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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 Sine Litteris Morsest
无文学之生活等于死
“虽说是秋天，却像日本这时候一样的温暖的气候，窗子外面展开着了不得晴朗的苍空，澄明作翡翠色的川流哪，池塘哪，充满着欢喜似的璀耀着。火车终日在浴着丽日，带着幸福的光辉的田园之绿。杨柳之枝、鹅鸟之群、丘陵、城郭、寺院的塔——这些东西不断地继续地像祭礼的音乐似的缤纷而来到江苏省的沃野之间驰走。任怎样走，任怎样走，这样丰饶的野景总是走不尽。简直就像是童话里面的那样快乐的国土。假使生在这样的国土里我该是怎样的幸福啊！假使朝朝暮暮长养在这样庄严的景色之中，对于‘自然’的我的感觉该是多早就醒觉了啊！我的艺术该是多么能够从这自然中汲取深远的神秘啊……”
这是谷崎润一郎氏借“南贞助”的脑里道出的对于江南美丽的自然的回忆。（见《鲛人》。）南是他的未完成的长篇作品《鲛人》中的人物之一。他写这作品在一九一九年下期，就在这前一年，他曾单身游过中国。他由朝鲜而东北，而天津、北京，而汉口、九江终乃遍览江南名胜。在他归国后的作品中我们看见有《苏州纪行》、《秦淮之一夜》、《西湖之月》等，可知江南风景何等引动了他的感兴，丰富了他的诗囊。而且，如上面引的文章所云，甚至使他恨不托生在这“童话里的似的快乐的国土”！在一九二五年使他再度来游。
但是江南果真是“童话里的快乐的国土”么？揭开了诗人的幻想之幕，它只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要冲，封建军阀剥削得最直接、最残酷的采地。当谷崎氏第一次来游的时候，适当欧战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陶醉于它的暂时的繁荣，江南的农民和池塘里鹅群似的做着童话似的和平的梦。在他第二次来游的时候，民族资本主义被战后一时稳定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重新桎梏，江南人民因齐卢之役已尝了战争的痛苦，又适当五卅之后中国的大革命已在酝酿之中，这次谷崎氏所得的江南的印象已经和第一次不同了。（见谷崎氏著《饶舌录》中的《上海交游记》等。）可是假使在一九三二年的今日谷崎氏三度来游，他又将得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记得当谷崎氏第二次来华的时候，他的日子主要地消耗在上海，有时候他也去逛逛江湾，他曾访过一个住在江湾的画家，颇爱他的林园。我去年也因欢喜这一代景致的清幽，宜于思索，卜居于这画家的花园的后面。那是一个小小的园子，所有者是一个没落的实业家，事业失败，使他无力收拾这园子，有卖也没有受主，大好的宅子荒废在野花乱草之中我从一个兼管这花园锁钥的园丁手里租了下来，一时真是高兴。我安排在这里作长时期的蛰居，完成我预定的一些工作，也预备在这里写成现在写的这篇文章。我把我搜集的关于这作家的一些文献，也摆在这幽居的案头，在非常悠闲细密的探讨中，我想我可以获得相当圆满的成果，使国人对于这个特异的作家有较深的理解。
“一·二八事件”的前夜，虽则忙于别种文事，但因生活的铁鞭所驱，我是想，开始这个工作的。但不幸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我午夜的酣梦，第三天便单身匆匆地逃出来，还只望我那些书籍，特别是那些已成的及未成稿件侥幸能免于此难。但这种妄想在前些日子已经打销了。我住的那屋子固然烧成了一片焦土，连我藏那些书籍的地下室，也给炮火毁灭了。在瓦砾和灰烬里面我还只想勉强找些零篇断简出来做一点点纪念，但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呆呆地望了好半天，终于在尺多深的草里折了几朵花回来了，——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爱诵唐人的名句的谷崎氏若是于这时来游也一定这样的高吟吧。“又是江南好风景”，但“江南”确已经不是“童话里的快乐的国土”了。
自从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着解决其内外的矛盾，维持其最后的生命，开始积极的进攻苏联以至并吞中国的积极的军事行动。这一种行动不但是引起了苏联、中国以及全世界一致的反抗，日本的劳动者、农民阶级，尤其在那里和他们的反动统治作殊死的斗争。他们国内外的进步的思想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都有严格的批判。（见何思敬编《世界大势》创刊号所载。）他们的作家除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集团有他们正确而英勇的表示以外，就是中间作家也多能说出较公正的话来。
在资产阶级老作家中，菊池宽辈也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者，这固然毫不足怪……此时颇使人想要知道的，却是谷崎氏的态度，他对于这次东北事件与上海事件是赞成呢？反对呢？或是漠不关心呢？长远没有看日本最近的杂志的我，不能得丝毫供我们判断的材料，但一个人的现在的行动，是他过去的思想的必然的发展。他过去的思想，又必然是他过去的时代环境决定他的，我们且研究谷崎氏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时代影响，和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能演的脚色吧。
然而，不幸我要做前述的工作时，我是在这样的“秦火”之后，“文献不足征”。我所能入手的，只是被采集在“新潮社现代长篇小说集”和“改造社日本现代文学全集”中的他的几篇作品。这一点点材料，实在不够答复这些问题。但侥幸谷崎氏在他的长篇之一的《黑白》中有过这样的对话：
“……大体创作家有两种典型：一种是把自己本身完全藏起来去写的人，一种是高兴写自己。虽非不写自己以外的人，但任写什么结果总成了自己的说明的人。……换句话，就是一种是客观的倾向的作家，一种是主观的倾向的作家。”
“那么，水野先生呢？您是属于哪一种典型呢？”
“我相信我是主观的方面的。”
这里面的作家“水野先生”，自然就是谷崎氏的“夫子自道”。因为谷崎氏是这样一个“主观的倾向”很显著的作家，任写什么，结果都成了他自己的说明，所以很容易从这有限的几篇作品中找出无尽藏的答案。
首先，谷崎氏是生于日本资本主义由长期封建的地层冲出土来日益无情地破坏旧的残余，向上发展的时代。他于明治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呱呱堕地于东京日本桥区砺壳町，一个商业的中心区域。他的父亲是一个做谷米生意的小商人，在他六七岁以前，生意还能勉强支持，所以他的幼年时代也曾过过比较富裕的生活。这时候的记忆记录在他的长篇小说《鬼面》之中。他在这小说中是叫“壶井让作”，一个被雇在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中做“家庭教师”，事实是“门房”，继续他的高等教育的苦学生。当他某学期初以买教科书为名多借了几元钱偷偷地走过“歌舞伎座”想去看看戏的时候，他的脑中——谷崎氏的脑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关于歌舞伎座他还有一个被欣动的理由。那不是别的，那个剧场在他是温馨的少年时代的追忆的材料之一种。
他一生走过歌舞伎座，常常想起他五六岁的幼小时候的事。在当时还相当地过着好日子的他的父母，特别是母亲，顶欢喜团十郎的戏，几乎每换一次戏目，她总要上木挽町的那园子里去瞧瞧的。壶井大概每三次总有一次随着他母亲热热闹闹地去亲近那剧场的色彩就在小孩子的心里，他似乎也很感服团菊们的技艺之妙，到现在还模糊地记得两伶的丰采和声音。
“我和我的父母在从前也有过过这样奢侈生活的时代啊。”——同时他也这样想。
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受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压迫，逐渐破产，谷崎氏的父亲这样的小商人，当然也免不了这样的运命。所以到了明治二十六年他父亲便把谷米生意不做了，由砺壳町移居茅场町。
恐怕不会有这样急激的荣枯盛衰吧！在生下来开始具备意识的仅仅一年间，尝了一点略富于色彩的生活的他，忽然就移到大布褂子上系一条围裙上小学的时代。接着一年年被推到辛酸，丑恶，哀惨的境遇去的变化之迹，已经不是遥远的梦而是牢不可移的现实。假使这梦和现实的内容倒转过来，那他可多么幸福。（同前。）
可惜冷酷的现实终于是打破一切的梦想的，他父亲的商业着着失败，到了明治三十四年，至于不能不使他于高小毕业后废学。因着他自己升学的意志坚定，多方恳请，旧师爱惜他的聪明，从旁怂恿，亲戚们又替他帮忙，才好容易进了东京府立第一中学。就在进了中学之后，因为他父亲的生意益限于苦境，他屡次发生废学的危机。这时使他终得继续求学的似乎大部分亏着他的汉学先生之力。明治三十三年，他曾入秋香义塾专研汉文，许就是这位旧师吧。这位老先生在他的作品《鬼脸》之中被写为温蔼笃厚的人格者“泽田弘道。”
壶井今天去访问的中学时代的教师是一位叫泽田弘道的会津产的汉学者……假使壶井悲叹他自己受着浅薄的女人们的屈辱的境遇，一方面便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有泽田氏那样的有力的知己。他每访泽田先生的寓居，总是发现他受着这恩师的过分的信赖和属望，不由得惶惧起来了。忘记不了的，当他十四岁那年春天，他父亲商业失败，没有法子，想把中学半途退学的时候，老爱惜他的才干，始终替他奔走，让他能继续求学的便是泽田氏。
明治三十六年，便因这位老先生的介绍，入筑地北村氏家为家庭教师。这北村氏在《鬼脸》中成了“津村坚吉”，一个由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逐渐上升变成资本家的人。照《鬼脸》上的叙述，这津村氏原是一个“微小的法学士”，少时家里也非常的贫困，苦学成功，巴到某部的高等文官，但是薪水也非常不丰厚。有名的资产家某氏爱他的长才敏腕把他的女儿仓子嫁给他做续弦夫人，给他以充分的资助，拔擢他做银行的经理，伸展其大志于实业界。因为他也是苦学出身，心里很藏着“丰富的趣味与温暖的情感”，因着泽田先生的介绍，于壶井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把他领来做他先妻的儿子和仓子夫人的女儿的家庭教师。但是资产阶级家庭，不能有例外的，是非常污浊的。
这家里：
一年到了，坐起汽车包车到处跑，热中于事业的活动家的丈夫，和每天换新衣裳出没于欢乐之巷的夫人仓子，彼此没有审察对方行动的工夫。丈夫固然没有容喙家政的权利，夫人也把大概的事都交给仆妇，连两个小孩的监督都常常不暇顾及。
因此在这少年的“家庭教师”的眼中，觉得：
表面上显得很是荣华的骏河台的邸内，其实专集合着狡猾的人们，始终流着阴险冷酷的空气。……
在这样的空气中，这家庭教师管的是：
早晚庭院的洒扫，访客和电话的传答，主人夫妇不在的声明，月底房租的收取，深夜出使的仆妇的护卫，听差的写家信的代笔——等等不规则的事。
至于“小谷小姐”的教育，实在不会让他与闻过。
我是以家庭教师的资格去受津村先生的招扶的。没有给仆妇们驱使忍受小徒弟似的侮辱的必要。我想倒不如离开他家的好。
某时，壶井因过于愤慨，记得会这样向泽田先生诉说：
那你错了。即算小徒弟似的给仆妇们驱使，只要意志坚定，决不是男子的耻辱。不错，津村先生家里不是我起先想的那样健全的家庭，我把你介绍到那样人家做书童是我错了。但是主人坚吉先生是懂道理的人，既然承他招扶，还是忍耐下去成就学问的好。给没有道理的人侮辱了，有什么值得愤慨？你的价值最初就不是女人小孩子所能了解的。他们愚弄你，就让他们愚弄，你心里暗笑他们的无知吧。怀抱大志的人没有这程度的度量，干得什么来？別说做小徒弟的事，就是课你怎样卑贱的劳役，越能忍耐下去，你的器局不是越大吗？
他听了恩师这样谆谆的忠告，他忍受着种种辛酸、种种侮辱以至今日，这因为他“怀抱着大志”，梦想着“成功”的青年，现实的艰难算得什么，“韩信也曾忍胯下之辱”！
是的，壶井，不，谷崎氏是怀抱着大志的。敏而好学的他，从小学时代起就被视为“优等生”（二年级以第一名进级），又因为他的品行方正，从中学时代起甚至被同学们奉以“圣人”的称号。他在少年时代过度的刻苦自励的生活，在他后年甚至成为悔恨的材料：
到了现在就悔恨，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欢喜人家说我是“优等生”，是“圣人”，驱于这种浅薄的虚荣心，把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浪费在过度的用功了。浪费——完全是浪费不听泽田先生“也得时常运动运动”的再三的忠告，一年到了，老是伏在案上，孜孜地涉猎群书，热衷于程度不相称的知识之吸收。结果怎么样呢？究竟有多少裨益自己的实际人格之点呢？而且为着获得这种徒劳的结果，我是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为着无意味的“精神修养”我始终把将要舒畅地发展下去的青春期的肉体虐待而无所顾惜。那报应现在残酷地表现出来了。惨白的血色，阴沉的容貌，憔悴的手足，矮曲的姿势，没有一样不是影响一生运命的可怕的打击。（见《鬼脸》。）
自然，壶井——谷崎氏之成为“优等生”与“圣人”，一方面固然驱于少年时代常有的虚荣心，一方面也是他的苦学生生活使他如此。他的读书的机会不是容易获得的，因此他没有求智体德平均发展的余裕，同时每一个和艰难的境遇奋斗的青年他必然是思索的。所以他说：
受“泽田先生”的恩顾，由中学进到高等学校的时候，他的志望专倾向于哲学者、宗教家方面。那时他的素质似乎适于那方面，他自己也坚定地这样相信才进了文科。……（同前。）
但一个内面的，思索的青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境遇的变迁，他会转换他的注意的方向的。而且他紧紧地抓牢着某一点以前，他必然要经过一个多方面的，彷徨眩惑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他觉得什么事都是应该做，都能做，他的天才是万能，他的意志力是可以征服一切。在这时期他是一个“英雄”。
其后隔了一年光景，他觉得他的思想、性行，开始动摇，开始推移。他知道他对于从前不大注意的外界的种种刺激的感受性，忽然尖锐起来了，成为他的努力的目标，羡望的对象的世间的事业，和人物的种类渐渐加多，所见所闻的一切都跑到“欲求”的领域里来了。同样的梦想着“成功”二字，但其内容已显著地扩大，那也想干，这也想干地打不定主意，每天总有一种新的幻影，在脑子里描画。读诗集便想做艺术家，翻历史便想做政治家。看见了艺妓便想做阔老，甚至于想丢了学校去做投机商人，或是投入新剧团之群去做优伶。并且觉得在此等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天才”。（同前。）
底下，他具体地写出一个野心的青年的眩惑的心境。
壶井又给同一的问题捉住了，脑子里一时浮着种种快乐的未来，不断地从旧的记忆中唤起那与之相匹敌的英雄豪杰的轰轰烈烈的生涯。有时想像他做了摩俾斯·麦克哪，笛斯·列礼之辈的大宰相，把国家担负在双肩，实现不世出的经纶与抱负，使盛名遍于宇内的那种极愉快的运命。刚这样想歌德哪，拜伦哪，那样奔放不羁的诗人的生活；又像绚烂的刺绣的绸绫似的在眼前展开，站在自然之美与人间之爱两样东西跳着向自己招手的歧路。一切光景像充满着欢乐的音曲似的，在他的耳边细语。……（同前。）
显然地，一个人的才能是有限制的，性格是有强弱的，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你何等的有为之士，也没有选择你的职业的绝对自由，顶多你只能就你的天赋素质，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等客观条件所许的范围内，去找到于你最适合的工作。
谷崎氏在他找到最适合的工作之前，经过了非常的绝望的境地。抱着对于社会的“成功”的强烈的幻想的他，因其对于外界的刺激的感受性日益尖锐，换句话，就是对于物欲的诱惑之无抵抗状态，使他失去了前此的自信而陷于宿命论的叹息。
他自己到达了这个结论，以非凡的天才自任的他，碰着了自己的素质中伏着凡人以下的缺点的这一奇怪的事实。怎样也得补足这一缺点，得排万难建筑强固的意志力。壶井发这样的誓，一时很努力于克己心的养成。意志与情欲的斗争，天天在他的脑子里举行。但意志每天都不可思议地败北，偶然制胜也不过一日或半日之间，最后的胜利永久给情欲之手夺去了。壶井终于只好把这一胜败看做天命。（同前。）
虽然如此，自负心很强的他，并不以此否定他的“天才”。他以为“只要随着运命的指示，溺在情欲之海里，给烦恼的火焰烧着，辗转在一切的苦闷和刺激之中活下去，他的真的天才的光芒必能从他的素质里发射出来。”因此，他抓住了他最适合的一点。
意志力弱的人可成天才的唯一缕的希望，只有走诗和艺术之路。政治家，实业家以及学者于他完全不适当。壶井以必然的结果渐促成这种自觉。“我改入文科良非偶然。我意志虽弱，而感受性极锐敏。记忆力虽钝了，推想力虽衰了，只要这锐敏的感受性不致模糊还可以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他不服输的最后的话是这个。（同前。）
于是壶井——谷崎氏，便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明治三十八年，入第一高等学校时，虽顾虑生活上的问题，想以法律支持生活，入了英法科，但两年后终于改入英文科了。
使谷崎氏决心学文学，把他的一生献给艺术的神殿的最直接的动机，是他的“失恋”。他虽然从中学时代起被称为“圣人”，但他是一个青年。他和吃饭的本能一样，同时禀赋着“慕少艾”的本能。他不能不受这一种本能的支配，去追求恋爱的对象。然而他是怎样一个“恋爱”的环境呢？
读一高文科的他的同窗之间，颇不少赞美女性，讴歌恋爱的享乐主义之辈。即算不赞美讴歌，但他们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有充满绚烂的变化的生活和广泛的交际社会的背景自然就握着与年轻貌美的异性接近的机会。每听他们传着“谁与谁家的小姐要好”或是“谁迷上了天神的艺妓”，壶井就首先痛切地引起羡慕之感。在壶井没有比那时候再悲自己的贫困的境遇的。一进学校的门，他们和他虽同是学生受着平等待遇，但一到门外，则世间冷酷的阶级制度早已等着，忽然把他堕为一介“看门人”，他的同学和他之间不知道有多大的身份的差别。并且那种差别表现在一切事相上，衣服也好，食物也好，零用钱的多少也好，甚至于连生成的人品骨相也好，都好像作出了一目了然的径庭。壶井每自顾他那雀斑满面，丑怪不堪的容貌时，就觉得自己到底命中没有谈恋爱的资格，不能禁其无法排遣的悔恨之情。……（见《鬼脸》。）
这一种环境，使一个活泼的青年的心灵上，深深地笼上一抹阴云，使一个没有阶级觉悟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也不能不朦胧地承认恋爱的阶级性。没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对于资产阶级青在恋爱战场之绝对劣败的地位的壶井——谷崎氏的“镰仓海水浴场”的生活段片中写得很深刻。
“圣人”的壶井随着仆妇阿玉姐到镰仓海岸别庄去招扶主人的儿女。他到了那样明媚清新的大自然中，耳听着海波澎湃，与海岸上青年男女欢笑之声，不能不丢弃他手里的Ruskin Emerson那样枯淡的哲理书而去亲近D'Annuncio的“死之胜利”那样南欧的恋爱故事，又由这样恋爱故事之耽读而亲近镰仓活泼的自然与人生。
壮快的海面，爽润的潮风。强烈的太阳光的反射，在这自然的怀抱中，多数男女青年之无限的自由与放肆，多么使这畸形的青年由他那窄狭蟠曲的世界中解放啊！但是他一看到那些资产阶级青年的健康活泼的肉体时，那一抹阴云又不能不盖上他的心头。
中学时代蓄积来的浑身的精力，不但他们的肉体，连他们的头脑也肥满了，他们现在渐渐成为优雅聪明的青年。并且，熟识一切顽耍的他们的技术，也成为献媚女性的有力的武器，威胁着我。别说游泳，连野球网球也不晓得的我这样的人就是在恋爱方面，在他们前面也做定了败北者。（同前。）
但是恋爱的要求一旦从平静的胸底唤醒起来，就和毒蛇似的紧紧咬住你的心，使你“不采何等处置便不能制止”。于是这“圣人”不能不有他的“独特之秘密的慰安”、“快乐的习惯”这样便增高了他的妄想之波，加强了他的外面生活与内面生活之乖离。就是外面生活虽仍戴着“圣人”的鬼脸，而内部生活日益投入“恶魔”的铁爪。这样，一方而更促起他对于恋爱的更热烈的要求。我们听谷崎氏写的壶井在午夜被中对于蓝子小姐庇护她的恋爱的那老练而沉着的言语与大胆而敏活的行动所发的感叹吧。
恋爱使她聪明了，一点不错。相反的，我近来渐渐愚蠢起来，还是不知道恋爱的缘故。因为没有对于异性的快乐与慰安，所以我的肉体与精神渐次失去气力了。假使给我以恋爱这种心的粮食，那可厌的习惯一定马上可以消灭吧。蟠据我胸中的无聊的烦闷可以一扫吧要之，恋爱决不是堕落的机缘，而是一切“善”的东西的源泉。我的天才若不受恋爱的恩惠便不能发出真的光辉。（同前。）
然而，这“一切‘善’的东西的源泉”的“恋爱”，所谓“灵肉一致”的恋爱，终于不容易降到一个贫苦丑陋的学生身上来的，这样，他只能把接近他的女人，哪怕是他最厌恶的肉体的幻影和他自己的强烈的妄想相结合。以求得至少的“精神的慰安”。
他相信女人的肉体自身，有她独在的美。特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烂熟之后，欧洲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文学传入日本构成日俄战后自然主义的隆盛期，同时资本主义末期的恶魔主义文学也流入东方找寻它的共鸣者，而壶井——谷崎氏这种“精神的不具者”，恰好就得了风气之先。
不知什么缘故，壶井对于镰仓别庄那一夜，庄之助兄妹的画笔涂上颜色的阿玉姐的脸儿还留着鲜明的印象。每看见她的眉目，那个残虐的幻影便像难忘的恶梦似的袭上心来，那正像构巢于他的胸中的，那好恶作剧的，不可思议的魔鬼，时时抬头来唆动他犯罪的快乐似的。
他某时翻阅波陀雷尔（Bandelaire）的《恶之华》诗集，看见有尸骸（The Corpse）一章，那诗中用蛇鳞似的美丽的句子，精细地描写着倒在夏日的草野中的一具腐烂的女尸。读了这诗闭眼想像那尸骸的轮廓，而浮现于眼前的还是那晚那怪物似的阿玉姐的容貌。在这个意味，他欢喜看阿玉姐的脸儿。从和恋爱不同的感情，他爱阿玉的肉体而侮蔑她的精神。（同前。）
在这里，他分裂了恋爱之精神的要素与肉体的要素，而且把对于女人“肉体”的叹美法悦提高到所谓“恋爱”以上。这在他，壶井，后来因与阿君恋爱被逐出北村氏家。偶随他的老同学芳川看他所爱的艺妓金弥时说得更清楚。
从去年夏天住在镰仓别庄的时候起，他才朦胧地悟到女人的肉体中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美。由那所受的快感和恋爱的性质完全不同，比恋爱更加强有力地荡他的心魄。他宁可忘记和阿君的恋爱，而那个夏天晚上满是颜料的阿玉姐脸儿上所飘浮的“bizarrerie”（怪异感），现在有时还清清楚楚地描在脑子里使他恍惚。每晚在他的脑子里跳跃的无数的幻影，像蜡烛的光明见太阳光而消失似的，一到白天影子便稀薄了，因此平时大抵不大注意但任哪一个都是沉溺于女人“肉体”的他的特殊的妄想。仔细想起来，他是为着有这妄想的世界，为着在干燥无味的白天之后，迎这快乐的暗夜，才苟延着这有涯之生的。……（同前。）
这可知谷崎氏胸中恶魔主义倾向的产生，是由于逃避那“枯燥无味的白天”而制造一个“快乐的暗夜”，就是他的不可抗的爱的本能，受着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害伤，而企图在不自然的，人工的，变态的乃至妄想的爱欲世界中找寻他的一时的安住之境。
虽然如此，壶井——谷崎氏并非否认那自然的，正规的“恋爱”。当他睡在镰仓别庄读南欧恋爱故事的时候，他也曾热烈地梦想过蓝子小姐的那“极生动的嘴唇的肉，和齿列之美”，并且在他走到海岸时曾叹赏她那穿海衣浴服的姿态，那发达的很匀称的四肢，那“香馥馥的妖艳的曲线”。但蓝子却找了于她的身份相称的对手，一个“生长富裕家庭，过着奢侈生活”的青年。所以壶井——谷崎氏的真正的“初恋”，从他爱上了津村氏——北村氏家的一个年轻的，刚从热海来的清丽的使女阿君起，用谷崎氏的话：
至少，在一介穷学生的他，一定觉得与其是住在自己手伸不到的领域的蓝子，还不如住在和他自己同一阶级的姑娘显得可爱得多。（见《鬼脸》。）
为着这“可爱的姑娘”壶井——谷崎氏至于想做“她所信的那样的善人”，一至于想如她所说“倾全力去研究学问”，至于一举一动都忖度着阿君的心，想起阿君相劝的话，照着她的希望去矫正自己的行为。至于使他待在学校教室里也老想着阿君，功课一完就飞也似的跑回骏河台来。“公馆内外的苦乐世界和从前完全一变”，终至于大胆地写了一封情书给阿君求为夫妇。
“你也大概晓得的吧，我的家里非常贫穷，财产一文也没有，因此不能使你安乐地过日子。但是只要你肯做我的妻子，我想拼命地用功，即算说不到富裕，一定可以巴到相当的身份。但是你若说不能等到我大学毕业，我马上也乐意地结婚。现在就停了学，至少可以做乡下中学校的先生，养活你一人是没有问题的。我即令牺牲我月薪的全部，也决不使你受困难。……”（同前。）
他曾分析他写这信的动机，第一，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有成为伟大的诗人文学家的素质”；第二，他以为“诗人不能不恋爱”；第三，他觉得他“似乎爱着那女人”，以为“只要写一封情书给她，她自己的胸中一定可以燃起恋爱的火”，而并非真有“生活上的确信”。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程度便开始崩溃，其使用的智识劳动者也开始过剩，地位也随之降低，所以他的母亲说：“近来连学士也有许多只能赚二十五元一月的”，这他并非不得晓得，晓得生活无把握而偏要写的这样乐观，岂不有些近于“写戏剧”了？那么，他说了：
戏剧也好，我竭全力于这恋爱试试吧。我虽到底不能做正经的人，但似乎可以明知是戏剧而舍命去干。撒谎也好，戏剧也好，只要能把我引到幸福，就比那干燥无味的真实，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同前。）
然而“世间事不像年轻人所想的那样简单的”（津村坚吉的话），那位和他住在同一阶级的可爱的姑娘阿君终于受着阿玉的中伤逃走了。他给阿君的这封情书也被主人发现了他的父亲，这没落的小商人被那巧妙地拥护封建道德的新兴资产阶级组织人津村氏叫去受了这么一顿教训：
让受过近来的新教育，抱着新思想的令郎说时，恋爱是神圣，心里自然毫无所愧。我也并不因为令郎和年轻的女人订了夫妇约束之故，说他不规矩、不道德。不过我想我不能像从前一样，以主人的资格领着令郎的一身。……（同前。）
于是壶井——谷崎氏终于被他的父亲从津村氏——北村氏家里领回来了。
映证谷崎氏自制的年谱吧。
明治四十年六月离北村氏的家庭，这是写给“初恋的女人”的一使女的情书被发现的结果。
这结果又阻止了谷崎氏——壶井因爱神的牵引走上所谓“善人”的道路的机缘，消散了他追求资产阶级的“成功”的努力，使他取得灰暗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加强了情欲生活上恶魔主义的倾向。
固然，假使仅仅情书被发现，他自己被主人放逐，不会使一个自负心很强的青年陷入这种心境的。要点在他那样引起了一个颓废者的生趣，激动了一池败水的波纹的那个对象那可爱的姑娘，也终于事实上拒绝了他的爱。照《鬼脸》上的叙述，阿君出了津村家后寄居柳桥她的表姐家，这表姐是一个开堂子的，看见柳桥近边一家袋物商的账房先生很殷实可靠，便替阿君说媒。阿君的父母也很高兴，但阿君不肯，又明知嫁给壶井那穷小子也没有法子生活，所以壶井屡次写信给她，她也不回。后来她才写信要他绝了这个念头，说她虽舍弃了他，但一生也不嫁别人，愿守独身主义。这是何等使他陷于烦闷与绝望啊！后来好容易相见了，壶井明白了她这样做的情形与理由便有这样的对话：
“干吗为着那样微末的事下这样的决心呢？你即令给环境压迫要嫁到别家去，我也决不怨你，我反而祝你的幸福。总之，别起独身过一辈子的念头吧。即令一时有了那样的感想到底不是做得到的事。”
“不，我做着试试，我一定做得到。就和我表姐闹架也不管，我是不嫁给那家的。”
“既然不愿嫁给那家，又何不履行和我的约束呢？现在马上不回答我也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如何呢？”
于是，经过一些时候的商量，他们订了这样的誓约：
除了害了重病，变了境遇等非常的时候以外彼此不必通信，只要两心相印，徐待时节到来。
一个穷学生可以娶老婆过安稳日子的时节，这时节弄得不好，许一辈子也不会到来吧。因此这一时难于兑现的“海誓山盟”，没有法子拯救，晚晚陷溺在妄想的世界里的壶井的身心，于是他前此一切因阿君的爱而一时克服的种种坏的习惯和行为都恢复了。起先保存得非常慎重的阿君的情书，也马马虎虎地乱丢，以致被人发现了。这使他得出这样的行为的信条。
世界上的事一切是偶然的集合，做不到的休想做到，因此无论什么事没有拼命用脑筋的必要。……（见《鬼脸》。）
因此，他和希腊、印度、德国的唯心的，悲观的哲学家一样承认“一切人的事业都是徒劳，世界的一切现象是虚无”。“消极的征服自己欲望的克己心，积极地对于他人的爱之发动，成立‘道德’基础的这两个要素，在他的‘胸臆中任那一角上都找不出残影了’他终至这样固定地解释他的‘性格’与‘运命’，他以为上帝是为着证明‘世上有到底不能做善人的性格’，才生出他来的。像孔子哪，基督哪，生来便具备广大无边的仁德，怀着牺牲的爱一样，他的天性只晓得肉欲的满足与现世目前的快乐。他认为神灵的世界等于空虚，物质的世界，也不过一瞬的幻影，但又只能在这幻影里面找出生命的寄托。”
他又以为对于这一种性格的人，“教育”也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即令与以明晰的头脑，教以高尚的哲理，并不能导之为“善”，反而成为助长他从来的倾向的杠杆。他的堕落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宿命问题。
若不欲自欺，他除了做恶人别无他法。具有这性格的人，也许不适于生存在现代社会。但既生了他，也没有就这样消灭之理。神既生了他，他一定也有生活下去的意义。假使其人有何等非凡的素质，他应当就恶人的地位去努力发展。他应当强硬主张像善人有善人的世界一样，恶人也有恶人的世界。这样他把善恶这个相对的东西对地对立起来。这样的决定了“恶人”向“善人”的世界反攻的策略。
“自己违反道德而还要做强者就得养成那样胆力和信念，这样我才能征服世间。人们一定会在恶中间认识无可否定的美与真的在吧。只要人们认识那点，我生到这世界上来的目的便达到了。”而且他说“为着完成这个目的神授了我以天才。”（见《鬼脸》。）
于是为着艺术地表现这“恶中间无可否定的美与真的存在”，他决定了文学上的恶魔主义的倾向以回答那平凡的自然主义与伪善的人道主义的文学风潮。首先为着磨练他“神授的天才”他决定受文科的修养。
再映证谷崎氏的年谱吧吧，在同一明治四十年条：
这失恋成为动机，更加强以文学立身的决心，转英文科。
上面，我们根据谷崎氏自叙传式的作品《鬼脸》，分析了他少年时代以至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说明了他是怎样的由“优等生”变成极懒惰贪玩的“不良少年”；怎样的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圣人”、“英雄”变成了自觉的“恶人”；怎样的由健全的自然的恋爱走到病的、人工的、变态性欲的世界。这一显著的转落，谷崎氏虽然自己把它归之于他生来就是畸形的“性格”，以为他的性格中“情欲”特别发达，而“意志力”几乎等于零。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永不能克服情欲，因此也不能与境遇奋斗，只能随着境遇沉沦流转，在物质的幻影中发现仅有的生存理由，这是无可如何的。因此他把这归之于宿命。他皈依了虚无主义，因而极端的利己主义、恶魔主义。但显然这不是什么永恒的性格悲剧，而是他所属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决定他的，这我上面已经随时指摘出来了。
谷崎氏的“性格”的解释，特别是他所有一切的作品中，都无例外地接触到的“善”与“恶”的问题的解答，许多时候是错误的。但谷崎氏不是思想家，而的确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艺术家，所以尽管他的分析推论充满着唯心论的定命论的错误，但是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感觉是锐敏的，可宝贵的。所以他时常不自觉的抓住了事物的真理。在这一章里我依然以《鬼脸》为根据，分析他的社会观吧。
研究谷崎在《鬼脸》里所表现的社会观，应该注意他对于“金钱“的叹美、惊异、绝望和屈服。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做了统治的制度，“钱”是比什么都大，有钱的便有了一切。饮食男女的欲望，随在都可以满足。反之，没有钱，就没有一切，不但无法满足你过度的欲望，连维持生命都成为不可能。因此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推移的过程中，人们对于“钱”时常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极端的崇拜金钱，以为“黄金万能，”或充分屈服于它的威权；一种是极端的诅咒金钱，至少是依然轻视金钱的作用以为“精神高于物质”，固守着唯心的观点。
举壶井从津村家被赶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和他的先生的不同的态度证明吧。他的先生，泽田弘道那位安清贫的汉学先生，重然诺的会津武士，尽管自己的收入日少而小孩子加多长男已经进中学了，在资本主义的新生活规律说来他真是“自顾不暇，”但先生为国家爱惜俊才的心重，毫无勉强地说：“没有什么，以后我领着他吧，我约过的。”假使他的父亲不管，泽田先生是真会节衣缩食帮助他上学的。
“这种牺牲的亲切在老人并非演戏，也非被义务观念所强制，而真是由他的心底自然涌出来的。”
“先生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温暧的心呢？从哪里得来这样高的利他的精神呢？”在被利己主义蟠据着的壶井的脑中几乎是一种不可解的哑谜。自然，这完全不是什么“不可解的哑谜”，而仅仅因为“泽田先生”是封建时代的武士精神的活的残余，一个日本资本主义新兴期的“吉诃德先生”（DonQuixote）。一方面，他的父亲，那没落的小商人，即使不“没落，”也受着他们的商业交易和金钱出纳的小规模性的影响，使他缺乏坚定性与进取心，怯于冒险牺牲。何况在他的生意日益失败，生活日益困难的现在，所以尽管泽田先生劝他“再耐烦等两三年”，又忠告他“教育儿子不可把一家目前的幸福做目标，要花多少的牺牲，使儿子成为伟大的人物，才是做父亲的对于儿子、对于国家的义务”。
但“泽田老人”这种高谊热诚，对于这小商人也是一种哑谜。所以一出门他就感叹而卑怯地说：“真是奇特的人，也许非那样不能做教育家，但真是我们学不来的。”他比泽田先生更承认金钱支配力的伟大与残酷，他没有再耐烦等两三年的远谋和毅力。他所着急的是目前。他的理想是：
与其等他儿子三年后每月赚一百元，不如目前每月能够帮助他十元的来得济急。（见《鬼脸》。）
介于这轻视金钱作用的武士汉学者，和充分知道金钱作用之残酷而取着保守退婴的态度的他父亲之间的壶井，因为他受过崭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因为他有现世的快乐主义的哲学的根据，因为他不断地受着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刺激，他知道禁欲的甘于清贫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落后的而且有害的。对于物质的享受之追求不一定是罪恶，因此，他不能不对于取得一切享受的媒介——“金钱”五体投地的赞美。
啊！这样好的天气，若是袋子里放许多钱，穿起很好的衣裳，带起年轻的、美丽的女人一道在外边溜达，该是怎样感觉得人生的快乐啊！
这是壶井在某一个晴爽的秋日，在街上走时发的感叹。那一天他有生以来，袋子里第一次放了预备买教科书的十五元钱。这袋子里的“恶魔”，终于唆使位圣人，把应该买教科书的钱看了一次戏，吃了一回东西，回到他的主人家还撒了一次谎。
那次去看戏，前面也会曾绍过的，是在歌舞伎座。他本想干脆的享乐一回，预备买头等票，奈何，他的衣服不对，恐怕反讨没趣，终于花了一元和他身份相等的人一道挤到三楼了。从三楼的观览席俯瞰下面的头等官厅，他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得他一家的境遇变迁之残酷和社会阶级之显明的悬殊。
幕虽然闭了，他还没有从那种幻觉醒转来。连在东西官座和正厅绮罗蔽体的观客，好像现在还是同那时候一样的男女，自己小孩子的时候，也是那样子坐在那里的。变迁了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亲，只有他们现在由展开在这空洞之底的欢乐世界赶到三楼以上的贫穷的阶级了。世间贫富的悬隔很奇妙地由剧场的二楼与三楼截然分为两层，这情形壶井很明了地看出了。两者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殊异没有比这里再滑稽地显出来的。好像富人为着领会他是怎样的幸福，穷人为着感觉他是怎样可怜而来的。（见《鬼脸》。）
感到了这样显明的阶级社会的残酷的对比，假使有了很有力的领导，壶井这一没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是不难倾向革命的。但是一方受着小资产者的依存性动摇性的规定，一方给资本主义末期的颓废倾向中毒了的他，没有把他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发展到阶级战线的参加，反而汲汲于资产阶级生活的模仿与追随，假使壶井——谷崎氏有什么“堕落”这才是真正的“阶级的堕落”。看他是怎样模仿资产阶级而回避现实吧。
到什时候我才能成一个相当的绅士营奢侈的生活呢？后年在高等学校毕了业，直到进大学做文学士还得有五六年日子。即算这样忍耐巴到了学士头衔，也并非就可以阔绰起来顶多是拿着还不够津村夫人一天两天的娱乐费的微末的月薪过着寒素的日子。我到底说不上结婚，连租一栋屋子都有点靠不住。何况那一年到头去看戏嫖堂子的好的身份一辈子也别想做到！
这里说明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和他们的出路之绝望。但一看到目前他自己的家里，这种绝望状态更残酷地摆在面前：
壶井清清楚楚地目击着他父亲的家运，这四五年来日益沉沦于逆境的悲惨的状态。从他懂事的时侯起已经不丰裕的家里的生计，随着他父亲白发的添加，更走向穷迫的绝顶。近来连和壶井母妹三人糊口的钱，都是费尽气力弄来的啊。天永劫地抛弃可怜的父亲的一家，不肯把他们从世路的艰难救出来吗？壶井被领到津村家之初，因为思念父母时常回家省亲，这一两年来，他不忍看困惫到极点的他两亲的脸上那种尝尽辛酸的可伤的影子，所以虽同在东京市内也很少回家。他哪怕一刻子也不愿意想到他是这样可哀的两亲的儿子。到学校则和阔人家的子弟相交，回到公馆则浸润在华美的四周围的空气里，尽可能地忘记自己的可怜的境遇，竭力亲近社会的中流以上的趣味与风习。
这里很具体地说明了他是何等不忍见，甚至不愿意想到他这一阶层的没落的惨境，而以对于资产阶级生活趣味与风习之模仿，来制造他一时的自己麻醉的快乐，乃至其恶魔的宗教。
自然，他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是由于他先天的无可如何的“性格”的弱点，不如说是他对于这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之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不足。这认识不足的结果，使他完全否定了人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使他由科学的“有定论”堕落到“宿命论”，而完全相信“运命”，以为“运命”是统治人的一种不可抗力，人的贫富幸不幸都是运命决定的。
啊，钱，钱！总而言之是钱，只要有钱一切人的欲望都可达到。没有钱有了学问也无用。假使神拿智慧和财宝两样东西来叫我任选其一，我一定马上会要财宝吧。这样看起来我生来就是不幸的人，有着意志很弱的性格又生在贫穷人家的我，既没有的财产，也没有白手建筑起“富”来的实力。只好一生碌碌，羡慕他人的荣华，白白地走到坟墓里去。这都是运命。
何以说他这种运命观之成立，是由于认识不足呢？记得列宁谈到近代宗教的社会的基础时，他以为宗教之所以在近代仍有它的社会基础，主要的是因为近代的劳苦大众也时时有所恐惧，和那原始人对于死亡，对于不可抗的自然力的恐惧一样。他们恐惧那盲目的资本的威力。
对于资本的盲目的力量之恐惧，这种力量之所以是盲目的，正因为它不能为民众所预见。这种力量在无产者与小资产者生活历程的每一步上，都威胁着要给他们而且正给他们以突然的，出乎意外的，偶发的破产、毁灭，转成乞丐、贫民、娼妓，或饥饿而死等等的灾难，这种恐惧之心就是近代宗教的根基。
假使列宁的话正确，那么难怪壶井——谷崎氏不要相信富人之所以幸福，穷人之所以可怜乃至绝望，都是“运命”了。你瞧他对于资本之集中，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莫大的利润之榨取，是怎样的圆睁着怀疑的眼吧。
人说钱是天下流通的东西，这流通的东西，为什么老这么堆积在社会的一方，一点不流到别一方去呢？
他觉得在日常环绕着他的很富丽的这一社会阶级，“钱”这东西，几乎是无尽藏地贮蓄着，无际限地奔涌着。他父亲一月之间龌龊地绞尽精神，好容易才够支持一家生活的钱在这里连主人夫妇坐一两天的汽车费都抵不上。单就太太托阿玉保管的纸币、银币的数目已经就不是他所能想像的多。
壶井有一次无意中听得一个出入公馆时常把高价的物品卖给太太的首饰店老板，很得意地谈起昨天在哪里卖去了一只几百现钱的戒指。今天又给哪一位爷卖去了一付几十块钱的玳瑁眼镜。那首饰店老板的口吻，推测起来，照顾他的生意的那些人家，似乎每月至少有一次要为他花费数十元至数百元。买那样无意义的东西的人们的收入，究竟每月有多少又是怎样赚来的呢？即令说有庞大的动产不动产，而从那里面自自然然地产出一卷卷的钞票的手续和原因，在壶井完全不可思议。（见《鬼脸》。）
但谷崎氏虽不懂得本应该是天下流通的“钱”，为什么会集中到几个人手里，穷人为什么贫穷，富人为什么益富的因果必然性。但亏着他的锐敏的感受性和直觉力，他知道：
（一）钱可以规定你的恋爱的对象，使你不敢爱你的手伸不到的领域的人，而只能以和你同一阶级的为满足。蓝子小姐无论矣，壶井甚至不敢妄想阿君的表姐，那柳桥的艺妓。
表姐的美貌，权当作结根高处的花儿，从远处望望吧。看门人的他的身份怎么样也只能以阿君为满足，竭力从她的容貌之中勉强找出些美点，拼命夸张地去想。……（见《鬼脸》。）
（二）钱可以无限地剥你的劳动力，壶井在津村家除了前述的许多看门人、书童的服务外，最苦的每天清早庭园的扫除。特别是自秋徂冬庭中那两株大枫树，“任怎么扫，任怎么扫，也无际限地落下来的枯叶”。然而假使有一片未扫，主人要说话的。还有那树梢廊檐的蛛网，虽像两三寸的发丝似的飘游在空中的也得找出除掉，要不然便要触犯那爱干净的太太的怒。壶井不能不说。
任是怎样爱干净的人，没有因这样微小的事也触犯着洁癖的道理。有钱的人大约总想找出点什么不满意来，好让做工的人多替他做点事。（同前。）
（三）钱可以使你跑半月以上的冤枉腿。壶井自离了津村家后，他的先生替他写介绍信给一个报馆主笔，望他收用这个“博闻强记”、“才气焕发”的青年。但那主笔不知什么意思，让壶井跑了半个多月都是不在。后来电车钱也没有了，又是寒冬，他每天从浅草走到本乡追分町上学，再走到银座去拜访那主笔，一点没有休息的时候，又走回浅草。他深刻地觉得他不但是精神上，连肉体上也受了无限的侮辱与痛苦了，他不由得这样发恨：
我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头？因为我做了坏事该受刑罚吗？不，不，没有这样的道理！做了坏事不受刑罚的多着呢！我的不幸还是没有钱。（同前。）
（四）钱的多少不但可以影响你心理的变化，还可以影响你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影响单就小资产阶级因商业交易，金钱出纳之小规模性，而使其精神上缺乏坚定性，进取心，怯于冒险牺牲，容易依附动摇就可以知道了。谷崎氏这样描写壶井的父亲。
壶井不由得佩服的说：“没有我的爸爸再适合平凡这一个形容词的了。”不但是不高兴，甚至商人的他也不会老实借过大钱。衣服不用说，对于书画、园艺、用具，也绝不讲究什么趣味。可又不是有达观人生，很晏如的像禅宗和尚们那样超凡脱俗的悟入，一见好像道德家似的，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卑怯、怠惰，并无何等才能胆气的退婴的人。（同前。）
这个岂不活画出一个小规模性的小商人！这拿来和新兴资产阶级津村夫妇的习惯好尚对比一下吧。
惯用汽车搬动身体的主人夫妇，连书札往还也似乎觉得平信不够意思，任什么小事他们也有拼命地欢喜迅速，尊重秘密，炫耀繁忙的习惯。他们觉得不极端利用日益进步的交通机关，便缺乏文明人的资格。……（同前。）
这里便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大规模性，近代性。
但在壶井的父亲接了津村氏的快信去领他的儿子的那一场面，谷崎氏很深刻的写出了“钱”这东西对于人类的生理上的影响来。
虽然有庄之助那样和他（壶井）同年纪的儿子，但坐在一道看起来，主人（津村）要显得比禄三郎（壶井父）年轻五六岁。他的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在两三年前他还把漆黑地密生的头发，假发似的分开着，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剪了整整齐齐的平头。同时他那消瘦的身体渐渐蓄积起脂肪来，开始肥满，从前的长脸似的一年年变成圆脸了。
在他（壶井）初由泽田先生介绍见面的时候，正刚尽瘁于东奔西走惟日不足的业务，从那紧蹙的眉头，发青的额头下闪烁着野心如炽的冷酷的眼睛的坚吉，随着这两三年来渐渐地事业成功地位稳固，他的容貌也慢慢生出春风来。现在即令他那敏锐的眸子湛着辛辣之光，从那刻薄的舌端吐出怒骂；而围绕着那些的丰满的脸儿和樱桃般的皮色，把他那愠怒的表情的效果和缓得多多了。壶井心里暗暗地吃惊，有余裕的人的心境对于生理上会有这样显著的影响吗？（同前。）
（五）钱不但是影响你的心理、生理，还影响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善恶标准。在谷崎氏的一切作品中接触得最多，解说得最啰唆的无过于“善”与“恶”的问题。他的根本错误，在把行为的善恶看成超阶级的，永恒的“性格”问题，忽视了道德的阶级性。不知道所谓道德者，只是各时代的统治阶级用来辅助法律之不及以巩固其统治的工具。
在封建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以“忠孝节义”等巩固封建秩序道德为主要道德，合乎此者为善，否则为恶。在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时候，是以发展个人主义，拥护资阶级的社会秩序为目的的，合乎此者为善，否则为恶。这样可知世界上不会有天生的“恶”。假使天生的恶是指饮食男女的欲望强，以致干出许多所谓“不正”的行为，那么，这“善”、“恶”的标准，显然的因贫富的阶级而异。
谷崎氏从他创造的人物壶井的口里道出这个真理了，那是在壶井遇见他的中学时代的同学芳川，听了他谈起和一个艺妓的恋爱故事之后。
还有是因为芳川家里有钱，所以他能成善人。有钱没有钱，在某程度是善恶的分歧点。我假使有钱即算生来有恶性也不会那样露马脚就可以过去的。我从前所犯的错误和失败，假使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的话，不是都不算一回事的吗？人类的欲望大抵是平等的，但芳川这样狂嫖艺妓，没有人非难他，我只写了一封情书给使女，社会上马上就不承认。这样的不公平，完全是由钱来的。（同前。）
他终于承认了道德观念和经济利益的密切的关系。
以上，我们由《鬼脸》的研究，已经得出谷崎氏的人生观与社会观的基础。拿这个结果，我们去衡量一下他的别的作品吧。
首先做我们衡量的对象的是《神与人之间》。
假使《鬼脸》是谷崎氏学生时代的最好的自传，那么《神与人之间》便是他作家时代的最好的自传。固然，这作品中写两个极要好的朋友，添田与穗积，共争一个女子，后来叫朝子的艺妓照千代。但假使我们猜的不错，这穗积便是诗人佐藤春夫，朝子是现在变了佐藤夫人的石川千代子，那么，那恶魔主义作家添田君，无疑地是作者自己——谷崎氏了。
添田本是那时侯文坛流行的颓废派（Decadent）的大将，甚至被称为恶魔派，但和他相交起来又觉得他对于什么事都富于同情，很有理解，并且是非常慎重的极有礼貌的青年。至少最初穗积这样想：“这难道是那恶魔主义者添田吗？”他不能无意外之感。……（见《神与人之间》。）
这正是谷崎自己的忠实的写照。我们与后年的他有过交际的，谁都不否定这个印象。这以他自己、他的夫人、他的好友作《Model》的长篇小说（我们已经翻译出来收在这集子里）的故事，我们也不用重复地叙出来吧。在第七章，朝子与添田和好，穗积归卧乡里那地方，作者关于他自己又有这样的叙说：
那时候穗积，时常从顺手瞧瞧的报纸杂志等，多少知道添田的名声，似乎渐渐喧传文坛。他的创作和行动，始终使纸面热闹成为问题。这事实不能不刺激身心困惫到极点的他的神经。因为不但仍被人赞为恶魔派骁将，并且依然素行不检，为着女人的事，或是金钱上的事受人攻击、讥嘲，或是赞叹其恶魔的行动。他似乎把和穗积的纠纷完全忘了，在那里踌躇满志。……（同前。）
这自然也是实录，谷崎氏在近代日本文坛占有特异的地位。当他的盛期，每一作品出来，辄能掀动文坛，特别是自然主义学随着资本主义开始走向下坡的时候，青年们渐渐厌恶那种平面的琐碎的描写，要求更极端的，更有刺激性的东西。谷崎氏那种妖梦似的凄艳的故事，蛇鳞似的美丽的文字，是怎样的迷醉着文学青年的心眼啊。
增加当时读书社会对于谷崎氏的艺术的兴趣的，自然是谷崎氏比较富于变化的私生活。依谷崎氏年谱所载：
大正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与群马县前桥市石川千代子结婚于东京。
这便是前年谷崎氏对佐藤春夫赠妻事件的发端，也就是《神与人之间》所写的这四角恋爱悲剧的开始。我们对于谷崎氏恋爱生活，虽不知道详细，大约他下述的这个公式是不错的吧。
那时添田迷上了女优干子是文坛和一般社会周知的事实。并且始终添田所发表的每一创作，虽然种种地变了形，但无不是从他和她的恋史着想的。干子总被描写为才气横溢的妖妇，还有被她的魔力征服了的男子，被这男子虐待、嫌厌，却毫无志气的粘住着丈夫的愚钝的妻——把这些人物，添田用种种方式组合起来，有时简直照事实赤裸裸地写出来了（同前。）
那“愚钝的妻”一脚色，自然派给了石川千代子夫人了。
在第十六章，写添田以“夜路”的标题发表了一篇恶魔主义的作品，写戏曲家A为着追求和女优K子的完全的色欲的爱，终于惨杀了他的贤淑的妻F子。这篇作品发表以后，世论嚣然。作者谷崎氏在这里对于他自己的艺术藉别人口里作了很多有趣味的自己批判。最妙是后来写到恶魔的添田给善人的穗积药死以后的世评：
可憎的恶魔主义者之死，给大家知道了的时候，世间究竟不惜承认其生前的功绩。许多杂志报纸揭载了故人的肖像，人们说故人总算寄与了一些东西给文坛，并且是个有独自的境界的富于才能的作家。这个厌物没了，文坛一定要不胜寂寞之感吧。（同前。）
这简直是替自己“盖棺论定”了。这作品的妙处是有预言的效果，即作中的朝子——千代子终于移归了穗积——佐藤春夫，所以不同的是这爱丁诺克式的场面延到十五年后的今日，同时佐藤并没有把谷崎害死，他们的这“爱人交递手续”是办得很平和的，甚至三人发出联名宣言。
谷崎氏率性把爱女和家也一并送给了佐藤，这一奇特的悲壮的行为，若在前一时期，不知道要给日本社会多大的震动，全国的艺术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恋爱学者不知道要多么热烈地严肃地批评他们，赞诵他们，同情他们！但是不幸这事件是起于一九三〇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达了极严重状态的时期，日本的革命青年只当这是末期的资产阶级作家应有的把戏，比先年有岛武郎的情死，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影响还要小。
但我们仅就这作品所表现的社会内容来论吧。在这作品中谷崎氏任什么事都依然捧出他们所谓“命中注定了的性格”，主张“原始的不可抗的本能”。试听添田对“以恋人资格”来接朝子的穗积所说的，他为什么明知没有爱朝子的资格而不能放弃朝子的理由吧。这免不得又要接触谷崎氏的善恶问题了。
穗积君，我，我，虽好像常这么说，真是寂寞啊，一想到你和朝子成了夫妇而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不懂的，你决不会懂得我所谓寂寞的意义。我吗，虽然你，你常说我是善人；善人，实在是个恶人啊！我不但是爱装恶棍，就是心里也和你那样的善良人不同。我这人所以在你的眼里显得善良，是因为那个时候戴了假面。固然，那也并非欺骗你。我和你相交起来，不觉也装起善人来，欢喜听你“善人善人”的恭维我。
为着这种欢喜，我才和你要好的。我没有一个真的朋友。因为只有你真心地相信我，所以我竭力不想伤害这信用，不想负你的好意。这样的我的心里也有这种妄想。这么和你要好，也许不知不觉的受你的感化变成善良的人，也说不定。任是恶人这点点希望也是有的。……
这里诉说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所谓恶人的孤独与寂寞，及其与穗积那样的“善人”的交涉。
因此我爱朝子也就是受了你的感化。我不合是恶人。我竭力想朝子那样的女人把我当你一样的看待。可能的话，我想娶了那样纯洁的女人做妻子，借她的力使我也可以加入善人的队里。我由这样的动机才欺骗你，恃蛮地成就了我的恋爱。你就没有朝子已经是个堂堂的人物，朝子以上的好女人也有的是……
这里添田——谷崎氏似乎以为性格善恶的转变是个别的人，特别是女人规定的。所以“恶人”的添田起先想因穗积的友情而变成善人，后来又想借助于朝子的爱情，所以宁肯牺牲友情以获得爱情。他们过度估量了女人的感化力，以为一切罪恶之子可因女性的美与爱而得救。他们崇拜马利亚，他们俯伏在她的座前流着忏悔的泪，他们赞美但丁的Beatrie,他们讴诵歌德的Gretchen，他们想由圣洁的女人的素手的牵引而入天国。
显然的，对于“女人”的这种唯心论的观点，只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残余。当他们发现他们的Beatrie，或是Gretchen，不过是一个要饭吃、要衣穿的寻常的甚至很累赘的女人，他们便由天国急转直下坠入地狱，他们拥抱着脱了衣的Venus。
你一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那样虐待朝子呢？可是我顶没有办法的，是我这任性的脾气。虽然我现在也并非不爱她，不，老实说，我真心爱的还只有那女人一个。但一碰见了“淫妇”那种典型马上就被她诱惑了。虽明知道比起朝子的爱来，不过是肤浅的情欲，可悲的是那种情欲对于我有不可抗的作用，唤起我心里的恶魔之声。我每逢这种女人出现简直像给恶梦魇了似的跑到那家伙那里去拼命地耽于淫乐。可是那梦醒来之后，一定有说不出的苦痛。我为什给那样的女人迷了呢？分明有朝子，分明懂得她的心性儿好，为什么不自然地、忠实地去爱她呢？（见《神与人之间》。）
于是，在他的脑中引起了Maria与Venus、灵与肉、爱与欲，神一般的理性与野兽般的本能的斗争。而结果毫无问题的是后者的胜利。对于这夺来拯救他的灵魂的女性，无论在日常生活上，在作品上，都经常地给以残酷的亚细亚的待遇，他打她，踢她，骂她，欺骗她，“在作品里惨杀过她三次”。
失恋的、气愤的穗积不能不写秋思和某孤独者的生活以自慰了。然而添田不但不生气，反而觉得不够意思。
既然写到那样了，为什么不更尖锐一点把我这人赤裸裸地写出来呢？我最初就说我是恶人决用不着客气。恶人就是恶人，只要你能深入那恶人的心理充分地写出来，我死也满足，就是天下的恶人也一定甘心瞑目。
实在的艺术家一谈到艺术上的问题，是能这样的不自私的，哪怕是于他很不利的事。
“不要紧，我决不生气，你爱会我的老婆我让你会啊，只要是那样的老婆也成的话。”
“那样的老婆也成，你若是那样讨厌她，可怜你就让给我吧。”
“哈哈哈哈，那可不成！我就想让，她本人也不肯了，怎奈已经生了孩子，怎么样也离不开了。”
“生了孩子这事，对于我也是很大的打击啊。要是没有孩子，你也许肯让给我哩。”
“那么，你不会想若是孩子害病死了就好了吗？”
“哪有的事。不过我也曾当小说的情节那样想像过，可是结果是一样的。最初不生孩子倒好了，一旦生了他又死了，因着这种悲哀两个人许更不愿离开了。我想写这么一篇小说。”
“不错，写得高明时竟是篇好小说。假使这么个情节你看好不好？你阴险地装做很像没有志气似的却悄悄地把我杀了？”
“那也想像过，不过那比刚才那个更难写。杀了之后的心理和事件的发展实是复杂得很，可以有种种的情形。”
“唔唔。”（见《神与人之间》。）
这样，两人实生活上的残酷的斗争，变成艺术上相互的推敲了，他甚至坦然地推敲怎样巧妙地杀他自己。在一个乱舞狂欢的晚上，举起酒杯目送添田抱着他的Venus，走着狐步的穗积却独自暗暗地进行着那情节的进一步的推敲。
穗积的脑里，好一些时候，像想小说情节似的弄着这样的空想。幸而世间，特别是文坛一般的同情都集在我身上。我被认为忠实的谨厚的善人。比方就把添田弄死恐怕谁也不会疑我。就是朝子做梦也不会想到那样。于是我安慰她，把她的爱夺回，圆圆满满的结婚社会上都当“正义胜了，恶魔灭了”，大家都赏赞我“难得你这样好的耐心，竟贯彻了你的纯洁的恋爱”。对呀，把这写成一篇小说吧。人家都当添田是恶魔，我是善人的时候，我反而渐渐成了十足的恶党，把这心理过程写出来确实有趣。（同前。）
这“小说的情节”到了穗积偷了“西班牙的苍蝇”以后，推敲得更加严肃，更加冷静，更加周详了。从添田如何中毒，如何卧病，如何由呕吐，痉挛，昏睡状态，死；以至死前医生如何诊断，死后社会如何批评，都一丝不乱的想出来了。
人们一定说这恶魔主义者是受了他的当然的果报死的。他是受了不但不听良友穗积、贤妻朝子们的哀诉与谏告，反而时常嘲笑他们，虐待他们的天罚。该是被他杀了的妻子反而得救了，要杀她的无情的丈夫反而先下世了。社会上一定对于那样寂寥地等着丈夫归来的不幸的朝子身上洒着同情的之泪吧，还有对于从明里暗里替她尽力的失恋诗人穗积的身上。（同前。）
很明显的，在穗积与添田的恋爱争夺战的过程中，那两个性格，善与恶的对立已渐次打破了。恶魔不必恶，善人不必善。不，善人反成了十足的恶魔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诗人穗积是这样清纯高洁的人啊，他曾把他的心比之于“童话中独自一朵寂寞地开在原野的蔷薇花”。
我的心脏就是那蔷薇花，越是孤独，越是孤独，花的芳香越加馥郁起来。（同前。）
以这样一颗清纯的蔷薇之心而行那样残酷阴险的毒蛇之事，不是他吃得消的。于是他不能不对他自己的良心做出这样的Excuse，首先说他是何等为着友情牺牲了他已经胜利的爱情，他是何等纯洁的，忍受着长期的孤独与屈辱。他为他们竭尽心力反而成了添田播弄的工具。添田的目的是在活活地苦死他和朝子。问题是这样的迫切了，善人的他们消灭恶魔呢？或是被恶魔消灭？过去他过于逡巡反而得了助长添田的恶德的结果。把朝子那样圣洁的Madonna堕落成为娼妇似的女人，这固然是添田之罪，他也不能不负责任。把既经消失的“善”与“美”的东西夺转到世上来不单是为她也是为全人类。容忍恶的存在是比“恶”的自身还要恶，于是他达了这样的结论：
杀添田并非把灵魂出卖给恶魔，而是为着她，为着全人类消灭恶魔。（同前。）
于是，穗积这样做了，一切都照他所预想的实现了。只有两样多少反于他的预想的，是那恶魔添田临死时的后悔，和善人穗积杀人后的苦恼。这苦恼使他发出这样的疑问：
杀人即令是以善良的动机做的，得了善良的结果，还是违背人类的天性吗？代神制裁恶魔的，毕竟是他的僭越，神非罚责他的冒凟不可吗？（同前。）
文中的穗积在和朝子结婚后一年，受不住良心的苛责自杀了。这一善恶问题在他的遗书中这样结束：
你说你从前就爱我，说现在已无悲悼添田之死的心了。说爱我甚于爱道子，这么些话不但不足以慰我，更使我战栗于我的罪恶。我觉得你已不是从前的清纯的朝子，渐渐变成和我一样的恶魔了。
好像矛盾似的，结局我恨添田君。一人之恶，及于三人。不是为着添田君一人恶使你也恶了，我也恶了吗？就在最初的恶人死了之后，我们还要为那恶苦恼。你我太不合算。（同前。）
这里，穗积把性格的恶化也归之于个人的影响，和添田想因清纯的朝子的感化而加入善人队里一样。我们只能说作者谷崎氏把握不定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正确的关系。恩格斯曾这么说：“人自己是在造成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之为此是在一定决定他们的环境之中，是根据旧时代所遗留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在这些关系中，经济关系归根到底总是占主位。”
拿这个去检查这个恋爱斗争史时，可知这中间到处表露着两个时代的斗争。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末期文化的斗争。第一，这作品中写的是两个时代的女性，一个是所谓“圣洁的Madonna”，任丈夫怎样打骂，怎样嫌厌，怎样“在作品里杀过她三次”，怎样和情妇在外游荡数月不归，依然忠实地柔顺地等待着，依然哭着说“我永远是你的人”的封建型的女性；一个是才气横溢，有她自己的职业，而用她的Coquetry（风骚）和“西洋人式的表情”征服男子，玩弄男子，始终愉快地没有什么拘束的过着日子的摩登型的女性。这一种和朝子相反的女性在穗积们不经意的当儿，大量地产生出来了。
跳舞着的女人们虽一半以上是日本人，但好像谁都是与穗积无缘的人种。日本什么时候也生出这样的女人们来了，头的梳法哪，眉的画法哪，似乎种种地方都施了很精细的技巧，因此她们的眼睛、鼻子说不上的都带西洋人味儿。并且都那么大大方方地没有一点羞涩。拿起朝子来一比，她们的确是另一人种了。她们是和生长在信州山间的穗积和朝子是完全住在不同的世界的人们。（同前。）
自然“这样的女人们”是日本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必然地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日本脱离封建社会不久，虽然资本主义有高度发展，而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特别是家庭生活上，还保留不少封建的残余。男女生活的不平等，对于女人的亚细亚式的待遇与女人强制的服从，在许多人仍视为当然。特别是在“生长信州山间”的人，猝然看见那帝国饭店Green room中那一些“带西洋人味儿”的摩登女郎们，自然是惊心骇目，认为另一人种了。干子便是这“另一人种之一”，也就是“恶”的女人们之一。他虽然对朝子叙述了那晚的所见，但还是要保存朝子的“善”不要她学这“恶”。
朝子：“有趣哩，我真是羡慕那样的人啊。”
穗积：“怎么样的人？”（他责备似的问。）
朝子：“干子那样的人啊！你瞧她又爱闹，又漂亮，谁也看了欢喜，始终能快乐地过着日子。真是我要能像她那样多好。”
穗积：“哈哈哈！那你可到底不成，除非你再生过一次。”
再就这两个女性，朝子与干子的职业来检查，也恰恰的代表两个时代。朝子原名“照千代”，是长野的艺妓出身，受过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典型的教坊的教养。而干子是日俄战争以后隆盛起来的新剧的女优。她们俩究竟谁善谁恶呢？或是这两个时代的女性谁善谁恶呢？不承认有永恒的道德原则的我们只能这样说，站在封建地主的观点，则朝子这样的女性是“善”，而干子那样的女性是“恶”；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则朝子不必“善”干子不必“恶”。
为什么现代日本家庭仍充满着“不必善”的女性呢？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也打出男女平等招牌，但在它的阶级利益上决不能彻底地反封建。女子的真正彻底的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因此站在新兴阶级的观点，封建的良妻贤母（如朝子），资产阶级的摩登女郎（如干子）都没有什么好，都是恶，我们要求的是另外一种“善”的女性。
这两种女性的善恶，我们既然明白了，这当然影响到她们的追求者，添田与穗积。我们再来批判他们的善恶。
他们，据这作品内所表现的，虽然生在同一时代，而且同过学，但在经济关系上，添田代表了没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穗积代表了乡村小资产阶级。在职业上添田是一个“靠写文章吃饭的”文士，而穗积是一个在故乡开业的颇有名望的医生。在货币经济发达的社会，女人是跟着钱跑的，所以朝子首先给一个叫木村的绸缎店老板讨去了，那绸缎店老板死了，好运才轮到他们，朝子对于他们两人虽一样的“不讨厌”，可是显然的，“穗积先生”是比较的可靠，所以她的姐夫武田才首先问穗积“要不要她”。
从辛苦里出来的添田是懂得这个的。
添田：“我假使一旦表示要讨照千代的意思，那么你那现在还不晓得是不是love的。结果不会变成love吗？于是我们俩不会竞争起来吗？那么一来，我知道我到底不是你的敌手。”
穗积：“为什么不是我的敌手？”
添田：“这还用说吗？你是本地人，又有地位，又有信用，在社会上看起来比我这样浮浪的文士要不同的多。并且你和照千代认识也比我早，又有以医生的资格，对她尽过种种的心的关系，若是竞争起来我想我一定要输的。”
这已经是在未开始竞争之前早定了输赢了。何况在性质上添田是和《鬼脸》里的壶井似的，在早年惨苦的家境和都会资产阶级的享乐生活的诱惑里铸炼出来的，畸形的“不良性”的青年；而穗积是一个生长于信州山间殷实人家而以“品行方正”著名的纯朴的青年这两者相形之下，难怪朝子说“老早以前”就爱他了。难怪她说她“自己以为爱着添田，其实当真还是爱着他”了。
从辛苦里出来的添田也懂得这个的，但明知道这样他仍必须占有朝子，以慰他所谓“恶魔的寂寞”。而穗积也在任何失望与屈辱之下，不改他的步调，企图救回他的“圣洁的Madonna”。
这样执拗的恋爱之争，表示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仍是私有财产之一部，仍是男性占有欲的物格。值得注意的是执拗的争夺者的两方都是小资产阶级青年，这因为小资产阶级就在恋爱方面也是“最执拗的私有者”，且所谓“圣洁的Madonna”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是用不着的，恰恰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这里为着这幻想的追求小资产阶级青年甚至抛掉他们的一生，而毫无所惜。他们的这种“恋爱至上主义”使他们没有法子看见群众，省悟自己阶级的前途与其历史的任务。只玩弄着“善”与“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概念。这许同时是这一个很优秀的作品，打有时代火印的缺点吧。
由上面《鬼脸》与《神与人之间》的分析，我们已可以明白谷崎氏的恋爱观与社会观。
现在我们再拿他那篇未完成的作品《鲛人》，来介绍他的艺术观。这样告一个结束吧。
自然，每一个作家都是时代的人，他总是在他的作品里有意无意地表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因此每一个作家的艺术，就建筑在他的社会观上。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了谷崎氏虽然出身于小市民层，虽然目击着他家里的悲惨命运，和深刻的阶级的对比，但他却逃避现实于颓废的梦里。这就是他的艺术观的基调了。和谷崎氏每一篇作品都有自传的价值一样，每一篇作品也表现这样的唯美的艺术观。但是为着较具体，地特别是于我们同国人较亲切有味的理解他对于艺术上的见解起见莫如《鲛人》的研究。
这《鲛人》系以欧洲大战后生意繁昌的浅草公园为背景，写一个优秀的颓废的艺家服部于那扰攘叫嚣的人海中追求永远的“真”和“美”的历史。虽说部历史没有完成就停止了，这姓服部的虽是一个洋画家，但就看做作者自己也不会很错。他二十七岁了没有职业又无可靠的亲故，应该是“自食其力”的了。然而他的生活费是“赚来”的少，“借来”的多，这在他是根据他多年奉行的这样的信条的。
他虽是个洋画家，但非以画舞台背景为能事。他可是真有志于艺术的，因此与其做不高兴做的事情去赚钱，不如向人家借哪，讨哪，反要来得问心无愧。他是为做艺术家而活着的，因此生活手段等是第二问题，为那样的事去劳神是傻子。但凡在第二问题范围内，他就给人家看不起，轻蔑也不要紧，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弄钱来吃喝就成。（见《鲛人》。）
这虽是有些夸张，可以看出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所理解的艺术与实生活的关系。
讲到吃喝，这艺术家在他四五年前家里还富裕的时候，也是很讲究这个的。他原是个生活欲极旺盛的都会人，但自从他落魄以来别的欲望都次第削去，独有食欲还保存着而且更加猖獗起来，他以为“食”是人类欲望之中最后的而又最真实的欲望。
靠得住的东西？是啊，世界上原没有那样的东西。假使是有，那就是这一瞬间的“饱食的味儿”了。人类除了把吃的东西塞满胃脏以外，能更有什么占有的更实在的东西吗？就是财主爷的财产，学者的知识，能有这样确实的很有斤两地压在身上的所有感吗？任是怎样的怀疑家也不能怀疑现在吃的东西是在胃里吧！（同前。）
因此，他是非常怕肚子空的。他对于争取饱食是非常勇敢的，“严寒时当了衣服去吃。吃帽子，吃书籍，吃四周围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自己的，人家的！”浅草公园的歌台舞榭的男女戏子们被他吃了不少。他是浅草公园的肥料，浅草公园也是他的肥料。
这疏于实际生活又性爱孤独的天才艺术家为什么流到了浅草公园呢？这依作者说是与那些靠公园衣食的戏子、戏园流氓、堕落文人，以及其他说不出名字的浮浪人、丑业妇中之一部份人有同样的心理的经过。他们同样是懒惰，没有钱，意志薄弱，可又不能从奢侈的物质欲自拔，结果给社会压迫到没有地方走。虽是十二分不平，可又没有法子，只好“玩世不恭，或是愤时嫉俗，耽溺于廉价的享乐以自暴弃”，为着这个目的就没有比浅草再好的地方了。只要一到浅草这都会所有享乐机关大概都具备在那里，不过是以最丑恶的形式。
不过这丑恶也不足以使我们艺术家退避，因为在他的眼中当时的东京就整个儿不好。
特别是欧战以来，这倾向更激化了。亏着战争，东京大大地繁昌起来了，日本变成债权国了。实业家丰足了他们的资产，宰相获得新的爵位，军人得了勋章，卖破船发财的，囤染料药剂发财的暴发户辈出，但因此东京这地方反而一般的成为不好住的都市了。不错也许文明的设施比从前多，但是市民由此而受的便利，比起由此而受的不便来，不如没有倒好。（见《鲛人》。）
这样的东京更不用谈什么都市“美”了，有的只是“文明的诈欺”！因此，与其在中心街市接触那种虚伪与不调和，他宁可在丑恶的浅草公园中找它近于“美”的东西。这样浅草公园成了这艺术家安心立命之地。
有一天，这艺术家的唯一的好友南贞助，刚同他父亲旅行中国回来，带了一些香烟做礼物，特到公园旁的一条陋巷来访他。当他一接触这都会的暗黑面时：
他忽然想起去年十一月某日的晚边，随他父亲彷徨于南京秦淮河畔时事。父亲说要査査杜牧之诗里的杏花村古迹，在那狭隘迂回的秦淮陋巷徘徊了两三点钟。那时，他一面在那废颓的中国街走着，不由得想起服部。服部假使和我们一道，他一定欢喜这条街的情景吧！并且假使他生于中国，一定躺在那小巷里面洞穴似的巢窟里抽着鸦片吧。他一边这样想跟着父亲走。……
在他请服部抽着他从中国带来的香烟的时候，从那浓郁的香味中，不能不使他回忆他旅行中所接触的美妙庄严的河北、江南的自然，使他也深恨不能生于中国。
他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别了那为日本过去文明的父祖和渊源的尊贵的大陆，永久以日本人这样待在这里了。在他眼前的不是那幽邃而冥想的北京，却是浅薄而丑恶的东京。这两个都会之不同，不正像刚读完“东方夜谈”随即来读什么演义似的不同吗？他毕竟是东洋人，所以在艺术上也不想离开东洋主义。但他生长的这现在的日本——给西洋主义，并且是夹生熟的西洋主义中魔着的现在的日本。他想要从中发现“美”，纯朴的自然到处都破坏了，在本比中国小规模而且贫弱的这国度的自然之中，到哪里去找倪云林的山水与王摩诘的诗境呢？他现在这样坐在这里的郁闷的松叶町的巷堂房子的二楼，这不正是东京的丑恶自身吗？
因此，他的结论是住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不会有好的艺术，所以他以为服部的堕落是因东京不好，日本不好。他是这样崇拜自然，这样的赞美中国的自然，他是这样同意他的父亲对于东洋艺术的理想。
东洋艺术与西洋艺术不但形式不同，根本精神也殊异，西洋常常一样创造新的美，自己建设自己独特的美的世界，使美向一切方面分化，发达。在那里有艺术之目的，艺术家的生命。但东洋艺术并非创造美而是暗示美。家父把“美”比之于月，西洋人捉牢月光映在溪谷处，照在庭树的叶上处，射在都会的电杆柱处，而说那是美。若非相当伟大的艺术家不容易晓得那光的来源是大空之月。在东洋人却最初就望着大空的月，就不望也感着。家父引月亮的比喻正是在一个满月之夜泛舟洞庭湖，两人望月之时。家父说：“东洋艺术是和宗教一样，只要拿来使灵魂得救就成。佛教所谓真如，世界和艺术的美的境地，是一样东西，都是仰慕着那空中的月。因此，我和相信月的存在一样相信有永远的生命。”（见《鲛人》。）
他的父亲的这一种唯心论的艺术观，似乎很得了他的共鸣，因此，他以为倪云林、黄大痴的南画和米克兰·詹罗的壁画同样的崇高，而拟停止西洋画研究南画。但是与天上的白云之路无缘的服部却另外有他的境界。
但是我和你两样，我欢喜“人间”，我欢喜“人间”的恶事丑事。我觉得“人间”的恶事丑事之中，也有你那样永远的东西，我想要抓牢那个。但是走近去抓它时，永远的东西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只留下恶事丑事来诱惑我。你知道我的意志弱的没有办法，我是给它一诱惑马上把灵魂卖给恶魔的无用之人。因此，我不能和诱惑斗争，只能给它诱惑着也好，把灵魂卖给恶魔也好，假使恶魔保有永远的东西，我就想抓牢它。这假使如愿的话，我可以替这世界上添一两样人们从不曾知道的新的美。否则，就堕落完事。（同前。）
与其爱“自然”宁爱“人间”，从人间的丑恶之中，从恶魔的手里抓牢“永远的东西，替这世界添一两样新的美，这是服部毕生的大志愿，也就是谷崎氏毕生的大志愿，这个大愿他应该是颇为成就了，所以我们今日尽管对于他的恋爱观，社会观，艺术观未必赞同，然而并不否认他对于我们的寄与之伟大。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给了我们什么永远的东西，但这个恶魔主义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强有力的，印象的，认识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面，认识其中有作用的或被作用的许多人物的典型。实在“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历史过程，他的作品内描写的典型至今日还有生气。”
但我们要知道谷崎氏所描写的“典型”之所以有生气，并非由于他承认永恒的道德原则，即他那种抽象的善恶观，相反的，他一方面固定地，静态地去谈“性格”的善恶，一方面他能很不自觉地，天才地，揭出它的矛盾。即‘善人’在行为的发展中，时常变成‘恶魔’，而‘恶魔’反而成了不一定可恨的人物（就看御国与五平吧）。这样的把固定的死板的善与恶的抽象概念，变成功流动的活泼的艺术家的生活感觉了。这样我们就介绍下面那样优秀的流动哲学的浅草公园观，也并不足怪了。这样，我们可以说谷崎至今还是民众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正在革命过程的中国的朋友。
浅草公园和别的娱乐场显著不同的地方，不单是它的容纳物庞大，而在于容纳物中的几十、几百种要素，不断地激急地流动着，发酵着。不用说，社会全体也随时在流动，随时在沸腾，但没有像浅草这样流动激烈的一廓。这是在缓慢的流中打一圈的某特别的漩涡这漩涡一年年扩大它的圈儿，繁密它的波纹，把飘到周围的东西随口吐去以养育它自己。在那流中的东西可以说没有一样不被它卷进去过一次的，但是那些被卷进去过的东西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了呢？漩涡还有在那里，那卷进去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公园的流转是这样的激烈，这里有一不可看过之事就是若把那些流转着的东西，一一地仔细检查一下，几乎没有一样不是俗恶的东西，粗杂的东西，低级的东西，卑陋的东西。但因为那些东西是以停不住的眼儿的迅速拼命地流转，所以公园自身的空气，就在混浊里孕着清新，废颓里吹着活气，乱杂中作着统一，悲哀里酿着欢乐，不可思议地，时常是年青青地，溶溶的大河似的流起去。那里偶然也并非没有优秀的东西，美丽的东西，伟大的东西落进来。但是一落进来，同时它们那些伟大，美丽，优越，就像透进大地的水似的，被吸的毫无痕迹。谁也不能在那里独自逞强。横行世界的百代哪，环球的名优和日活，天活的演员，有时甚至电影说明者都是同等，都不过公园一要素。
关于这公园的特色要附加的一句话，是关于“让这个公园这样下去是否于社会有益”？“那里的空气之流动是进步呢？退步呢？”对于这一问题恐怕谁也不能与以确答吧。不过这里有一句话说出是不会错的，即拼命流动的东西不会有退步的，流动在流动自身生出进步。我们只要以这样的观点去瞧着它那泼刺的光景就得了。不满足于这个回答的，可以离开公园到市内其他一流的娱乐机关去。在那里从来的文明的遗物，德川时代的遗物，有时不过把容器改改样子，在污泥似的沉淀着。那里没有流动，没有混合，没有发酵，有的只是徒然摆起架子的，花高价钱的，发育停止的，干枯的顽意儿和观众。一方面有公园那一切东西，一方面有市内一等的戏院，俳优，艺妓，菜馆，这两者哪一个有助于将来的日本文明呢？那不用说是前者吧！那里有成为新文明基础的盲目的蠢动。虽是盲目，虽是蠢动但是轻蔑它的人。便是轻蔑民众。（同前。）
此文作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距现在整整地两年了，在被的材料的分析上似乎还没有大的错误。不过最近几年来谷崎氏的“艺”至去年的《春琴抄》已臻化境，而精种却停滞了，他显然老了，我或者有机会再分析晚年的谷崎吧！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