地变化。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描述都模糊不清，并不知道认识这些事物的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针对这些事物提出一些清晰而有价值的问题了。作为普通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冲破错综复杂的重重险阻，这个过程要求人与人之间持续地沟通，并不断尝试去理解。

当然，科学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极端版本。科学工作的本质就是在试着说：“我能把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剩余的部分区别开来。”事实上，可以说，我们不仅已经区分开来，还能为这部分世界建立一些理论，做出一些预测。

因此，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可以建立有用的隐喻。这正是为什么艺术家对科学那么感兴趣。因为科学不断地提出一些宏大的理论，比如混沌理论、复杂性原理等，然后我们就想，啊哈，好的，或许这正是许多事物工作的原理。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隐喻。同时，我们并不需要完全理解制造这个隐喻的科学原理。

许多这样的隐喻来源于科学，但还有许多隐喻源于文学、诗歌和音乐。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类比建构的世界中，从这个层面来讲，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相当模糊的。艺术家的工作之一便是发明隐喻、打破隐喻、挑战隐喻、分解隐喻、以新的秩序整合隐喻等。艺术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时时刻刻地提醒你，你大多数时候的思维过程，正是制造隐喻的过程。

我对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 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是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本书将你从旧的思维模式中拽了出来。旧的思维模式有两个部分，理性的部分和直觉的部分，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则认为不全是那样的。书中说，实际上有一个连续体，在有些情景中我们可以极其理性，比如用计算器算账的时候、对将要做的事以及对这件事可能的结果做精确估计的时候。我能够使用自己所有纯粹理性的工具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注意，大脑思维是一个连续体，只要我还在思考，就不会中断。在这个连续体的一个端点，我可以完全理性且很有逻辑，但在大多数时候，我必须做一些猜测，而到了另一个端点的时候，我就只能依靠纯粹的直觉了。绝对是纯粹的直觉。

伊诺： 大多数时候，在我们的印象里，做事情只有这两种分割孤立的方法。但我相信，人在做事情时，是持续不断地在整个连续的波谱上进行调整的。这个调整导航的过程正是形成各种隐喻的过程，是接受各种隐喻有用之处的过程。而艺术家还没有在这个领域真正地研究和创作过。

到目前为止，所有这方面有趣的研究都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完成的，因此倾向理性这一端。如果我画出一条从最理性到最直觉的波谱，我想说，我们对波谱的这两个端点处的研究都还没有上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理性与直觉中间不断地谈判。

艺术家一直致力于为极端“直觉”而欢呼，并认为这才是人类存在的巅峰感觉，同时，科学家又自然而然地崇拜另一个极端。艺术家和科学家各得其所，也乐得其所。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推进理性或是直觉的边界，然后发表声明，却难免无功而返。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次这样的对话，大家承认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理性与直觉的中间，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出于一种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感，我思考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觉得，要找出人类能够继续保持合作的唯一方法可能需要艺术家或是对艺术感兴趣的爱好者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我而言，我觉得艺术家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再保持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可就一点都不好了。当然，我只是就自己的情况而言，我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我只是无法忍受，我可不要什么浪漫的态度，说艺术家不应该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伊诺： 我给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信。他在BBC第1频道给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作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到，英格兰总是重视艺术而忽略科学。事实上，他是对的。英格兰有一种崇尚自由和人文的文化。这种文化让人觉得艺术是美妙的，而科学，我们只要与之好好相处就可以了。如果发明了新的洗衣机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只要告诉我们一声就行了。道金斯在自己的演说中让大家觉得人们对艺术的理解要远远好于科学，而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一方面，人们对艺术的理解相当贫乏。而之所以能够高高兴兴地聊艺术是因为所谓的观点是无法被挑战的。人们就某个话题开始无聊的谈论，你可以随意地大放厥词，反正最后也没人对你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认可科学的力量，认可克隆技术、核武器等尖端技术的威力，都知道科学既威力无穷又充满危险。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许多对科学的批评。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文化照样威力无穷又充满危险。如果文化只是被当作可以让“残酷”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的调味剂来谈论，只是被当作蛋糕上的糖霜，人们便不会意识到，文化其实是一种让我们湮没在其中的介质，而这介质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把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并左右着我们的想法。

道金斯回信说我的信来得正好，因为他现在思考的越来越多的事情是模因，而不是基因。当然，模因与文化有关，文化是模因的景观。

伊诺： 我所寻求的理解之一是开始认真对待由普通人创造的文化。我在一些书中找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如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建筑模式语言》（ A Pattern Language ）和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建筑如何学习》（ How Buildings Learn ）。去了解那些认为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业人士的普通人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尊重并认真对待他们安排自己时间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看到有朝一日，人们开始正视文化生活，将自己视为有文化的人。人们无法自己控制自己。这可不是一个是否下决心做艺术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控制你自己。这在心理上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文化告诉人们：你去做吧。

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更加深刻，我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解释了。什么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史都是在试着找出文化客体中的价值源泉。色彩理论、维度理论、黄金分割法等所有这些理念，都假设一些事物天生比另一些事物更加美丽、更有意义。新的文化思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文化思维认为是我们给事物赋予了价值，是我们在事物中创造出了价值。是“赋予”这个行动让事物有了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甚至可以说全部的基本理念，都是建构在认为有一些事物具有天然内在的价值、共鸣和意义这个假设之上的。同时，所有实用主义作品都从另一假设出发：不，是我们，是我们创造了意义。

文化正是要带领人们去理解这个问题。许多现代文化的作品就是要告诉人们：你们正在创造价值。当马塞尔·杜尚展出小便池时，他称自己的行为是“慎重的审美中立”，他当时是这么说的：“看吧，我可以把任何东西放进艺术画廊里，我可以让你一起参与进来，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它具有价值。”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你与展品之间的交易，并在此情此景中创造了价值。

做金融交易的人或许能够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价值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体系所赋予的。但这又不像宗教通常理解的那样。当然，这绝不是本质主义者可以理解的。对我而言，许多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瓶颈”问题正是来源于难以理解“是人赋予了事物价值”的含义。事物中的价值不是之前就到了那儿，也不是本来就在那儿，更不会一直在那儿。它也不是由别的什么人创造好，然后留给我们去发现的。是我们自己创造了价值，把价值放在了那儿。

参与文化活动是帮助理解上述思维的一种方法。当然，过去的艺术史总是用下面的例子来支持旧的理念——噢，是的，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哀子像》是美丽的，因为它的比例与神圣的黄金分割比例产生了共鸣，直指我们的内心，因此美的价值是固有的。我们只是一个雷达的接收器，我早已不再接受这种古老的发射－接收模型。价值产生于交易。客体本身几乎可以是毫不相关的，就像杜尚的小便池一样。实际上，他也可以选一把铁锹或是一个车轮。

正如杜尚所言，他所做的是创造了一个情景：观众走进来，然后创造价值。许多20世纪的艺术都与此有关，这些艺术作品提醒我们，是我们让它们有了价值，在我们赋予它们价值之前，它们的存在并不蕴含价值。 TlymUOp58iFjBSH/RqYJ8oU8QfxrrnyaSAKhKKXcmYpcEu2DETuVV+0Ch0KjLw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