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Daniel C．Dennett
丹尼尔·丹尼特
世界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著有《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 ）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ONLY AN ACCOUNT OF CREATIVITY IN TERMS OF MEMES HAS MUCH OF A CHANCE OF GIVING US ANY WAY TO IDENTIFY WITH THE PRODUCTS OF OUR OWN MINDS.
只有以模因为基础的创造力才可以让我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心智创造出来的产品。
——《文化的进化》
文化在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句老生常谈，但从其他方面讲，它又坚定地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的理论，一个有争议的、推测性的、未经证实的理论。当我们在盘点某个时期某种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时，比如公元1900年的文化，它应该包括构成此文化的所有语言、习惯、节日庆典、宏伟建筑、工具、神话、音乐、艺术等元素。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化库中的事物也会随之改变。一百年后的今天，文化库中的一些事物消失了，一些事物成倍地增加着，一些合并了，一些改变了，还有许多新的元素第一次出现。文化库中的事物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对这些变化一字不差的记录不像是一门科学，而更像是一个数据库。于是，就出现了那句老生常谈：文化在随着时间进化。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但现在，请转向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在文化库中出现的模式呢？文化的进化有没有好的理论或模式呢？
有一种可能性认为，如果文化进化存在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也没有科学的解释。有些人称，文化进化的模式可能只是叙事模式，而非科学模式。这显然有些道理，但却站不住脚。要知道，许多科学模式本身也是基于历史的，会在某种程度上以叙事的方式进行揭示和解释。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都是基于历史的科学。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曾说过：“万物各居其位，皆因各得其所。”
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所有的科学门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历史的。
有些人可能想说，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或者说所有按照时间序列梳理过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被称为叙事。人类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表现出的模式往往需要不同形式的理解：诠释学的理解（hermeneutical understanding）、顿悟式的理解，或是精神科学（德国人在这个领域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式的解释
。我认为这种想法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只是说明一些特殊的理解方式会有助于我们弄明白关于人类主体的叙事而已。
一个好的故事，其情节展开不仅要能预测在一般规律及前提条件下的结果，还应该以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方式进行描述。然而，这些重要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文化的进化不关科学的事，也不能说明文化的进化必须依靠学术界的其他领域才能解释。恰恰相反，这些事实说明，对叙事的人文理解与对生命过程的科学解释，虽然各自的形式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但两者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支撑。在阅读或是创造优秀的叙事作品时，如果审视一下自己特殊的理解方式，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
平庸的叙事作品要么就是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堆叠且毫无关联的情节—“讨厌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要么就是无聊到可以完全预测出下文的故事。好故事往往介于随机性和常规性的中间，那些出人意料的情景在回头看时往往很有道理，而且能和谐地穿插在一个符合常识的故事框架中。
之所以能够理解叙事作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视角，我称它为“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这是一种策略，帮助我们分析在一连串的事件流中的故事主体及主体理性的行为与反应。故事中的主体，也就是人，出于某些原因才会做某些事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他们的理智、信仰、欲望进行分类，对每个主体做事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准确地预测出对于每个主体而言最理性的行为是什么。有时候，最理性的行为相当地明显直白，“叙事”可以准确地预测结果，但同时也是无趣且没有启发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一局国际象棋比赛要想有趣，要么是我们惊叹棋手的着法高明、超过自己的计算能力，要么棋手出现低级失误，选择了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次优策略。
在更为广阔的人类行为世界中，道理同样如此。我们不会觉得珍妮下班回家路上去了趟超市的故事是有趣的，因为从意向立场的角度来看，故事的展开完全在预料之内：给定珍妮的角色，她今天并没有经历什么有趣的事情。然而，在其他时候，一个行为主体最理性的行为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有时甚至无法进行实际的计算。在面对这样的叙事时，我们就会对事情的结局大吃一惊，有时兴高采烈，有时胆战心惊。回头来看故事的这种波折时，我会觉得很巧妙，但当初谁又能猜到珍妮今天会决定做这样的事情呢？
繁复的人类日常理性行为不会造就经典的小说，但正是这种单调乏味的理性叙事构成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让我们能够在回顾故事中那些有趣而奇怪的情节时感受到意义，并预见到在运动的碰撞中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复杂事件。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试着用传统的模式来解释文化的进化，把意向立场当作解释的框架。这些理论家把文化当作组装而成的商品或是财产，人们用丰富多样的手段来管理这些财产，或聪慧，或愚蠢。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某些传统，比如火光照明、房屋建造、说话、计算、公正等。他们像交易其他商品一样交易着这些文化商品。当然，也有一些文化项目（比如运货的四轮马车、意大利面、巧克力蛋糕的食谱等）本来就是商品。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经济学的工具来画出这些商品供需变化的轨迹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很明显，要想保护受欢迎的文化项目就要牺牲不那么受欢迎的文化项目，这就是生命主体在竞争市场上对文化商品的“买”与“卖”。如果一种新的房屋建造方法或农耕技术，或是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席卷了文化圈，那是因为人们从这些新奇的事物中有所获益。
在这个模型中，人们被视为拥有自主的理性：如果夺去一个人的所有物品，他就算赤身裸体也依然会拥有理性，同时，也拥有各种欲望。当他穿上衣服，把自己用各种商品武装起来后，他就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欲望也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瓶装的可口可乐在全世界推广，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买一瓶可乐。广告有时会愚弄人，但当我们回头看那些做广告的人或是他们的雇主时，则会发现，作为这个现象中的相关个体，他们其实是用自己的欲望来确定可乐在我们成本收益计算中的价值。那么究竟谁会得益？谁是最终的赢家？商品供应商获益了，供应商雇用的员工获益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瓶装可乐、建筑风格或是宗教教义，不同文化商品的自我复制力量都是靠市场上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的。
生物学家们也常常能够从中立的角度弄明白自然界的进化。他们将这些特征看作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分属于不同物种的不同成员：这是它的食物、它的窝、它的地洞、它的领地、它的配偶（们）、它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收益计算解释了在农业生产中不同物种的成员们为什么可以栖息在同一片环境里
。然而，并不是每种“财产”都被当作“商品”。比如，一个人身体表面积攒的尘土和污垢就没有任何价值，更不用说寄生的蝇虫和跳蚤了，这些东西甚至还有负面的价值。这些搭便车者通常并不被生物学家视为商品，除非可以证明能从它们身上获得什么益处（又有谁能从它们身上获得益处呢？）。
传统的视角明显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文化和生物进化的特征，但这种视角并不总是那么有效，而且，要解释这些特征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一视角。我想展示一下文化理论家们，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进化现象，并从中获得启发的。新的视角是对意向立场别具一格的应用，并且依然把“谁得益”这一问题摆在了首要位置，但这一视角能够为进化现象提供经常被忽视的其他答案。我正在谈论的这个视角正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的“模因论”。这种观点严肃地相信并认可文化主体可能会依据选择机制进化。这种选择机制对“谁得益”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文化元素本身将从其载体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上获益。
无论什么时候，当关注成本收益时，我们都需要问“谁得益”？“获益”本身并不具有解释力；无中生有的“获益”本身就是一个谜。除非能够证明“获益”有助于提高重复因子的复制能力，否则“获益”这件事不过是静静地坐在那儿，或许充满诱惑，但却不能解释任何事情。
我们看到一只蚂蚁不辞辛劳地爬上一根草的顶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行为有什么适应性？这样做能给蚂蚁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其实真正该问的并不是这些问题。这么做并不能给蚂蚁带来任何的好处。那么，蚂蚁这么做只是偶然吗？难道有钩子把它钩上去吗？事实上，蚂蚁这么做还真是因为有“钩子”！
它的大脑被枝双腔吸虫（Dicrocoelium dendriticum）入侵了。这群微小的寄生虫需要把自己转移到羊的小肠里才能繁殖（里德利，1995）。为了繁殖，大马哈鱼会洄游到河流的上流；同理，这些寄生虫会驱使蚂蚁爬到草的顶端，以提高自己被路过的羊吃掉的概率。爬上草的顶端并不能为蚂蚁的繁殖前景带来好处，而是帮助这些寄生虫提高了繁殖的可能。
道金斯指出，我们同样可以把文化元素模因当作寄生虫。事实上，模因更像是一个简单的病毒而非寄生虫。人们喜欢把模因比作基因，因为模因是文化媒介中的复制主体，但模因还具有载体或表型，这一点与病毒更像。模因是并不那么赤裸的基因，它们就像病毒（道金斯，1993）。病毒基本上就是一串有“态度”的核酸，再加一个蛋白质外衣。类病毒则是一种更简单的基因。与此类似，模因就是一种有“态度”的信息，外面包裹着表型外衣。这些表型外衣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作用，并以此来影响自己被复制的机会。模因是由什么构成的？模因是由一系列信息构成的，任何物质媒介都可以成为其载体。这一点后面再详细讨论。
在模因的世界中，最终的受益者，也就是在最终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受益的一方，一定是模因本身，而不是模因的载体。这并不是一个唐突的经验主义断言，想要抹杀人类在发明、赏析和保护文化元素的传播和拓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我之前所言，在研究文化进化时，传统的视角能够非常好地解释许多观察到的模式。我的提议是想说明，在新的视角下，更加广泛而多样化的实证观点得以互相比较，包括传统的主张。支持这些观点的证据被放在一个中立的环境中进行考量，从而避免了对热议的问题未经详察而预先做出判断。
在“钩子”的比喻中，我们把模因比作寄生虫，为了提高自己被复制的概率而指挥生物采取行动。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搭便车者或是共生者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类别：
因为不同物种的分布其实是连续的，它们之间的边界也不需要被界定得那么清楚。从哪个点开始收益降为零，从哪个点开始变得有害，这些指标可能无法直接通过任何可操作的测试进行测量，但在模型中可以发掘测量出这些转折点产生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把模因分为这三类。这意味着，对文化特征进行筛选的“文化选择”总是“事出有因”，也就是能给宿主带来可以感觉到的或是被误解的益处，这是错误的。模因如果可以像寄生虫一样分为三类，就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永远可以向宿主或是作为载体的人类主体发问，是否感受到了某种好处并因此保护和协助待研究的文化元素进行复制？但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接受这样的答案——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下述的假设很可能成立：人类宿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是开放的还是持不可知论的，即便是竭力地反对，也无法避免文化元素对自己的剥削。
关于文化的传播与进化，最让人熟悉的一个例子是“创新”。这些例子往往备受瞩目，并明显地给宿主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好处，提高了宿主的遗传适应性。比如，一个更好的鱼钩可以捕更多的鱼，填饱更多的肚子，养活更多的子孙后代。强壮的胳膊和改进的鱼钩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在假想的适应性计算中，强壮的胳膊可能是直接通过生殖遗传的，而鱼钩则必须通过文化来传播。（强壮的胳膊也可以通过文化来传播。比如，健身塑形的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强壮的胳膊这一性状的遗传度很低，但人群中拥有强壮的胳膊的成年人比例却很高。）
即使鱼钩和强壮的胳膊流传了下来，从遗传适应性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只是被当作了一次有利可图的交易。这种交易可能只能带来短期的好处。毕竟从长远来看，就算是比较稳定的农业，如果你最终想要的收获是达尔文式的适应性，也会是一笔值得怀疑的交易。可以看看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 Guns, Germs and Steel ）一书中对人类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所带来收益不确定性的精彩反思。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备选的解释吗？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在短期内（进化论意义上的短期，可能指几个世纪甚至几个千年），一个文化元素要想繁荣昌盛，与它能否给宿主的遗传适应性带来“真正的”好处是无关的，与之强烈相关的是它能否给宿主的遗传适应性带来“明显的”好处。即使你认为达尔文式遗传适应性的提高是文化进化最重要的驱动力，你也不得不假设一些更快、更及时的保持与传播机制，要找出这样一个机制并不难。我们天生被赋予了一种对品质的偏见：对一些东西的感觉很好，对另一些东西的感觉不好。我们倾向于按照这样原则来生活：如果对一样东西感觉好，就留下它。
这种粗糙的原则可能会愚弄我们。对甜食的爱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元素的大爆炸，手工制品、日常实践、食谱、农业生产方式、贸易路线都相当直接地依赖于对甜食的开发，而这对人类的遗传适应性可能造成了净值为负的影响。注意，甜食给遗传适应性带来的是“明显的”好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处。通过引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上述文化元素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说明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拥有和消费糖来提高自己的遗传适应性。这个基本原理——对甜食的偏爱，并不是人类自己的，而是来自大自然母亲的，人们只是选择他们喜欢的罢了。
给定人们天生喜欢的东西，人们就会天才般地以令人惊异的远见找出获得这些东西的方法。这仍然是传统的文化进化模型——人们蓄养他们的商品，为了将他们喜欢的东西最大化，同时，人们的偏好几乎直接来自他们的遗传。这个非常有趣的理性计算过程可能引出更为有趣的可能性。随着这样一个主体的生活日渐复杂，人们几乎一定会获得一些新的偏好。这些偏好本身就是在文化中传播的共生物。比如，一个人对甜食的偏好会让她去买一本学烘焙的书，这本书激励她去参加一个艺术烹饪的课程，这个课程组织得很糟糕，于是她参加了学生抗议活动，她在学生抗议活动中表现得很出色，于是受邀去领导一个教育改革运动，而要想领导一个民意运动，一个法律学位的文凭就显得很有用，于是她去修读法律，等等。每个新的目标都必须通过利用先天建立的偏好，把自己引向模因圈（memesphere）中。这样，模因就能像冰川时代的基因进化一样，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让人类的状态变得无限远离其遗传起点。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
这样说道：“基因用一条皮带拴住了文化。虽然皮带很长，但文化的价值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它们对人类基因池影响的大小受到束缚。”
威尔逊的皮带，其长度和弹性都是不确定的。想象一下由数量极其庞大的文化单位、惯例和价值观构成的广阔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有没有一点是完全不可触及的？我看没有。威尔逊所说的“束缚”在文化产品与元产品的互相连接
中，可以被充分地借鉴、利用、削弱，最终可能成为可以跨越一切、通向任何一点、通往任何一种可能的路径。我想说的是，文化的可能性比遗传的可能性所受的束缚要更少。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论证某些想象出来的生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比如飞翔的马、独角兽、会说话的树、食肉的牛、像鲸鱼一样大的蜘蛛。但不管是威尔逊还是我所认识的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过相关的论证来证明在想象出来的文化设计空间中存在相似的障碍。这些在文化设计空间中想象出来的怪胎，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无疑是死胡同。从这种意义上讲，拥有这些想法的现代智人后裔将会走向灭绝，但是灰暗的前景并没有阻碍这些模因在飞逝的文化历史中进行进化和被人们接受。
我也提出了一个比喻来反驳威尔逊：基因提供的并不是一条皮带，而是一块跳板，通过这块跳板你可以经过这样或那样一条曲折的路径，抵达任何地方。这个比喻是为了解释文化进化的模式并没有被基因的力量强烈地束缚住。我们需要另辟一条模因路径来研究这个问题。
能够扩散的模因就是那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复制的模因，哪怕通过诱惑或是欺骗。文化主体指生活在文化中的个体，而这些模因侵入文化主体的大脑，在那里完成载体表型的改变，然后投身到伟大的选择竞赛中，不是达尔文式遗传适应性的竞赛（生命对于模因的传承来说太过短暂），而是道金斯式模因适应性的竞赛。它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作为模因的适应性，而非自己宿主的遗传适应性。在由大量模因构成的环境中存在选择的压力，由于模因竞争形成的选择压力又决定了各个模因的适应性。
模因的宿主们为什么能够忍得下去？为什么现代智人竟然愿意承担建立全新的再生产系统引起的高额日常成本？注意，我们在这里问答的问题与之前关于共生者－宿主关系的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为什么宿主可以忍受寄生虫？简而言之，消除这些寄生虫的代价太高了。寄生虫能给宿主带来好处，虽然好处最终主要被寄生虫自己利用，但宿主在可以忍耐的限度内尽量地忍耐这些寄生虫似乎是可以选择的最好的解决方案。从长期来看（数百万年），无论模因的侵袭会被看作共生、伴生还是寄生，至少在短期内（最近几千年），它呈现出的结果相当的壮观：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主体类型——人。
我想把这个发展过程同十亿年前的微生物革命粗略地做一下比较。相对简单的原核生物被它们的邻居入侵。结果这些内共生的细胞比没有被入侵的同类要更适应生存，于是它们发展壮大。这些真核细胞与未被入侵的表亲原核细胞一起毗邻而居，但多亏了那些入侵到它们体内的搭便车者，与表亲相比，它们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全能、更加适应，并拉开了创造多细胞生物的序幕。无独有偶，被文化侵染的原始人也开启了迄今为止不可占领、不能穿越的一片全新的设计空间。我们与我们的动物祖先毗邻而居，但是很明显，我们更加复杂、更加全能，也更加适应。我们的大脑诚然变得很大，但正是由于模因侵染大脑才获得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与我们的模因联手，共同创造了新的受益人，为“谁得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
模因论不仅为文化模式的理解开辟了全新的图景，它也为传统文化进化模型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解答的基础。传统观念假设理性的自利主体会专心致志地买入、卖出，忙于提高自己的福利。那这些自利主体最初来自哪儿？一般假设这些主体来源于动物，而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对“谁得益”这个问题的判断取决于模因对他们遗传适应性的影响。但是，当人们获得一些其他的利益时，特别是与遗传利益直接相左的利益时，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充满全新可能的世界，大马哈鱼、果蝇或是狗熊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条创新的大河是如何发源的呢？
在此，我想我们可以借助达尔文对自然选择学说公开发表的阐释。在《物种起源》的第1章，达尔文用一个天才的解释工具介绍了他关于自然选择的伟大思想，他在文中采用了渐进主义的立场。他并没有直击目标，不是一上来就谈自然选择，而是先写系统选择（methodical selection）：一种动物和植物育种师经过认真计划后所采用的、充满远见和目的性的“品种改良”。他语言精练，从一段读者非常熟悉而且不会引起争议的常识开始：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物种都是突然就变得像现在这么高产、这么完美的；事实上，从许多案例可以看出，这些物种的演变史并非一蹴而就。事情的关键在于人类不断积累的选择：自然接连不断地让物种进行变化；人类将这些变化按照对自己有用的特定方向累加起来。
但达尔文接着提到，在这种系统选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没有远见与目的的选择过程，他将其称为无意识选择（unconscious selection）：
现在，杰出的育种师们试着用系统选择来育种。他们有清晰的目标，想要育出比现存的所有品种都要更好的品系或亚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选择更为重要，姑且称之为无意识选择。这种选择的根源在于每个人都想占有最好的动物并用其进行育种。因此，想要保持领先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要得到尽可能好的狗，然后再用他们最好的狗来育种。但这些人从未想过或是期望能够永远改变狗的品种。
在有意识育种出现前很久，无意识育种就创造并改良了所有的家养物种，即使是现在，无意识选择仍然在继续。达尔文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
有理由相信，从他在位开始，查尔斯国王的西班牙猎犬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良。
毫无疑问，无意识选择曾是家养物种进化的主要力量。对家养动植物进行无意识地选择，可参考戴蒙德（1997）的书。在当今时代，无意识选择依然在飞速发展，只不过常常被我们忽略。对微生物和病毒的无意识选择导致了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这正是其中最声名狼藉也最重要的例子。还有，近来在小鼠、大鼠等实验室动物身上培育出了“长寿基因”。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就算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也有一大部分在育种实验中获得的“长寿效应”，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像实验动物供应商那样对“短命”进行无意识选择。实验动物的供应者为了更快地获得可用于实验的动物，无意识地选择了性早熟、性稳定、繁殖更快的实验个体。实验者们开始实验时用的大鼠和小鼠比它们的野生同类有着更短的预期寿命。这些实验动物已经被培育多代，短命正是如此育种造成的意料之外的（无意识的）副作用（丹尼尔·普罗米斯洛，私人信函）。
达尔文指出，系统选择和无意识选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渐变的：
第一个选择用尾羽长一点的鸽子育种的人永远不会想到，在长期的、半有意半无意的选择之下，这只鸽子的后代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最后，达尔文指出，无论是无意识选择还是系统选择，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选择过程的特殊种类，这种选择就是自然选择。将人类的智慧与选择所扮演的角色程度降为零，就得到了自然选择。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环境中最显著的选择压力来自人类活动，无意识选择或系统选择引起的线性改变只不过是由于人类活动的改变。这并不仅仅局限在家养物种上。新英格兰的白尾鹿现在很少在移动中摇晃并展示它们的“白色旗帜”了，因为猎人们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件事。新到的人类让这些白尾鹿宁可静悄悄地藏在灌木丛中也不会逃跑。它们白色的尾巴像一面白旗一样太过显眼，对于一个配枪的猎人来说，把尾巴竖起来太容易让它们成为靶子了。
自然选择的不同过程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成员：基因工程。它和达尔文所说的系统选择有什么区别呢？它更少地依赖原有基因池中的变异，更直接地引入新的基因组，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消耗大量时间的试错过程。达尔文在他的那个年代曾说：“人类很难进行选择，除非克服重重困难。除了遗传因子以外，其他因素的偏差都是外部可见的，但人类很难看清内部的变化。”如今，基因工程师们试着创造新的物种，他们研究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生物体内部分子级别的构造。比起从前，我们对未来的判断更加准确，但是如果我们在实验室里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在研究最佳基因组合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大量试探性的试错。
我们可以仿照达尔文关于遗传选择的三个层次，外加我们自己提出的第四个层次——基因工程，来建立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四层次模因选择模型。我将以一种探索的精神粗略地展示一下这个模型是如何运作的，并用一个特别能挑战某些达尔文主义者的例子来说明，而这个例子也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绊脚石：一个未被进化论触碰过的文化宝物——音乐。
音乐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很特别，因为在每一个人类文化中都有它的身影。它十分复杂，设计精巧，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材料。音乐是如何起源的？对于音乐来说，“谁得益”这个问题在过去或者现在该如何回答？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他称自己一直弄不明白音乐的进化论起源，以及音乐是如何在进化中存活下来的。这是因为他还是以老一套的办法来看这个问题，想要找出创作或是参与音乐扩散活动的人在遗传适应性上能得到什么好处。
(13)
可能某些方面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音乐的起源也许可以有一个纯模因论的解释。现在，就让我来讲一个我自己提出的假想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会沿着达尔文的选择阶梯拾级而上。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我们的一位原始祖先坐在刚刚倒下的树干上，用一根棍子开始敲打——嘭、嘭、嘭，一切都是巧合，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他只是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瞎摆弄，可能是内分泌轻度失调的副产品吧。你可能会认为，他只是因为神经紧张，但不断重复的声音震击着他的鼓膜，碰巧让他觉得比纯粹的寂静更为享受。一个正反馈环就此闭合，嘭、嘭、嘭，重复的鼓点得到了“奖励”。
如果我们就让他这么一个人待着，敲打那根圆木，他可能将其发展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释放压力”或许有治疗效果，但也可能是一个坏习惯，一个对他和他的基因都没有任何好处的习惯，只是用到了他神经系统中恰好存在的褶皱，并建立了引导他在不同的环境中重复敲鼓的回路。没有音乐鉴赏、没有深刻的见解、没有目标或理想，也没有计划，这些都和我们孤独的鼓手没有关系。
现在，让我们在故事中引入一些其他的原始人，他们碰巧看到了这名鼓手，并听到了他敲出的声响。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留意；也可能被激怒了，让鼓手停下来并赶走他；或者，再一次没有任何理由的，他们发现自己内心的模仿回路想要模仿他的动作；他们也可能感受到一种与“音乐亚当”一起敲鼓的迫切的愿望。那“模仿回路”又是什么？那是一种让同类的某些行为更倾向于被我们模仿的机制，就像一种反射一样。比如，很久以后的人们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化石遗迹——看台上的观众们情不自禁地一起模仿场上的足球队员踢球的动作。
一些人能够提出理由来说明这种骨子里的模仿天赋为什么具有价值：能够提高个体的遗传适应性。但是，虽然这么说既可行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严格来讲，在我假想的这个故事中，这种说法是不必要的。这种模仿冲动可能只是人类神经系统某些其他适应特征的没有用的副产品。
比如说，敲鼓这种习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地就有了传染性。当一位原始人开始敲鼓时，其他原始人迅速开始模仿。这是可能发生的。一种完全没有用的习惯，没有实际的功用，也不能带来任何适应性的提高，但却是可以在社区中形成的。这种习惯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比如敲鼓会吓走猎物，或是消耗宝贵的能量。因此，它就像一种疾病，传播仅仅是因为它可以传播，而且，只要有可以感染的宿主，它就会一直存在。如果它的危害性太大，那么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危害更小、毒性更小的一些变种就会倾向于进化并取代它。因为所有的习惯都倾向于找到更多可以移民的健康宿主。
当然，一个习惯也可能给它的宿主带来正面收益，比如增加他们繁衍的机会，现在到处都有人从小做着一个烂俗的音乐梦，所以这种好处还真有可能是真的，或曾经是真的。不过，提供此类的遗传收益只是习惯在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永恒时的路径之一。习惯，无论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只要有复制和传播的条件，他们就会留存、复制，哪怕不被欣赏、不被认可。“敲鼓病毒”就此诞生。
让我们先停下来问个问题：这种习惯是什么造成的？当一个习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复制时，究竟是什么在传播？传播的不是东西，也不是实物包裹，而是单纯的信息，能够生产特定的行为类型的信息。不像生物病毒，一个文化病毒并不需要和什么特定的物质传播媒介捆绑在一起。
让我们继续那个假想的故事。一些鼓手开始哼唱。在所有的哼唱中，一些比另一些更有感染力，那些碰巧以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哼唱的原始人成了部落里令人瞩目的焦点。这成了哼唱的起源。于是，不同哼唱方式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我们开始观察到无意识选择的渐变。假设成为哼唱者中焦点的感觉很好，就可以不管它是否能够微妙地提高个体的遗传适应性（当然，这是可能的，女性可能更愿意接受那些在哼唱中获胜的人）。
顺便提一下，无意识选择的情况在病毒及其他病原体中也能见到。挠痒痒的感觉很好，同时，因为指尖是人体最容易和另一个宿主接触的部位，所以挠痒痒还有传播病毒或细菌的副作用。一个人在痒痒时，可能通过自己短视的、并不真正理解的挠痒痒行为，无意识地选择了这种病菌传播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挠痒痒能给你带来多少遗传适应性的提高，挠痒痒更像是蚂蚁渴望爬上草叶的顶端，最终得益的是寄生虫，而不是宿主。与此类似，如果一个人在哼唱时改变速度和音调让他感觉很好，并碰巧创造了在同种族中更加引人注意的曲调，那么这个人最初的美学偏好将无意识地发展成主流的哼唱习惯，并在整个社区中传播。
社区中的大脑开始被许多这样的模因感染。模因对大脑内时间与空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剧烈。于是，被感染的大脑开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结构，因为进入大脑的模因开始学习如何通过合作将大脑变成一个适宜寄居的模因巢，而这个巢有很多“进”与“出”的机会，也就是可以复制的机会。
同时，所有在脑外“寻找”宿主的模因将因为大脑内的空间展开竞争，就像细菌一样。
随着结构的发育，大脑开始在选择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也就是说，宿主的大脑，就像家养动物的主人的大脑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有辨别力，虽然大部分仍然是无意识的，但也算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事实证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对模因进行选择。正如达尔文描述动物育种者时所说：“一千个人里也没有一个有足够的眼力和见识能成为一名杰出的育种师。”
我们崇敬巴赫，他确实是一位艺术天才，但巴赫不是“天生的”音乐涂鸦者，也不仅是“靠听觉记忆就能演奏”的直觉天才。他是他那个年代的音乐技术大师，是经历数千年打磨的乐器的继承者，也是作曲者工具箱里最近才添置的几样工具的受益人（这些工具包括精细的乐谱系统、可以允许音乐家们一次弹奏多个音符的键盘乐器、直白整齐而又理性化的复调音乐理论等）。这些思维工具是革命性的，为巴赫及其继任者们开启了音乐创作的新空间。
而巴赫，就像一位千里挑一的动物育种师，具有敏锐的辨识能力，他知道该如何从旧音乐中培育新的音乐品种。比如，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圣诗清唱曲。他非常机智地选择了育种对象——赞美诗。赞美诗的旋律早已证明自己是人类宿主的稳定的寄居者，早已成为在听众中传颂了一代又一代的调子，与听众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给听众留下了满满的回忆。赞美诗的模因也已经把自己的吊钩深深地扎进了人类的情绪习惯以及大脑回路的开关中，并在人类的大脑里复制多年。于是，巴赫用自己的技术创造了这些模因的变种。他努力让这些模因的力量变得更强，他将它们放在新的环境中，用它们诱生新的杂合子。
什么是模因工程？巴赫用高度复杂的方法对可重复的音乐模因进行设计，就这种技艺而言，是不是可以说巴赫不仅是一位模因育种师也是一位模因工程师呢？达尔文对育种这项稀罕的技能高度赞扬，对优秀育种师的天才由衷地赞美。而非常有趣的是，现在的主流观点对“育种”与“基因工程”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一方面将选择育种尊为“艺术”，另一方面对基因的剪接“技术”不以为然，疑虑重重。
人们常说，让我们用掌声迎接“art”（艺术）而不是“technology”（技术），但人们忘了，这两个词有一个共同的词源—“techné”（技艺），这个希腊词根指代艺术、技能以及任何工作的手艺。我们在转基因番茄面前畏缩不前，对衣服中的人工纤维嗤之以鼻，同时又对全麦面粉或是纯棉纯毛这类“有机”“天然”的产品推崇备至，全然忘记麦子、棉花这样的植物和绵羊这样的动物本身就是人类技术的产物，应该归功于高明的杂交和畜养技术。那些只愿意穿着未经改良的布料的人，那些只愿意食用未经杂交的粮食作物的人，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饥寒交迫。
不仅如此，基因工程师们虽然对事物结构有深刻的远见和洞察，但他们的创造还是要受自然选择的支配。模因工程师们也是一样，模因要在模因圈的复制竞赛中求胜，模因工程师必须同这个令人气馁的任务进行斗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有所忌惮，不想让他们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到外部环境的原因吧。现当代最复杂的音乐模因工程大师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曾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讽刺这种无奈。他将文章命名为《为什么不上楼去写一支美妙的格什温式的曲子？》（ Why Don't You Run Upstairs and Write a Nice Gershwin Tune? ）。
1955年的伯恩斯坦备受推崇而且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他却没有一支乐曲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他写道：
几周以前，我和一位朋友碰面，他是一位严肃音乐作曲家……我们对此事变得非常气愤。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一曲流行音乐呢？流行音乐的标准看起来那么低，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让自己的头脑变得像白痴一样，然后写上一支荒谬的曲子。
他们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没有尝试。当时，伯恩斯坦曾望眼欲穿地评价道：“要是能碰巧听到什么人口哨里吹的是我写的东西该有多好啊，在哪儿都行，哪怕只有一次。”
当然，他的愿望最终还是实现了。几年以后，他参与创作的《西区故事》（ West Side Story ）大热——喷射进了模因圈。
当然，关于音乐的进化还有很多很多的话可说，也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之所以选择音乐的进化作为话题，是因为它很好地展示了在看待文化问题时，传统的视角与进化论的视角完全可以互相合作，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你相信音乐别具一格，是一种我们珍视的、人类特有的美妙特征，并且完全不在乎音乐的创生不能提高我们繁衍更多后代的机会，那么你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一定会有一套进化论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还有，为什么在如此残酷的世界上，音乐这项昂贵、耗时的活动能够繁荣昌盛？你不能逃避解释这个问题的义务，而达尔文的理论，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是你的助手而非对手。
为了说明在没有任何人类智力参与的情况下，自然选择大体上也能够继续，达尔文确实想要将自然选择（完全没有任何目标和预见性）与人工或是系统选择（精心计划、目标明确）进行对比。但他并没有因此论证说精心计划、目标明确的选择不是一种自然选择的亚种（许多人似乎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下面两种说法其实并不冲突，手工艺品（包括抽象的手工艺品——模因）既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也常常是有远见、有计划、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产物。
有些模因像是家养的动物，它们因为能给宿主带来好处而受到奖赏，它们的复制品也得到了人类主人相对不错的理解并被细心培育着；有些模因更像是老鼠，虽然不招宿主待见，遭到明确的选择抵制，但这对它们无效，它们依然可以在人类世界中茁壮地成长；有些模因更像是细菌或是病毒，在从一个宿主传播向另一个宿主的努力中，它们会掌控人类行为的某些部分，比如，会刺激人打喷嚏。
对于“好”模因，人们会进行人工选择，比如好算法、好文章、复调音乐理论以及巴赫的清唱剧，这些都会被认真地教授给每一代新人。对于不同的模因，也存在无意识选择，比如在不同群体间传播的发音方式的微妙变异，可能会有一些效率优势，但或许只是因为一些人类奇怪的偏好让某些模因搭了便车。有些模因的无意识选择绝对是一种威胁。随着模因被注入了模因组、被文化的创新修改和调整，比如“外星人绑架”模因，它们会专挑人类决策机制的漏洞下手。在考虑到它们作为文化复制因子自身的适应性时，这一切就都能说通了。只有模因论的视角可以把所有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容纳在同一片风景中。
最后，人类对模因的不安最顽固的来源之一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疑虑：以大脑为单位的人类心智如果被模因寄生，将会破坏人类宝贵的创造力。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只有以模因为基础的创造力才可以让我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心智创造出来的产品。除了心智产品以外，人类天天都在排出其他的产品，但在童年之后，我们在看自己的粪便时，不会再像一位作家或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时那样骄傲。类似粪便一样的东西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副产品，虽然这些产品本身也有适度的个性和特质，但它们并不是我们珍视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大脑被模因感染，那为什么我们会在看着自己大脑的“分泌物”时感到自豪呢？因为我们与自己脑内模因的一些子集关系密切。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留宿脑内的模因中，专门有一部分会奖励我们与那些模因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缺乏这种主动承载模因的态度，我们只不过是一系列相互作用发生的位点。不过，好在我们有这样的模因——这才是真正的我们。
注：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