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讲过在贝勒加德到博凯尔的路上的场景。第二天，一位三十一二岁的男子求见马赛市长。此人身穿浅蓝色礼服、白色背心、米黄色裤子，一副英国人的口音和举止。他对马赛市长说：“先生，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我们同莫雷尔父子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已有十年，在他们公司投资约十万法郎。近来听说他们公司濒临破产，我们不免担心，因此，我特地从罗马赶来，向您了解这家公司的状况。”

“先生，”市长答道，“我的确知道这四五年来，厄运仿佛追逐莫雷尔先生，他接连损失四五艘商船，吃了三四家破产公司的倒账。不过，我尽管是债权人，在他那儿有一万法郎的投资，却不能向您提供有关他资产状况的任何情况。如果您问我身为市长如何看待莫雷尔先生，那我就会回答您，他那个人诚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迄今为止，他都严格地履行了全部合同，如期付款。我只能对您讲这些，先生；您若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可以去拜访德·博维尔先生，他是监狱总监，住在诺阿伊街十五号；据我所知，他在莫雷尔公司有二十万法郎的投资，如果真有令人担心的情况，他资金的数额比我的大，恐怕比我更心里有底。”

这位英国客人似乎十分赞赏市长的审言态度，他躬身辞别，迈着大不列颠的子孙所特有的步子，走向诺阿伊街。

德·博维尔正在书房里。英国客人一见面，不禁微微吃了一惊，仿佛他不是头一回见到他来拜访的这个人。至于德·博维尔先生，他此刻正冥思苦索，一筹莫展，哪有闲情逸致让记忆和想象去游历往事。

英国客人以本民族所特有的冷淡态度，几乎原话重复一遍他向市长提出的问题。

“唉！先生，”德·博维尔先生高声答道，“实在不幸，您的担心完全有根据，您面前就是因此而陷入绝望的一个人。我在莫雷尔公司有二十万法郎的投资：这笔钱我打算作为嫁妆，给我两周之后就要结婚的女儿。其中十万法郎本月十五日到期，余下十万法郎下个月十五日到期，都该偿付了。我已经通知莫雷尔先生，希望他能按时付款。可是，就在半个钟头之前，莫雷尔先生还来告诉我，如果他的‘法老号’货船到十五日还不返航，那他就无力支付这笔款项。”

“哦，这话很有点延期付款的意味。”英国人说道。

“不如说，这有点破产的意味，先生！”德·博维尔先生绝望地高声说。

英国人似乎沉吟一下，又说道：“这样看来，先生，您非常担心这笔债款吧？”

“可以说，我看是损失了。”

“那好，我来买下。”

“您买下？”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要大大压价啦？”

“不，还是二十万法郎，”英国人笑着补充说，“我们公司，从来不做这种生意。”

“您要支付……”

“支付现金。”英国人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现钞，看数目大约是德·博维尔先生担心损失的两倍。

德·博维尔先生立刻喜形于色，但他还是克制一下，解释道：“先生，我要预先告诉您，这笔债款，您很可能连六厘都拿不到。”

“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事，与我无关，我无非奉命行事，”英国人答道，“也许我们公司想快点挤垮一个竞争对手。但有一点我很明确，先生，就是我把这笔钱数给您，您给我开一份债权转让书，而我只要一点经纪费。”

“看您说的，先生，这十分公道！”德·博维尔先生高声说，“经纪费通常是一厘五，您想要二厘、三厘、五厘，还是想要更多一些？您说一声好吗？”

“先生，”英国人又笑道，“我跟我的公司一样，不干这种事：我要的经纪费性质完全不同。”

“请说吧，先生，我洗耳恭听。”

“您是监狱总监吧？”

“在任已经十四年多了。”

“入狱出狱的犯人花名册，掌握在您手中吗？”

“不错。”

“花名册上附有各个犯人的记录吧？”

“每个囚犯都有材料。”

“好，先生，我在罗马受教于一位神父，他实在可怜，不知怎的，突然失踪了；后来我听说，他被囚禁在伊夫狱堡，因此，我想了解一下他临终的情况。”

“他叫什么名字？”

“法里亚神父。”

“唔！我全想起来啦！”德·博维尔先生高声说，“他是个疯子。”

“有人那么说。”

“哎！他确实疯了。”

“有可能，那他是什么类型的疯癫呢？”

“他总说知道一大批财宝，情愿出巨款向政府赎买他的自由。”“真可怜！他死了吗？”

“对，先生，那是二月间的事，死了有五六个月了。”

“先生的记忆力真好，连日期都没有忘记。”

“我还记得日子，是因为可怜的家伙死的时候，出了一件怪事。”

“能问问是什么怪事吗？”英国人问道。他那冷漠的脸上流露出好奇的神色，此刻如有人细心观察，准会感到诧异。

“唔！天哪！可以，先生。离神父的地牢四五十尺远的地方，是一个原波拿巴党徒的地牢，那人在1815年窃国大盗卷土重来的行动中，出力最大，他天不怕地不怕，是个危险人物。”

“真的吗？”英国人问道。

“真的，”德·博维尔先生回答，“大约1816年或1817年，我视察时见过那个人；下到他那地牢里，必须带上卫兵才行：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张脸我终生难忘。”

英国人难以觉察地微微一笑。

“您是说，先生，两个地牢……”英国人拉回话题。

“相隔五十尺远，然而，那个埃德蒙·唐代斯仿佛……”

“那个危险人物叫……”

“叫埃德蒙·唐代斯。是的，先生，那个埃德蒙·唐代斯仿佛弄到了工具，或许造了工具，因为后来发现了两名囚犯联系的暗道。”

“挖了那条暗道，一定是企图越狱啦？”

“正是。不过，那两个囚犯也够倒霉的，还未等越狱，法里亚神父蜡屈症突然发作，一命呜呼了。”

“我明白了，这样一来，越狱计划就不得不中断。”

“对死者如此，对生者则不然，”德·博维尔先生答道，“那个唐代斯反倒认为这是提前越狱的好机会，他一定想伊夫狱堡的囚犯死了，都葬在普通的墓地里，于是他把死者搬到他的牢房，自己钻进敛尸袋中，等待埋葬的时刻。”

“这样做有点冒险，需要几分勇气。”英国人又说道。

“唔，我不是说了嘛，先生，他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这样倒帮了政府的忙，省得再担心他了。”

“这话怎么讲？”

“怎么讲？您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

“伊夫狱堡没有墓地，囚犯死了，脚上系一个三十六磅的铁球，往海里一扔就算完事。”

“是吗？”英国人说道，仿佛难以想象似的。

“是啊，就在唐代斯脚上系一个三十六磅的铁球，把他抛进海里了。”

“真的吗？”英国人高声叹道。

“真的，先生，”总监继续说，“您能想象出来，那个越狱者感到身子从岩石上直冲下去，该有多么吃惊。我真想看看他那时候的表情。”

“那可不容易。”

“那没关系，”德·博维尔先生说道，他确信能保住他那二十万法郎，心情显得特别好，“那没关系，我能想象出来。”说着，他哈哈大笑。

“我也能想象出来。”英国人说着，也跟着笑起来，但他笑不露齿，不失英国人的风度。

“如此看来，”英国人首先恢复平静，又问道，“越狱者已经淹死啦？”

“毫无疑问。”

“伊夫狱堡典狱长就这样，一举除掉凶犯和疯子吗？”

“一点不错。”

“这个事件一定有笔录吧？”英国人又问道。

“对，对，有死亡证书，以备唐代斯的亲属询问他死活的情况，如果他还有亲属的话。”

“因此，他的亲属可以安心地继承他的财产喽？他确实死了吗？”

“唔！上帝，当然了，随时都可以给他开具证明。”

“原来如此，”英国人说道，“回到正题，还是谈谈囚犯档案吧。”

“对，提起这件事，话题就扯远了，请原谅。”

“原谅什么？原谅您叙述了这件事吗？不必道歉，这件事我听着挺新奇的。”

“确实很新奇。要说那位可怜的神父嘛，性情倒是非常温和，您想看看关于他的全部材料吗？”

“非常乐意。”

“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拿给您看。”

二人走进德·博维尔先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井然有序，每一卷档案材料都有编号，每个卷宗都在固定的格子里。总监请英国人坐到扶手椅上，把伊夫狱堡的囚犯花名册和材料摆在他面前，让他从容地翻阅，总监本人则退到屋角，坐下看报。

英国人很容易就查到了法里亚神父的档案材料。不过，他似乎对德·博维尔先生刚才讲的事极感兴趣，看了神父的档案之后，又往后翻阅，一直翻到埃德蒙·唐代斯的案卷：原材料齐全，有告密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愿书、德·维尔福先生的批语。他悄悄地把告密信折起来，塞进衣兜里。看了审讯记录，发现没有录上努瓦蒂埃的名字，又浏览了1815年4月10日的请愿书：莫雷尔无疑听从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出于好心，以为拿破仑既然在位，就夸大了唐代斯为帝国大业的效力，而经由维尔福签发，这种效力便确凿无疑了。这样，事情就完全清楚了。这份给拿破仑的请愿书，被维尔福扣下未发，到了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就成了检察官手中掌握的一件可怕武器。唐代斯翻阅档案，看到他名下的这份罪录，也就不再感到吃惊了：

埃德蒙·唐代斯，狂热的波拿巴党徒，积极参与逆贼从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秘密监禁，严加看管。

在这几行字的下方，有一行字笔体不同：

已阅，无能为力。

然而，对比括号里的罪录和莫雷尔请愿书，字迹显然出自同一手笔，肯定是维尔福写的。至于罪录下面的批语，英国人猜想是某位视察大员加上的：那位大员也许一时同情唐代斯的处境，但是鉴于上述罪录而又爱莫能助。

上面讲过，总监怕妨碍法里亚神父的弟子查阅材料，非常知趣地避开，坐在角落里看《白旗报》，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信塞进衣兜里，而那正是丹格拉尔在雷泽夫酒馆的凉棚下写的告密信，盖有马赛邮局2月27日晚6时的邮戳。不过，话又说回来，总监即使看到，不管觉得英国人的这种行为多么失礼，他也不会上前制止，因为他把那封信看得无足轻重，而把他那二十万法郎视为命根子。

“谢谢，”英国人哗啦哗啦合上档案，说道，“情况我已了解，现在该我履行诺言了：只要给我开一份债权转让书就行，说明您已收到现金，然后我就把钱如数付给您。”英国人说着，让出办公桌的座位，德·博维尔先生也不再客气，急忙坐下，写债权转让书，而英国人则在档案柜边上数钞票。 V1ddqT6goGHaY9MTz/QH2TH7D+xW3TrIGmYMFjPxrLvb4kIvr9+fxaMG897QvIHR